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因為這是制定國際國內方針政策的重要前提。《毛澤東年譜（1949—1976）》在這方面披露了大量豐富材料，非常清晰地展示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應對及變化。重溫毛澤東的這種思考和應對，對于我們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國防軍隊建設，扎實推進軍事斗爭準備的指示，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

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毛澤東為防止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有一個比較和平的國際環境進行了多方努力，以便能夠保證集中力量進行國內建設。建國伊始，毛澤東高度警惕帝國主義入侵和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到朝鮮戰爭勝利后，毛澤東得出一個基本判斷：世界戰爭大體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來，爭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1956年，他又作出新的世界大戰可能會推遲三四十年甚至根本打不起來的判斷。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這是毛澤東爭取國際和平環境的重大外交活動。他對斯大林表示：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問題。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時間，以便用來把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和穩定國內局勢。斯大林認為：中國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戰爭威脅。日本還沒有站穩腳跟，它對戰爭沒有準備好；美國盡管叫喊戰爭，但它最怕戰爭；歐洲各國被戰爭嚇怕了。如果我們齊心協力，不僅能夠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夠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和平。（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毛澤東這次訪問蘇聯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第一條規定：“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于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92頁。）這對于防止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保障新中國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義。1950年4月10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講到《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說：中蘇條約訂下來，就有了依靠，我們可以放手搞經濟建設。外交上也有利。為建設，也為外交，而外交也是為建設。（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92頁。）

作為正在領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新生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把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作為頭等大事來思考。他認為，戰爭還是和平，這是一個根本性質的問題，對此必須有一個正確的判斷。盡管有了中蘇同盟，但并沒有排除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他更多地強調，世界戰爭在幾年內打不起來。1950年，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作報告分析國際形勢，指出：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當時，人們最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場局部戰爭會不會因為美國插手而引發新的世界大戰。一開始，毛澤東也有“美帝國主義也可能在今天要亂來”的擔心，但他同時也估計到了美國要發動世界戰爭的困難。1950年9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說：由于美國的干涉，朝鮮戰爭將走向持久的局面。美帝國主義在今天是有許多困難的，內部爭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運輸路線太遠，隔著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斗力太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184、185頁。）

經過兩年多的觀察，到1952年，毛澤東作出了朝鮮戰爭不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判斷。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擴大）會議上談到朝鮮戰爭美國人為什么會停戰講和時說：因為長期打下去對美國很不利。一、要死人；二、要用錢；三、他們國際國內都有難以克服的矛盾；四、還有一個戰略問題，美國的戰略重點是歐洲。說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嚇唬人的。基于這種判斷，毛澤東認為：“我們要爭取十年功夫建設工業，打下鞏固的基礎。”（《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582頁。）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總結抗美援朝的意義時，更是明確指出：抗美援朝的勝利，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頁。）

有了對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就可以規劃國內的和平建設事業了。1952年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同他對于國際國內形勢的分析和判斷是分不開的。他估計，世界戰爭大體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來，爭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進一步驗證了毛澤東的這種判斷。參加1954年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登上世界舞臺。由于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的成功外交實踐，使得國際和平力量有所增強，國際形勢進一步緩和，新中國的國際威望進一步提高。朝鮮戰爭結束以后同美國矛盾日益明顯的英、法等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一些轉變。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外交政策及時作出了重大調整。這集中體現在1954年7月7日和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全國政協常委會上的兩次講話中。毛澤東說：現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們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主要還是那里頭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毛澤東還提出了“與英國改善關系，爭取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爭取與法國改善關系，建立邦交”“團結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內），孤立和分化美國”等有關外交工作的設想。（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56、258頁。）

1956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國內國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內，隨著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中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著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轉變。在國際上，正如中共八大所指出的：“世界局勢正在趨向和緩，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經開始有了實現的可能。”中國同周邊的睦鄰友好關系正在建立，和西方大國的和解及貿易往來在逐步發展，美國遏制和孤立中國的政策受到有效的制約，就連美國也開始同中國政府進行外交接觸。主張和平，反對戰爭，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基于對國際形勢的這種判斷，毛澤東在1956年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了新的估計：第三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間隔時間也許會延長，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根本就打不起來。這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第一書記烏布利希。當談到西德有無打仗的可能時，毛澤東說：東面有華沙條約，這面墻碰不得。要么向西，打法國，但也有一座高墻，就是美國。東西都不好碰。這個時間至少可以爭取十五年。毛澤東還說：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間隔時間還要延長，也許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十、四十年；第二種可能，根本不能打。（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632頁。）

