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

　　新九閱悉：

　　接十一月祖父冥壽期，由葆（指袁葆華——引者注）代筆之信，甚為感慰。我承你祖父之命，撫你為嗣，其中情節，誰也難得揣料。惟至此時，或者也有人料得到了！現在我不妨說一說給你聽：一、因你身瘠弱，將來只可作輕松一點的工作；二、將桃媳早收進來；三、你只能過鄉村永久的生活，可待你母親終老。至于我本身，當你過繼結婚時，即已當親友聲明，我是絕對不靠你給養的。且我絕對不是我一家一鄉的人，我的人生觀，絕不是想安居鄉里以善終的，絕對不能為一身一家謀升官發財以愚懦子孫的。此數言請你注意。我掛念你母親，并非怕她餓死、凍死、慘死，只怕她不得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不生不死的乞人憐憫，只知泣涕。我現在不說高深的理論，只說一點可做的事實罷了。1.深耕易耨的作一點田土；2.每日總要有點蔬菜吃；3.打長要準備三個月的柴火；4.打長要喂一個豬；5.看相、算命、求神、問卦，及一切用香燭錢紙的事（敬祖亦在內），一切廢除；6.凡親戚朋友，站在幫助解救疾病死亡、天災人禍的觀點上去行動，絕對不要作些虛偽的應酬；7.凡你耳目所能聽見的，手足所能行動的，你就應當不延挨、不畏難的去做，如我及芳賓等你不能顧及的，就不要操空心了；8.絕對不要向人乞憐、訴苦；9.凡一次遇見你大伯、三伯、周姑丈、袁姊夫、陳一哥等，要就如何做人、持家、待友、耕種、畜牧、事母、教子諸法，每一月要到周姑丈處走問一次，每半月到大伯、七嬸處走一次，每一次到你七嬸處，就要替她擔水、提柴、買零碎東西才走，十九女可常請你母親帶了，你三伯發火時你不要怕，要近前去解釋、去慰問；10.你自己要學算、寫字、看書、打拳、打鳥槍、吹笛、扯琴、唱歌。夠了！不要忘記呀！我（你）接此信后，要請葆華來（要你母親自己講，她的口氣，我認得的），請她寫一些零碎的事給我。

　　父

　　二月三號（十二月二十三日）筆

　　這是1929年2月3日（農歷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何叔衡從莫斯科寫給兒子何新九的一封家書。1928年，何叔衡受黨組織派遣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會后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開始了為期兩年的學習。在千里之外的異國他鄉，何叔衡十分惦念家中的親人，關心著家里的一切，在信中用樸實的語言表達著他的關愛之情。

　　何新九是何叔衡的養子。1898年，22歲的何叔衡與袁少娥結為夫妻。袁少娥比何叔衡大3歲，沒有讀過書，不識字。她雖是文盲，卻通情達理，勤勞儉樸。二人雖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但是婚后夫妻感情甚篤。然而，命途多舛，他倆所生的兩個男孩都不幸夭折，只留下兩個女兒，1908年袁少娥又生了一個女孩，父親及親朋友人怕何叔衡絕后，聯合起來勸他納“二房”，以延續何家香火。這在當時的社會是十分平常的事，但何叔衡堅決不答應，說女孩也一樣是傳代人，并以實際行動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封建倫理發起挑戰，他將剛出生的三女兒取名實嗣，意為何家的實際繼承人。后來實在不愿太過違逆父親延續何家香火的心愿，便將侄子何新九過繼為子。這一點，何叔衡在這封信中向兒子作了明確說明：“我承你祖父之命，撫你為嗣。”并且，他還向何新九進一步解釋了過繼他的3條緣由，既有何新九自身的身體原因，也有為何新九成家立業的考慮，還有對他侍母終老的期望。如此簡明直接地向養子坦白自己的心跡，一方面反映了何叔衡坦坦蕩蕩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可使何新九明白父親的心意，拉近父子二人的關系。

