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與作家蕭軍接觸不淺。蕭軍不是黨員，其特立獨行的個性，又遠非一般作家可比，再加上他對延安的一些現象深為不滿，如何與之相處，如何化解其牢騷，確屬棘手之事。

毛、蕭兩人第一次見面，就有點特別。1938年3月22日，毛澤東聽說蕭軍到了延安，想見又擔心造次，就派秘書和培元先行到招待所探望，并向蕭軍詢問：愿不愿去見毛澤東？蕭軍回答：我打算去五臺山打小鬼子，只是路過，住不了幾天，毛主席公務很忙，我就不去打擾他了。這個回答似也在理，但透出的傲氣容易給試探者帶來心理波折。毛澤東畢竟是大政治家，你不來我就去。他專程到延安招待所拜訪，還邀上丁玲、聶紺弩等蕭軍舊識相陪，一起吃了頓飯。席間話題主要談論魯迅。在毛澤東心目中，魯迅是現代中國的第一“圣人”，以如此禮節待蕭軍，自然是注重其“魯迅弟子”的身份和影響。

蕭軍1940年正式到延安，對延安的氛圍逐漸感到不適應，生出不少意見。一是不認同魯迅藝術學院周揚等人的文藝觀點，對周揚在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評他和羅烽、舒群等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的作家尤為不滿。二是認為延安存在著用人不公，對黨外知識分子有排斥，一些末流作家挾黨自重，一些文化機構的領導不懂文化。據蕭軍1941年8月12日日記記載，他為此當面對中組部部長陳云說：“你是負責組織工作的人，希望你對那些不被理解的人要讓他們有被理解的機會，究竟成問題到什么程度？要抽查，下面才不敢舞弊。”陳云表示蕭軍反映的一些事，“是他所沒想到的”。三是在個人生活方面，蕭軍也遇到一些不順，反映很激烈，比如在醫院為妻子看病事甚至動刀子打架。總的來看，他認為，“黨內：個性被銷磨，文章被機械批評，自動不寫了，投機份子以文章做工具。黨外：生活瑣碎，精神受壓抑”。

有這諸多煩心事，蕭軍萌生去意，決定離開延安到重慶。1941年7月15日，他給張聞天寫信提出借一萬元路費，又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當面談一次。蕭軍在日記中說，這樣做是為了“把一些事實反映上去，這對中國革命是有利的”，由此還可“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以決定我將來的態度和去留”。

毛澤東7月18日下午約談了蕭軍，自然是挽留。談話中，蕭軍先是表達了對周揚最近連載于《解放日報》的《文學與生活漫談》的不滿，還說他和羅烽、舒群、白朗、艾青諸人，聯名寫了一篇反批評文章寄給《解放日報》，結果被退了回來。毛澤東表示，《解放日報》不給登，你們就在自己辦的《文藝月報》上登。同時囑咐蕭軍把發表周揚文章的報紙和他們的反批評文章都寄給他。

據蕭軍日記，這次談話的范圍很廣，說到張作霖、張學良、瞿秋白、馮雪峰等人和事。說到魯迅時，毛澤東的“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這是個人性充足的人！”蕭軍講，“我看你如果不是從事政治，倒很可以成為一個文藝作家”，毛澤東笑著回答，“我是很喜歡文學的”。談到正題，蕭軍反映了他個人到延安后的一些經歷和感受，包括和別人動刀子打架的事，還說到延安一些作家精神不安，不能工作的狀態，諸如艾青的孩子死了等等。他提出的比較尖銳的意見有：黨組織的紀律與邊區政府的法令抵觸時，應該誰服從誰？對黨內的一些事，黨外人士可否批評？許多作家在延安寫不出東西的原因是什么？毛澤東的傾聽，讓蕭軍“起了好感”，在日記中說毛澤東“誠樸，人性純厚，客觀”。

這次談話后，蕭軍又兩次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一些情況。8月2日，毛澤東給蕭軍寫了封信，直率地表達了對他的一些看法：

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于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談一回。