1958年，為反對美國干涉屬于中國內政的臺灣問題，中共中央決定炮擊金門。炮擊金門會不會引發中美戰爭？這引起各方關注。毛澤東對此有清醒的估計。9月8日，越共中央總書記胡志明致電毛澤東，詢問可不可能發生美華戰爭。毛澤東回復說：“美國人怕打仗，就目前說，很少可能大打起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445頁。）

1959年10月18日，毛澤東在頤年堂會見日本共產黨中央主席野坂參三，進一步分析了世界大戰暫時打不起來的原因。他說：西方統治集團，比如美國集團、英國集團的大部分，都對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抱有恐懼。他們的困難比我們更多。我們利用他們的困難爭取和平時間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時間不會是很短的，爭取比較長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團結的，陣營加強了。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已不是那么容易了。從總的情況來看，形勢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爭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假如這種情況實現了，那時要打世界大戰，他們就比現在更加困難了。毛澤東還具體分析了美國、日本、西德等國的情況，指出：美國冒險集團在目前發動侵略戰爭還是有困難的，因為他們還沒有準備好。西德和日本處在美國的控制之下，要發動戰爭不那么容易。（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218頁。）

以上是整個50年代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與估計。應當說，這種估計是符合實際的。

二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中國周邊環境日趨險惡。東邊，是美國支持的臺灣當局叫囂反攻大陸；南面，先是中印邊界武裝沖突，后又有美國侵略越南；北邊，中蘇關系由盟友逐步走向敵對，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在這種國際環境下，毛澤東對戰爭的威脅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作了相應的戰略謀劃和應對準備，提出了要爭取和平，但不怕戰爭，要準備打仗，從物質上和精神上兩方面做好準備等應對戰爭的戰略思想。

這一時期，有這樣幾件大事不能不影響到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和應對。

第一件大事，是1960年5月1日，美國派U—2型飛機侵入蘇聯領空，進行間諜活動，被蘇聯擊落。5月16日蘇、美、英、法四國政府首腦在巴黎召開會議，討論蘇美在歐洲進一步緩和關系和尋求解決重大國際問題的途徑。會議期間，赫魯曉夫要求艾森豪威爾對美國U—2型間諜飛機侵入蘇聯領空事件公開道歉，遭到拒絕后退出會議，四國首腦會議宣告流產。

這件事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國際局勢驟然緊張起來，國際共運內部也出現一些思想混亂，甚至有人說這是“大戰前夜”。

這件事也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他對美國的這種侵略行徑非常憤慨，進一步看清了美帝國主義在和平問題上的虛偽。5月9日，他會見伊拉克文化代表團和工人代表團時說：美國人講得好聽，說要和平共處，愛好和平，可是最近5月1日美國飛機侵入蘇聯內地，偵察蘇聯軍事基地，他們就是這樣講和平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91頁。）5天后，毛澤東會見日本等四國訪華代表團時又說：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國主義在虛偽的和平幌子下所進行的準備侵略戰爭的真面目，進一步向全世界證明了這樣的真理：對帝國主義不應當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94頁。）

對于有人說這件事是“大戰的前夜”，毛澤東保持了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不必太悲觀”，依然維持“兩種可能”的判斷，有持久和平的可能，也有戰爭的可能。但是，從毛澤東的談話中還是可以看出，這件事對他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判斷，多少還是有些影響，這表現在他對戰爭發生的可能性的估計比以前要重了，警惕性更高了。5月8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艾森豪威爾因為沒有準備好，又看到我們力量大，不敢打世界大戰。但是也很難說，有兩個可能：一是有爭取持久和平的可能，要為此而奮斗；另有一個可能是還有大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90頁。）5月21日晚，毛澤東同金日成會談時說：“意大利共產黨說，大戰就要爆發了，陶里亞蒂他們悲觀起來了。當然，也有可能打起來，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還沒有武裝好。我看不必悲觀，自然也要警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98—399頁。）次日，毛澤東又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說：帝國主義本性是不會變的，因此有兩種可能，現在是和平時期，將來有戰爭的可能。（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99頁。）

影響毛澤東關于戰爭與和平思考和應對的第二件大事，是1961年美國發動的侵略越南的戰爭步步升級。1964年8月2日和4日，美國制造所謂“東京灣事件”，以此為借口在8月5日悍然轟炸越南北方，跨過它自己宣布的“戰爭邊緣”，走上擴大越南戰爭的危險道路，構成對中國的直接威脅。

