在紅軍長征隊伍中，有一位傳奇的外國人。他就是英國傳教士薄復禮（英文名勃沙特）。薄復禮曾被紅六軍團俘虜，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隨紅六軍團行軍。薄復禮應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所請翻譯的法文貴州地圖，對于紅六軍團轉戰黔東南發揮了重要作用。薄復禮1936年11月在倫敦出版的長篇自傳體回憶錄《神靈之手》（英文版），是西方首部介紹長征的專著，比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早了一年。

薄復禮被扣留后，擔任了紅軍的向導

薄復禮是瑞士人，隨父母移居英國，供職于基督教會。1922年10月，英國基督教會派25歲的勃沙特前往中國，在貴州鏡內鎮遠、黃平、遵義一帶傳教。勃沙特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他根據孔子講的“克己復禮”，取了中文名字“薄復禮”。

1934年8月，27歲的蕭克指揮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出發西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紅六軍團就突出蔣介石的重圍，直插湖南、廣西。兩省軍閥紛紛調集重兵，嚴防紅軍入境。根據敵情的變化，紅六軍團開始向貴州境內挺進。10月1日，紅六軍團攻取貴州黃平縣的舊州。舊州當時是一個縣城，還建有國民黨的軍用機場。在這里，紅軍戰士發現了一個教堂，并扣留了里面的西洋傳教士海曼。就在這一天，貴州鎮遠教堂瑞士籍傳教士薄復禮與妻子羅達自安順返回鎮遠，途中經過這里，與紅六軍團相遇，并被紅軍戰士作為帝國主義的間諜抓了起來。蕭克回憶說：“這時，我們正處在緊張的戰斗行軍階段，碰上這位不明身份的外國人，自然不能輕易放過，于是就把他和他的夫人等都扣留了。第二天，又把在舊州城內遇上的海曼牧師等人一并扣留。不過，我們很快查明了他們的身份，并立即把他們的家人釋放了。”

與薄復禮一起被扣的還有成邦慶等7名外國人質，他們被要求交納70萬元的贖金。蕭克等將領認為，外國傳教士有條件、有辦法幫助搞到藥品和經費，決定讓他們交納一定數量的贖金或與之相等價值的物品。蕭克說：“坦率地講，這時我們仍扣留他們兩人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需要的角度來考慮的。因為我們西征以來，轉戰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于無藥醫治。我們知道這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于是，我們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薄復禮等被移交到紅六軍團政治保衛局看押和審理，鑒于他們的特殊身份，由保衛局局長吳德峰、保衛局黨總支書記戚元德（吳德峰之妻）具體負責。薄復禮并不知道保衛局及其人員的名字和身份，故把吳德峰稱為“法官”或“吳法官”，對戚元德稱為“法官的妻子”。

對于紅軍提出的罰金等條件，教會出于政治等種種原因，總是作出不友好的回答且一拖再拖，在數目上也是討價還價，原定的70萬元贖金減到1萬元，最后教會聲稱可以提供6000元作為伙食費，而不是什么贖金。紅軍同樣出于政治等目的，“要教會低頭認罪、賠禮道歉、交納罰金或等價物品，哪怕是少量罰金或物品，只要說明問題性質，就立即放人，否則就必須刑滿到期才可以釋放”。

貴州道路崎嶇，紅軍整日行軍，有時夜里也不休息，薄復禮感到苦不堪言。不過在行軍途中，紅軍戰士格外照顧這位洋教士。他們把自己的鞋子脫下來給薄復禮穿，宿營時盡量讓他睡在用稻草鋪墊的床上，而自己卻睡在潮濕的地上。紅六軍團在向黔東北轉移的20天中，在黔東石阡一帶被國民黨各路重兵阻截，遭受嚴重損失，歷盡千辛萬苦，于10月24日在貴州印江木黃與紅二軍團勝利會師。不久一起轉移到湘西一帶。在湘西，薄復禮看見了紅二軍團軍團長賀龍，他想起他的一個朋友曾與賀龍有過交往，這個朋友叫貝克爾，在湘西芷江開辦一家醫院，貝克爾醫生曾治好過賀龍侄子的病，為此賀龍給貝克爾寫過一封感謝信。薄復禮于是立即寫信給好友貝克爾，請求他來說服賀龍將軍釋放自己。貝克爾收到信后，幾次派人帶信找賀龍洽談，但賀龍總是拒絕說：“你們不要寄希望于我同貝克爾先生往日的友情，在新的政權里，一切友情甚至家庭聯系，都要服從共產主義原則。”因此薄復禮未被釋放。