這封信頗為講究。面對蕭軍總說別人不是，毛澤東沒有陷入具體評論，而是把化解其牢騷的鑰匙，伸向為人處事之道。文辭表達既不隱晦，不躲閃，指出毛病又甚為得體。信的開頭解釋沒有當面勸說的原因，是擔心“交淺言深”，徒生拘束、尷尬乃至隔閡，這是符合常情的理由。對蕭軍提出的意見，則整體上做一回應，承認延安確實存在需要改正的不盡人意的壞現象，表明重視他反映的情況。接下來指明蕭軍不善調理人我關系的性格毛病，才是該信的重點。毛澤東直告，要“安心立命”，必須“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否則沒有“出路”。話不在多，卻很有分量，且也是事實，切中蕭軍主觀上陷入痛苦的要害所在。接著評價蕭軍是“極坦白豪爽”之人，把蕭軍的弱點同他的正面性格聯系在一起，由此拉近雙方的距離。事實上，毛澤東早年也屬于坦白豪爽之人，他坦陳自己“論理執極端，論人喜苛評”，和此時的蕭軍并無大異，故對蕭軍的一些做法是能夠體會的。最后話鋒一轉，說正因為同你“談得來”，才做上述“提議”。

這封信的實際效果如何呢？蕭軍當天回信毛澤東：“承您誠懇地指出我的病根，這是值得鄭重感謝的！‘缺乏耐心’，‘走極端’，不善于調理‘人我關系’等等，這怕是我半生來在家庭在社會……碰釘子原因的大部分。因為釘子碰多了，就有了硬殼，因為被誤解被傷害太多了，就容易神經過敏，甚至總要提防著每個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劍！‘是朋友就伸出手來，是仇敵就拔出你的劍來罷’這幾乎成了我生活的信條。”“我是很羨慕你那樣從容寬闊的，但這一時是不容易學習的。”盡管沒有表示馬上改正自己的弱點，但畢竟意識到自己的性格弱點和常“碰釘子”的原因。有了這個態度，糾結于延安文藝界是非的心情，或許會稍稍釋然些吧。

毛澤東當然知道，做蕭軍這類文化人的工作，不能靠一封信劃上句號。8月10日晚上，他又約蕭軍談話，很自然地把溝通內容聚焦到蕭軍的性格上。蕭軍當天日記記載，毛澤東談到人是應該有個性的，不經過鍛煉人的純潔不可靠，還說自己不喜歡運動，《茶花女》這部小說可貴，等等。蕭軍提到張聞天批評他是“虛無主義者”，屬于“不對等”和“有失身份”的指責，心里很不服氣。毛澤東未做評判，反過來就所謂“戰斗”的問題給蕭軍兩條建議：一是針對敵人，保護革命者；一是針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目的是愛惜自己。意思是真正愛惜自己，就要克服自身弱點，這也是一場“戰斗”。蕭軍在日記中說，“我們這次談話是比第一次更透徹和隨便一些”。

由于蕭軍常為延安“文協”的作家們鳴不平，第二天傍晚，毛澤東特意到楊家溝半山腰“文協”住地看望他們，實際上是想深入了解蕭軍代表的這群作家的真實情況。當時蕭軍、艾青、韋熒、白朗、李又然在場，具體談了什么沒見記載，倒是蕭軍的日記再一次反映他喜歡臧否人物：“我把艾青對毛澤東約略介紹了一下，同時用幾句話打開這空氣，才開始談起來。艾總是想博得別人的同情，他講了一些外面孔祥熙的故事。還好，今天他還沒有過度表揚他自己，也沒提到他的詩。我知道，毛對于他是一無所知的。為了‘知識分子作叛徒’的問題我幾乎和他辯論起來，因為我看不慣他那討好缺乏正義感的樣子。”

由于此行沒有見到羅烽和舒群這兩位與蕭軍關系更近的作家，8月12日上午，毛澤東又邀約蕭軍夫婦、艾青夫婦，羅烽、白朗夫婦，以及舒群談文藝界的情況，還請來中組部部長陳云一道聽取反映。蕭軍在日記中說，“毛一直很興奮”，“耐心地聽，間或記上一筆”，大家“忘了隔閡”。中午毛澤東還留大家一起吃了頓飯。這次聚談，表明毛澤東下決心要解決文藝界存在的爭論，并且讓這些對延安文壇有些牢騷的人代他搜集相關材料。8月29日，毛澤東和胡喬木又找蕭軍談話，蕭軍日記說，毛澤東明確表示，“對于延安作風要作一番改變，黨已經作好了決定，對于過去的不正的黨風要給以教育和糾正，如：‘關門主義’‘主觀主義’等”。