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對國家的安全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密切注視著越南戰爭的發展。美國8月5日派出海軍飛機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突然襲擊的消息傳來后，中國政府在8月6日發表聲明，對美國的侵略行徑提出警告。指出：“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決不會坐視不救。”毛澤東在當天審閱了這個聲明稿。此前，毛澤東本來計劃將沿黃河考察，有關方面也做好了這個準備。但形勢的突然變化，使毛澤東不能不放棄他的這個計劃。他在聲明稿上的批示中說：“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頁。）

8月12日，毛澤東把羅瑞卿5月25日報送的總參謀部起草的關于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找出來批閱。報告說：我們對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專門進行了調查研究，從接觸到的幾個方面來看，問題很多，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報告建議由國務院組織一個專案小組，根據國家經濟的可能情況，研究采取一些切實可靠的積極措施，防備敵人的突然襲擊。毛澤東閱后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實施。國務院組織專案小組，已經成立、開始工作沒有？”（《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84頁。）

毛澤東的這個批復耐人尋味。總參的這個報告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的，羅瑞卿在5月25日就報送給毛澤東了。毛澤東在兩個多月后的8月12日才批復，足以見出毛澤東在應對戰爭威脅問題上是反復慎重考慮的，也看出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的舉動對毛澤東的觸動。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召集有關方面負責人開會研究落實。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三人聯名提議，國務院負責這項工作的專案小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組成，李富春任組長，薄一波、羅瑞卿任副組長。恢復人民防空委員會，仍由周恩來總理任主席。毛澤東表示贊同。

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聽取薄一波關于計劃工作的匯報。毛澤東著重談了在中央的戰略方針下工業的重新布局問題。他說：現在沿海搞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線也好嘛！二線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陜西、江西、吉林、內蒙，四川、云南、貴州是三線，都可以搬去嘛！要好好地研究、學習斯大林的經驗教訓，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這就是教訓。一線要搬家，二線、三線要加強。（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91頁。）

10月22日，毛澤東批閱中共廣東省委關于國防工業和三線備戰工作向中南局并中央的請示報告。報告說：美帝國主義目前正在積極準備擴大對越南北方發動的侵略戰爭，廣東省加緊進行戰備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報告同時提出了加速地方軍事工業的建設、從廣州等前沿城市中遷建部分民用工業到三線去、加強國防公路和國防通訊網的建設等具體意見。毛澤東閱后批示：廣東省是動起來了，是否可以將此報告轉發第一線和第二線各省，叫他們也討論一下自己的第三線問題，并向中央提出一個合乎他們具體情況的報告。毛澤東還表示：這樣可以解決一個長遠的戰略性的大問題。現在不為，后悔無及。（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22—423頁。）

在1964年到1965年大部分時間里，毛澤東談得多的是如何應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和備戰問題。他對戰備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線建設問題、作戰方針和作戰方法問題、后勤保障問題等，要求地方抓軍事。在這方面《毛澤東年譜（1949—1976）》有大量詳細記載。比如，1965年，毛澤東在1月23日的談話中說：“兩個陣地，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三線建設要抓緊，就是同帝國主義爭時間，同修正主義爭時間。”（《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73頁。）在3月22日的談話中說：“要打就早點打，趁我們還活著打完這一仗。”“要準備今年、明年、后年打仗。”（《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87頁。）在4月11日的談話中說：“美國也許向我們挑釁，我們正作準備。它要打，你有什么辦法？只有打。怕打仗解決不了問題，不怕打仗也許好一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90頁。）在6月26日同汪東興的談話中說：“有人想三線建設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國主義不會等你的。它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等你建設起來才打？也可能建設不起來就打，也可能建設起來又不打，要有兩手準備。”（《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04頁。）

上世紀60年代，蘇聯對我國的嚴重軍事威脅，也是影響毛澤東思考和應對戰爭威脅的重要事件。進入60年代以來，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日趨惡化。蘇聯以重兵集結在中蘇和中蒙邊境，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特別是1969年3月，中蘇邊防部隊在中國黑龍江省珍寶島等地區接連發生武裝沖突，雙方多人傷亡，頓時戰爭陰云密布。

對于蘇聯的戰爭威脅，毛澤東自6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是警惕的，特別是赫魯曉夫下臺以后。但對中蘇邊境武裝沖突，他采取了克制的態度。4月28日，他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說：“我們是不打出去的。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頁。)他還對來華訪問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委、最高人民會議委員長崔庸健說：我們不希望打仗。中蘇分裂，美國高興。中蘇邊境已經有十幾天不打了，只要他們不打，我們巴不得，我們是不希望打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9—270頁。)