薄復禮應蕭克請求為紅軍翻譯法文貴州地圖

1934年10月2日，薄復禮承擔了給紅軍翻譯法文地圖的重任。在舊州的教堂中，蕭克發現了一張用外文標注的、測繪非常詳細的貴州省全圖，這對于紅六軍團今后的行動非常重要。當時，蕭克使用的是中學生地理課本上的20厘米地圖。獲得這張新地圖令蕭克十分興奮：“我們現在有了一張貴州地圖，真讓人高興。”蕭克讓兩位懂英文的同志辨認，但兩位同志說這不是英文，他們看不懂，并推薦傳教士薄復禮來解讀。

薄復禮到來后，告訴蕭克地圖是用法語標注的，并說自己可以翻譯。蕭克親自提著馬燈，指導薄復禮翻譯地圖。應蕭克的請求，薄復禮把地圖上重要的山脈、村鎮、河流等中文名稱譯出來，然后一一標注在地圖上。薄復禮在回憶此事時對蕭克將軍評價很高：“房子里已生起一堆炭火，這時年僅二十五歲的蕭克將軍把我叫去，請我為他翻一張法文版的貴州地圖。他相當熱情、開朗，是一個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將軍，正希望在貴州東部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蕭克也對薄復禮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蕭克對薄復禮的工作很滿意：“時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為這是一件不能遺忘的軍事活動。當時，我們在貴州轉戰，用的是舊中國中學課本上的地圖，三十二開本，只能看看省會、縣城、大市鎮的大概位置，山脈河流的大體走向，沒有戰術上的價值。當我們得到一張大地圖，薄復禮幫助譯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解決了我們一個大難題；同時，他在邊譯邊聊中，還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況，為我們決定部隊行動起了一定作用。他幫助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向導’。”在薄復禮的幫助下，蕭克了解了貴州省的地理、地形，并最終確定了和紅二軍團會師的路線。

從“洋鬼子”到“薄牧師”

在湘西期間，薄復禮繼續跟隨紅軍轉戰跋涉宿營，日子長了，對紅軍的觀察和了解逐漸增多。他發現紅軍非常注重文化學習和政治教育，娛樂活動也搞得有聲有色，而且紅軍隊伍不賭博、不抽鴉片，這使他大為驚訝和敬佩。紅軍嚴密的紀律和非凡的能力，讓薄復禮非常感動。他親眼看到每一個紅軍戰士都買賣公平，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損害人民群眾的一分利益。后來他回到昆明時曾對他的友人說：“如果農民都知道共產黨紅軍是怎樣的，就不會有人逃跑了。”這時紅軍指戰員對他的稱呼也逐漸改變，由開始的“大鼻子”、“洋鬼子”變成了“薄牧師”，甚至有人叫他“老薄”了。薄復禮改變了對紅軍的態度，多方寫信到上海、南京等地，為紅軍采購藥品，籌集經費。薄復禮還經常為紅軍翻譯外國報紙，有時還被請去為紅軍編織毛衣。薄復禮終于認識到，被國民黨和西方報紙稱為“匪徒”的這些人，原來是一群馬克思主義者，是以蘇聯為樣本的中國蘇維埃政權。對被紅軍拘押的經歷，薄復禮并不抱怨。1936年8月，薄復禮在昆明寫下一首小詩：“感謝‘被捕’，我的心得到了基督徒的愛。友誼和血的聯結，超過世間的一切。面對‘先賢’，我把熾熱的祈禱傾吐。恐懼、希望、追求，我得到寬慰和鼓舞。我們患難與共，我們共勉負重。為那珍貴的互助，我灑下深情的淚珠。”

