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能打獵，下水能摸魚，出門能談判，回家能做飯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趙子龍、秦叔寶。”有學者這樣評價國務院前副總理耿飚。

作為長征時期紅軍一位著名的指揮官，他率部戰湘江、渡烏江、強攻婁山關、四渡赤水河，被譽為“鐵軍團長”。在人民網“長征后來人”節目錄制現場，耿飚的女兒耿瑩講述了父親的長征故事。

“只要讓我干革命，沒有堂客也成!”

耿飚帶領的紅四團是長征的先頭部隊，長征第一步就是他們邁出的。

紅軍出發前，耿飚正患瘧疾，發高燒、打寒顫。耿瑩說，領導曾準備讓父親留在地方養病，可他說自己是指揮員，怎么能留在后方。他“軟纏硬磨”，終于得到批準，帶病參加“轉移”。

在湖南天堂圩偶遇一位神醫，神醫有一祖傳秘方，可以藥到病除，不過毒性太大，會致人脫發毀容，討不到堂客（老婆），祖宗傳下話來不許輕易使用。耿飚笑說不怕，“只要讓我干革命，沒有堂客也成!”神醫給他配了一副秘方，囑咐他不可再傳。耿飚痊愈后，嚴守諾言，終生也沒有公布那個藥方。

“每每回想此事，父親感慨無限，我們革命事業的勝利，有著多少人民群眾的心血啊！”

因為慘烈，父親不愿回憶湘江戰役

我們小時候都纏著父親講打仗的故事，講長征的故事，老人不愿意講，因為他一開口就感覺他的腦海里有千千萬萬個戰友的魂、戰友的聲音。

“我父親說，翻雪山開始有戰士倒下了，大家還圍著他哭，給他埋葬。后來埋都來不及埋，哭都來不及哭。”

父親是湖南人，很喜歡吃魚，但是絕不吃湘江的魚。為什么不吃湘江的魚？因為湘江戰役太慘烈了，多少戰友的血都流在湘江，湘江的水都是紅的。

耿飚在回憶錄中寫道：尖峰嶺失守，我們處于三面包圍之中。敵人直接從我側翼的公路上，以寬大正面展開突擊。我團一營與敵人撕殺成一團，本來正在陣地中間的團指揮所，成了前沿。七八個敵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體，直接竄到了指揮所前面，我組織團部人員猛甩手榴彈，打退一批又鉆出一批。警衛員楊力一邊用身體護住我，一邊向敵人射擊，連聲叫我快走。我大喊一聲:“拿馬刀來！”率領他們撲過去格斗。收拾完這股敵人（約一個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漿，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嘔。

父親心里始終裝著人民

長征的道路，是靠著紅軍戰士一步步走過來的，從30萬人到3萬人，這樣的數字對比，顯示的是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泣血故事——爬雪山，過草地，鉆密林，渡大河，一路上，紅軍戰士用犧牲鋪就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

耿瑩不滿一歲就跟著父親南征北戰，父親的馬兜子便是兒時的搖籃。“每打完一仗，父親的習慣動作就是摸摸馬兜，知道我安然，便繼續前行。有一次打仗，警衛員把我放在戰壕里，忘了帶走。”跑出兩里地后，耿飚發現女兒不在，但默不作聲。“在父親看來，戰士比女兒更寶貴，他不能犧牲了女兒，再搭上一個戰士。”如果不是馬夫堅持回去救耿瑩，她也許就夭折了。“直到上世紀90年代父親住在醫院的最后時刻，他才流淚告訴我這段經歷。”

“爸爸從未離開過我們。”耿瑩說，父親心里始終裝著人民，他們這一代人真的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現在年輕人喜歡體驗極限。人類的極限在哪里？誰體驗過？只有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中國的共產黨人體驗過，長征就是這個極限。他們并沒有超人的體力，而是用超人的意志力，跋涉過了萬水千山。

“去年的9·3閱兵，當飛機飛過人民英雄紀念碑，那是給父親和千千萬萬的中國英雄看的。我想他們在天之靈，應該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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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同志生平

1909年8月26日，耿飚生于湖南一戶貧苦農民家庭，13歲到鉛鋅礦當童工，積極參加工人的罷工斗爭，1925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8年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9月，率領游擊隊參加紅軍。1948年5月任華北軍區第2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率部參加平津戰役、太原戰役、寧夏戰役。

1950年初，被調到外交部工作。1971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78年3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79年1月，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1981年3月任國防部長。1982年5月任國務委員。2000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