但是，蘇聯方面不僅不斷地放出戰爭威脅的言論，而且還調兵遣將，進行具體的軍事部署。比如：增加在中蘇邊境和遠東的駐軍，在中蘇、中蒙邊境修建一系列空軍基地和導彈基地，不斷地在中蘇邊境舉行“軍事演習”，下令大規模征兵，向中蘇邊境大批“移民”并發給邊境居民武器，頻繁侵犯中國領空、領土制造邊境挑釁事件，等等。蘇方甚至放出話來：“蘇聯部隊的核武器是有無限毀滅力量的帶核彈頭的導彈”，有關導彈部隊已經嚴陣以待，隨時準備進行“毀滅性的核回擊”。英、美等西方媒體報道，蘇聯人“在口頭上向華盛頓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首都進行試探”，要它們“對遠東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有所準備”。（《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頁。）

蘇聯方面這些不尋常的舉動，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和強烈反應。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說：“我們要準備打仗。無論哪一年，我們都要準備打仗。人家就問了：他不來怎么辦呢?不管他來不來，我們應該準備。什么步槍、輕武器，每省都可以造，這是講物質上的準備，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48頁。）6月間，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軍委辦事組召開座談會，討論“準備打仗”的問題。

8月下旬，毛澤東先后批準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的《關于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簡稱“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邊疆各地軍民“隨時準備粉碎美帝、蘇修的武裝挑釁，防止它們的突然襲擊”。

9月，全軍戰備工作會議召開，傳達毛澤東“軍隊不要松懈”的指示，對防止對手發動突然襲擊，作好精神、組織和物質上的準備。毛澤東還特別指示：“今年國慶節，地方、軍隊的同志都不要去北京，怕敵人趁機消滅我們的中心。”（《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7頁。）在審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口號》稿時，毛澤東增加了一句口號：“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6頁。）

10月15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到達武昌。當晚，毛澤東在停靠武昌車站的專列上聽取湖北省革委會和武漢軍區負責人曾思玉、劉豐匯報湖北工作時，還特別提到：“軍隊就是要準備打仗。蘇修有困難，準備來談判，能不能談出名堂，也很難說。”（《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71頁。）

總體上說，上世紀60年代，我國周邊環境比較險惡。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戰爭威脅作出了較嚴重的估計，并作出相應準備。怎么看待毛澤東的這種估計和準備？筆者認為，還是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來看待。

毛澤東這時對戰爭仍然是作“兩種可能”的估計：可能打起來，或者可能打不起來；世界性的戰爭存在著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只不過此時對戰爭發生可能性的估計，比50年代重了，戰爭的危險大于和平的可能。1965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南京了解備戰等情況，得知群眾中有些人不相信戰爭能打得起來時，毛澤東說：“不要說群眾了，連我們黨內還有人認為打不起來或者只是小打，大打不相信。他們是有道理的，我們本來就是兩手準備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40頁）

在兩種可能性都存在，而戰爭可能性大于和平可能性的環境下，毛澤東是立足于戰爭、立足于打來安排工作，這反映了毛澤東強烈的底線思維。1965年4月，毛澤東在同賀龍、羅瑞卿、楊成武等談備戰計劃時指出：戰爭仍有發生和不發生兩種可能性，但我們必須做到有備無患。他在召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時說：“天天講戰爭，他又不來打，那不變成周幽王起烽火？這是我叫起來的，你不叫，打來了怎么辦？現在這么搞大三線、小三線，我看比較主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34頁。）準備不準備，情況大不一樣。如果不作認真準備，一旦戰爭爆發，就像毛澤東說的那樣“后悔無及”。更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立足于打，是為了爭取不打。他說：“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92頁。)這就是作為偉大戰略家毛澤東的卓越之處。

三

經過60年代最后兩年的觀察，進入70年代以后，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的估計又有了些新的變化。雖然他仍堅持認為這個世界還不太平，戰爭難以避免，但他判斷：大的戰爭一時打不起來。

1970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越南民主共和國總理范文同時說：看樣子打不起來大戰，幾個大國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對方。同時，歐洲許多國家，英國、法國、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日本現在也還沒有到打的時候，一打就是幫美國的忙，也是搶美國的地盤。至于打朝鮮，打中國，我看它現在這個決心還沒有下。（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38頁。）