　　何新九雖然是何叔衡遵從父命過繼來的養子，但是何叔衡對他的教育卻很耐心、細致，認真負責。信中給何新九交代的10件事情，看似很瑣碎，但都是日常生活中做人做事的方法和原則。第一，做事要未雨綢繆，為長遠打算。何叔衡在信中囑咐新九的“深耕易耨的作一點田土”“打長要準備三個月的柴火”“打長要喂一個豬”等，都是為較長一段時間的生活做準備的，以備不時之需。第二，反對一切封建迷信。何叔衡要求何新九在家里廢除包括敬祖在內的“看相、算命、求神、問卦及一切用香燭錢紙的事”，這與他一貫地反對封建禮教、倡導新文化的思想是一致的。第三，真誠地對待親戚朋友。何叔衡教導兒子對親戚朋友，“絕對不要作虛偽的應酬”，而是在親戚朋友遇到困難的時候，特別是在遇到“疾病死亡、非難橫禍”的時候去幫助他們渡過難關，要做雪中送炭的人，而不是虛與委蛇的人。第四，敢于去做，敢于去嘗試。何叔衡鼓勵兒子，“凡你耳目所能聽見的，手足所能行動的”，就要勇敢地去做，去嘗試，不要“延挨”“畏難”。第五，要堅強地面對生活。何叔衡告誡兒子“絕對不要向人乞憐、訴苦”，因為這樣是毫無意義的，是懦弱的表現。第六，多向長輩學習，孝順長輩。何叔衡教導兒子向經驗豐富的長輩學習“如何做人、持家、待友、耕種、畜牧、事母、教子諸法”，同時要孝順長輩，為長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七，豐富自己的日常生活。何叔衡囑咐兒子平時要“學算、寫字、看書、打拳、打鳥槍、吹笛、扯琴、唱歌”，從學習文化知識、加強身體鍛煉和陶冶藝術情操等方面來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盡管何叔衡說“我現在不說高深的理論，只說一點可做的事情罷了”，但實際上這些“可做的事情”卻蘊含著“高深的理論”。

　　此信雖然是寫給兒子何新九的，但字里行間也流露出何叔衡對妻子袁少娥的關心和愛戀。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何叔衡也常惦記著家中辛勤勞動的賢妻，并設身處地地為她考慮，包括過繼何新九，也是因為他“只能過鄉村永久的生活，可待你母親終老”。何叔衡的3個女兒，除了長女何實懿嫁在當地的一戶普通農家，二女兒何實山和三女兒何實嗣都在他的影響下參加了革命，在充滿白色恐怖的年代，父女三人隨時可能為革命獻出生命。長期在外無法陪伴妻子，反而還讓妻子時常擔心自己和女兒們的安危，何叔衡心里充滿了歉疚。他還曾經寫信向妻子表示說：“我是要永遠對得起我的骨肉和您的啊！……我要問您，假使我遭了危險，您還是求死呢？還是求生呢？請您答復我。”所以，他對妻子的掛念，“并非怕她餓死、凍死、慘死，只怕她不得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不生不死的乞人憐憫，只知泣涕”。盡管有長女可以時常回家探望母親，但他還希望兒子何新九也能夠給母親多一點關心和陪伴，從精神上慰藉母親。他多么體諒妻子啊！難怪毛澤東稱贊他：“何胡子是一堆感情。”同時，在何叔衡心里，妻子并不是一個沒文化的勞動婦女，而是一個貼心人。在信的最后，他交代兒子，讓妻子請別人代筆給自己寫幾句話來，講一些零碎的事，還特別說明妻子的口氣，他是認得的。濃濃的愛意躍然紙上，伉儷情深，讀之令人動容。

　　寫這封家書的時候，寧鄉杓子沖老家的日子日見艱難，農事全靠何新九支撐著。由于何叔衡父女三人長期在外鬧革命，家里人不僅要忍受生活的艱難，還要忍受地方反動落后豪紳們的迫害、歧視和一些人的白眼。最重要的是，袁少娥無時無刻不牽掛著何叔衡父女的安全，但又無法勸他們放棄革命工作回家來，因為她明白丈夫的心志，“絕對不是我一家一鄉的人”“絕不是想安居鄉里以善終的”。

　　1913年春，已37歲的何叔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翌年合并入省立第一師范），成為該校年紀最大的學生。學校校長陳夙荒問他：“你這么大的年紀還來當學生干什么？”他說：“深居窮鄉僻壤，風氣不開，外事不知，耽誤了青春。舊學根底淺，新學才啟蒙，急盼求新學，想為國為民出力。”從此，何叔衡遠離家鄉，走向更廣闊的革命天地。