1935年11月18日，負責營救的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牧師貝克爾派代表從永順縣城送來藥品、物資和錢，因為“貝克爾只送來了一半的錢”，紅軍只先期放了海曼。次日押著薄復禮繼續長征。18個月的刑期已滿后，薄復禮獲得自由。1936年4月12日，在紅二、六軍團兵分兩路向滇西疾進，逼近昆明時，蕭克決定釋放薄復禮，親自向薄復禮宣布了釋放令，并以“湘鄂川黔省肅反委員會”的名義為他開具了通行證。蕭克對薄復禮說：“你是一個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同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在中國設租界地，我們決定放你走。”貝克爾分析了紅軍釋放薄復禮的原因：“勃的最后自由和海曼一樣，是我們祈禱上帝的結果。紅軍為什么這么輕易地釋放了薄復禮？這很可能是想告訴人們：紅軍扣押外國人的目的并非綁票勒贖，錢對紅軍來說是非常次要的；重要的是，紅軍想以此警告外國人，紅軍不允許在中國傳播基督教。因為它使中國人民甘受痛苦，是人民精神的鴉片，是與他們高級的共產主義理論相悖的反動宗教。紅軍是想告訴世界各國，他們不允許基督教這種‘邪惡’的外國學說，阻礙他們正在自己土地上奮斗試驗的那種外國學說。”

臨行前，蕭克、王震、吳德峰為薄復禮餞行。蕭克告訴他，不反對他在離開紅軍后仍留在中國，甚至還可以辦一所學校。紅軍給薄復禮發了10塊銀元的路費，并告訴他如何前往昆明。薄復禮隨紅軍長征時間長達18個月，轉戰黔川鄂湘滇五省，行程達6000英里，成為紅軍長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參加者。薄復禮對這段歲月是難忘的，他“離開中國回到英國后對全世界說：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據蕭克回憶：“當時，我對傳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因為我們認為他們來中國是搞文化侵略的，所以，把他們當地主一樣看待，財產要沒收，拘留要贖金。但薄復禮與我合作翻譯地圖，后來，我們接觸的多一些，一起談過許多問題，一起搞過娛樂活動，一起利用長征途中的難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進一步了解，同時，我們對統一戰線的認識有進一步的提高，雖然仍沒有改變他所處的地位，但對他的印象似乎更好一點。1936年4月12日，我們在釋放他的時刻，不僅為他餞行，還給了他足夠的路費。”“薄復禮先生是被我們關押過的，但他不念舊惡，這種胸懷和態度值得敬佩，這種人也值得交往。”

離開紅軍隊伍后，薄復禮長期在貴州盤縣傳教，同時為當地群眾看病，并創辦“明恩小學”，招收信徒和窮人子女。薄復禮除了傳教外，還在盤縣當地為群眾看病和辦學。薄復禮使用的藥品，由貴陽內地會為其購置，有時，也使用草藥。他有一本英文版的草藥書，常愛不釋手地學習。1945年夏天，盤縣美軍兵站送過薄復禮許多藥品、物資。盤縣解放初，薄復禮曾幫助救治過許多解放軍的傷病員。有時，他一天要診治二三十人之多。

多角度報導長征的《神靈之手》

薄復禮離開紅軍去了昆明后，迫不及待地著手整理自己在紅軍中的那段親身經歷，他要把這些告訴人們、告訴世界。在他人的協助下，薄復禮寫出了一部傳奇紀實作品《神靈之手》。1936年11月，該書便由倫敦哈德爾-斯托頓公司出版發行，從而成為西方最早介紹紅軍長征的專著。12月，該書在英國脫銷，接著又發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該書被譯成法文，由瑞士艾莫爾出版社出版。1938年2月，埃德加?斯諾名著《西行漫記》的第二篇《去紅都的道路?賀龍二三事》中，薄復禮用第三者語氣較為客觀地簡要記述了自己在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的經歷。薄復禮回憶錄《神靈之手》是歐洲出版的第一本記述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自傳體長篇回憶錄，是作者離開紅六軍團后三個月內趕寫成的，具有很強的時效性、新鮮感。薄復禮站在中立者的立場，在書中客觀地描述了置身長征隊伍中這一時期的所見所聞。紅軍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史詩，這部報道紅軍長征的首創之作必然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是研究紅六軍團、紅二方面軍長征史的旁證實錄。這部書出了英文版、法文版，初版四十多年后又修訂重印了英文版、法文版。