到此，蕭軍大體已經服氣，感到中國共產黨對待黨外文化人是真心的，有誠意解決他們反映的問題。蕭軍此后不再提離開延安到重慶的事情，留下后也確實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為后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出了力氣。當然，他的有些過激觀點，遭致不少批評，算是人生經驗和教訓的積累吧。

回述這段往事，在領導干部如何化解紛爭，做好當事人思想工作方面，有些經驗值得體會。

第一，誠意交流，取得信任。

通過做人的思想工作來化解紛爭，是領導干部經常碰到的事。如果立意不誠，虛以應付，甚至著意掩蓋，矛盾終究會積累起來，小問題可能變成大問題。毛澤東化解蕭軍人我關系沖突以及對延安一些現象的意見，起意很誠，決心不小，因而有不厭其煩的交流之舉。

毛澤東的交流之法，也頗為有道。一是設身處地，換位思考，哪怕對蕭軍不無偏頗或激烈的訴說，也耐心傾聽，突顯包容。比如說到蕭軍動刀子打架事，毛澤東給他臺階下：“你這動刀子，恐怕也是沒得辦法了吧？”還表示，“我覺得同你談得來”。這讓蕭軍幾番稱贊毛澤東“從容寬闊”，“人性純厚，客觀”，是可以親近的。二是交流中不是就事論事，甚至是無所不談。如果專門就事論事地談，目的性太強，對方或在情緒上便有抵觸，不易說得通。因為隨便談，比如談張作霖、張學良、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甚至談到法國小說《茶花女》，談自己喜歡文學，不愛運動等等。無所不談的交流很容易轉化為彼此間接觸的興味，甚至是意氣相投的信任，適時提出某些批評，蕭軍也容易聽得進去。

第二，直面個性，指明弱點。

蕭軍為人處事，說起來確有些“刺頭”。他的不滿和牢騷，對一些人和事的看法，不能說沒有偏激的地方。但人的性格大都有積極和消極兩面。蕭軍自我解剖是“容易神經過敏，甚至總要提防著每個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劍”，由此，常常自視甚高，言行卓而不群，遇事不忍耐且反應激烈；從積極面看，他有正義感，有理想，求進步，俠氣豪爽，敢做敢擔。人生的胡同總是從某一個點上開始通達或阻塞的，化解蕭軍和別人的紛爭以及他的心結牢騷，不找到這個點不行。毛澤東不做好好先生，不順從遷就，而是直面其性格弱點，抑制其消極面的點（看問題絕對，不擅調理人我關系等），希望他“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否則不會走出阻塞的人生胡同，不能“安心立命”。把性格和命運的關系，說得這樣直白，自會撞擊當事人的心扉。若是聽得進、能消化，就不至于把紛爭看成天大的事，還可終身受用。

第三，化解牢騷，分類處理。

做蕭軍這類人的思想工作，最終要拿出說法和辦法以解決實際問題，否則，他不會罷休，更不會轉化認識。對此，毛澤東一開始就很明確，而且是頗有章法地分類處理。對蕭軍個人生活的訴求，能解決的當即表態，如借一萬元路費之事。對蕭軍反映的一些組織人事工作上的不妥，則把中組部部長陳云請來一道傾聽，陳云也當面表示，有些事過去疏忽了，要認真處理。最難辦的是蕭軍等人有關文藝觀點上的爭論和對延安一些現象的不滿，這種事涉及面廣，毛澤東處理起來比較謹慎。他不是就事論事，而是由此及彼從更大范圍、更高角度來調查處理。他先是鼓勵蕭軍把反批評文章公開發表出來，又找其他作家聽取意見，還多次委托他們幫助搜集更多材料，以便于自己深入了解延安文藝界的實際情況。

這些事情做足后，毛澤東向蕭軍表示，“對于延安作風要作一番改變，黨已經作好了決定”。

這應該是指1941年9月開始的延安高級干部的整風運動。毛澤東9月1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現象時，專門舉了“延安的學校中、文化人中”的現象，顯然與他在蕭軍等人那里聽到的反映有關。1942年3月中旬，《解放日報》發表多篇社論，提倡發揚民主，反對黨員的孤立主義傾向，毛澤東甚至還為蕭軍寫的《論同志之“愛”與“耐”》潤筆修改。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延安文藝界普遍存在的問題和分歧得到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