　　一師畢業后，父親和妻子都希望他回到家鄉去教書。何叔衡認為，現在是“世道乖漓，人心澆薄”，要改變這個世道，決不能株守家園。于是，他選擇到長沙市內的中學任教，又擔任了省通俗教育館館長，利用這一職務傳播新文化、新思想。1918年毛澤東等發起組織“新民學會”，何叔衡作為年齡最大的成員加入且處事老練，毛澤東的評價是“叔衡辦事，可當大局”。1921年7月，他與毛澤東一起去上海參加了中共一大。一大后，毛、何二人回湘，建立中共湘區委員會。為掩護活動，二人又發起建立湖南自修大學，招收有志青年業余前來學習。這一學校被軍閥封閉后，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學校并任校長，一度名滿三湘，并在校內引導不少人秘密參加了黨組織。

　　1927年長沙“馬日事變”發生后，何叔衡在寧鄉聽到消息，不僅沒有畏縮躲避，反而以赴湯蹈火的勇氣，直奔白色恐怖籠罩下的長沙尋找黨組織。旋即，自稱“忘家客”的何叔衡被組織派往莫斯科，后進入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此時他已年過半百，但為了革命需要，他刻苦學習，有時為了熟記一個俄語單詞，要讀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譽為“在學習上永不疲倦的人”，最終學通了俄語。1930年他回國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難同志的全國互濟會負責人。1931年他又進入江西瑞金，先后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執行委員、最高法院院長等職，后因他不贊成過“左”的肅反政策，尤其反對過多地判死刑，被指責為右傾而被撤銷全部職務。

　　1934年秋紅軍長征，未帶何叔衡這位年近花甲的建黨元老隨隊，留他在當地幫助鄉政府做動員工作。何叔衡心里雖失望和難過，但仍然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每日拄一根拐棍，口無怨言地早出晚歸。1935年初中央蘇區陷落，組織上決定讓何叔衡轉移去閩西，再經廣東、香港去上海從事白區工作，同行的有瞿秋白、鄧子恢等。他們一行于2月24日到達福建上杭縣濯田區水口鎮附近的小徑村時，被敵匪發覺包圍。為了不拖累部隊，他縱身跳下懸崖，身負重傷，躺倒在山下的一塊水田里，被兩個匪兵發現，以為他已身死，在搜他身時，何叔衡奮力反抗，被匪兵連擊兩槍，壯烈犧牲，實踐了他生前“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何叔衡在家書中說：“絕對不能為一身一家謀升官發財以愚懦子孫。”這充滿豪情壯志、擲地有聲的話語，是何叔衡留給后人的，也成為何氏一門重要的家訓。大女兒何實懿，雖然一輩子都沒有走出沙田，也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事跡，但他繼承了父親的秉性，甘為革命充當后盾，盡心照顧母親、爺爺，為這個革命家庭默默奉獻了一生。1932年春夏之交，何實懿不慎感染風寒，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小山村一病不起，不久后便不治身亡，年僅29歲。二女兒何實山、三女兒何實嗣追隨父親參加革命，也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何實山的第一任丈夫，時任中共湘東南特委書記的夏尺冰由于叛徒告密而于1931年在長沙被捕，后被敵人殺害，年僅27歲；何實嗣為傾注全力獻身革命，將三兒子送進育嬰堂，以后再也未能找回來，1937年又因環境險惡失去已滿6歲的二兒子；何實山、何實嗣兩人也曾被捕入獄，但都經受住了考驗，表現堅定。接連的打擊和殘酷的斗爭并未擊垮何實山和何實嗣，她們化悲痛為力量，繼續積極做好革命工作，踐行著父親對她們的教誨：“一個共產黨員就是要堅決和敵人斗，流血犧牲是難免的，不要庸庸碌碌地老死在病床上，而是為革命死在大馬路上。”

　　兒子何新九及其后代都留在老家務農，曾孫何盛明、何光華等人都是憨厚淳樸的農民，何盛明這一輩的子女也大都已成年，雖然大部分進城務工，但身份還是杓子沖村的村民。何氏后代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著何叔衡的精神和教誨，始終堅持靠自己的勞動自食其力，踏實做人做事，保持勤勉的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