目前，研究紅軍長征的黨史書籍和征集到的回憶資料不少，但在紅六軍團進入貴州舊州的具體時間上，所記均為大略時間，即“清晨”、“上午”等。而《神靈之手》一書的作者薄復禮是在離開紅軍隊伍后不久即寫成的，因此對一些事件的時間和情況就較為準確和生動具體。對紅六軍團進入舊州的時間，薄復禮寫道：“第二天（指薄復禮被俘的第二天，即十月二日），天蒙蒙亮，隊伍出發了。……不久，我們到達這座小城（舊州）的邊緣，并停在城外的地方待命。這時可以清楚地聽到前方的槍聲，上午九時，我們進入這座小城，被帶到一所房中休息。”可見，紅六軍團到達舊州時，是上午九時，比常說的“清晨”，“早晨”更具體、準確，為人們確認紅六軍團到達該地的具體時間提供了一個依據。

蕭克、王震指揮的紅六軍團與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三軍的會師，在我軍歷史上有重大的意義，它為策應中央紅軍突圍長征，創建新根據地打下了基礎。對于兩軍會師的情況，《神靈之手》第一章作了具體而生動的描寫：“這一天是紅軍會師的偉大日子，會場上萬人攢動，紅旗招展，我們與先到這里不久的賀龍紅二軍團合并。賀龍軍隊衣著更破爛，但軍帽和紅色標志卻十分明顯。他們的目的是合并起來組成一支更強大的力量。”從上下文可以看出，“這一天”是指1934年10月26日兩軍舉行會師慶祝大會的那天，即紅軍是在四川酉陽縣召開的會師慶祝大會。有學者認為，紅二、六軍團的會師是在貴州的木黃，當時“因木黃易攻難守，不宜久留，……兩軍首長在會師后協商隊伍要馬上開走。當天下午就開走了”。《神靈之手》反映出紅二、六兩軍團會師是在貴州木黃，而慶祝會師大會是在四川酉陽，對史學界爭論頗多的一個問題無疑提出了有力證據。

薄復禮用濃重的筆墨，真實而又詳盡描寫了紅軍長征日夜轉戰的艱苦生活。薄復禮感慨地說：“路，在中國的定義與英國略有不同。隨紅軍所走的路，有時幾乎只是前邊的人踏出的一條痕跡，說不上路，這種路，攀登尚可，最難的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險萬分。”“在進入云南后，部隊繼續向西南進發。飛機常常光臨，我們不得不東躲西藏，躲飛機又誤了行程，因而常常夜幕降臨，我們還在路上行軍，到了宿營地有時連飯都吃不上，只好餓著肚子睡覺。接連有好幾天，每天只吃一頓飯。”

薄復禮在行軍途中看到，這支衣衫襤褸但紀律嚴明的隊伍，“對窮人很好，即使在艱苦征途中仍時時不忘窮人”。正由于此，所到之處才受到民眾的衷心歡迎。“每天有很多人報名參軍”。薄復禮寫道：“我就是這樣在被迫中一點一點地認識了共產主義，并隨著時間而逐步加深。看到那驚人頑強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為之感慨萬千。”

在當時國內外反動派將中國工農紅軍宣傳為惡魔、食人生番的情況下，薄復禮的著作起到了宣傳紅軍、以正視聽的積極作用。在西方國家報刊都把紅軍誣稱為“匪徒”、“強盜”的情況下，薄復禮以他的親眼見聞告訴人們：“實際上，紅軍的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并在實踐著其原理，是另一種頻率和形式的蘇維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