10月8日和10日，毛澤東兩次會見金日成，就國際局勢交換看法。毛澤東說：現在世界大戰可能性比較小，我看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帝國主義搞世界大戰信心不足。美國的力量還是相當大的，但是它抓得很寬哪，力量不能集中，就難解決問題。現在還不能斷定它一定不打。總而言之，美國人進退兩難。毛澤東還說：我看戰爭的危險還是存在的，但是現在看來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傾向。究竟哪一個對，我們以后還得看。美帝的朋友現在不多了。打朝鮮的時候還有十六個國家參加，至于打越南，歐洲一個國家都沒有。如果打世界大戰，歐洲國家不來，它打得起來啊？（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44、345頁。）

1972年7月24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毛澤東說：我也不大相信會打，但準備打。蘇聯原來搞威脅，威脅不靈，威脅不搞了，只搞演習。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習。（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41頁。）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毛澤東問田中：你看這個世界怎樣呢？田中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些大國想用實力政策進行侵略的做法到極限了，所以現在世界進入了新的謀求和平、以談判解決問題的時代。毛澤東說：不錯。（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49頁。）

為什么毛澤東在這個時候會作出世界大戰暫時打不起來的判斷？毛澤東更多的是從美蘇爭霸情況和美蘇兩國的實際情況去研判的。

早在60年代末，毛澤東就已從美國陷于越南戰爭的疲態中看出端倪。美國擴大侵略越南戰爭一年以后，毛澤東就說：我看美國人軟下來了。美國那里，一個總統，一個國務卿，一個國防部長，每天都要用全副精力處理越南問題，看來日子很不好混。我和胡志明講，再打三年半就差不多了。那時，美國要舉行大選，約翰遜會垮臺。（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20、521頁。）

的確，侵略越南的戰爭，使美國陷入很大困境。在國內，反戰民意高漲，出現了毛澤東說的“過去不可能見到的”許多事情。（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147頁。）在國際上，美國到處伸手，既插手亞洲事務，又插手歐洲事務，還要插手中東、非洲、拉丁美洲事務，力量不夠，困難很大。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時說：美國也想同你們談判，因為它的處境相當困難。它要顧及三個地區的問題，一個是美洲——美國，一個是歐洲，一個是亞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亞洲搞這么幾年，已經不平衡了，在歐洲投資的美國資本家在這方面就不滿意。美國有個記者叫李普曼，他說在越南已經掉進一個陷阱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辦法爬出這個陷阱。毛澤東還總結了美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時間規律，說：美國的規律是不愿意打長。他們的戰爭大概都是四年左右。（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17、218頁。）

蘇聯同樣面臨這樣的困境。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會見基辛格。當基辛格說目前中東的問題是防止蘇聯取得統治地位時，毛澤東說：統治不了，野心很大，能力不夠。蘇聯要打中國，有這個可能。但蘇聯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對付這么多方面，從太平洋講起，有美國，有日本，有中國，有南亞，往西有中東，有歐洲。統共只有一百多萬兵，守也不夠，何況進攻？（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03、504頁。）

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會見英國首相希思。當希思談到蘇聯有強大的組織來增強其實力時，毛澤東說：難道蘇聯就沒有困難嗎？我看它自顧不暇，它不能對付歐洲、中東、南亞、中國、太平洋。當希思再次強調蘇軍實力并問中國是否認為蘇聯對中國不構成威脅時，毛澤東說：我們準備它來，但是它來了，它就垮臺了呢！它只有那么幾個兵，你們歐洲人那么怕！（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33、534頁。）

雖然毛澤東在70年代判斷世界大戰暫時打不起來，但是，他仍然非常關注國際局勢。他認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對帝國主義發動戰爭仍應保持高度警惕。尤其在1973—1976年的這幾年里，毛澤東會見外賓時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國際形勢。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要警惕，要準備，這個世界不安寧。

1973年，毛澤東對法國總統蓬皮杜說：我不信美蘇兩國的領導人有理由在現在成為愛好和平的人。戰爭總有一天是要打的。寧可放在這個“打”字上，第二個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喪失警惕。他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說：這個世界不安寧，口里講和平，實際準備打，所以你們也要注意啊！（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98、501頁。）

1974年，毛澤東對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說：和平是暫時的，將來就難說了。我們對“持久和平”這樣的口號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時間可以，太長了不行，因為社會制度沒改變。他在回答丹麥首相哈特林關于世界和中國的未來是否包含戰爭的可能性時說：我是不贊成所謂永久和平的說法。對歐洲來的朋友，我總是勸他們要準備打仗，如果不做準備，將來要吃虧。他對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威廉斯說：現在到處講和平，我看危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頭幾年，不講和平，不說要緩和緊張，而現在大講特講。我是持懷疑態度。美國這個國務卿到處跑，相當怪！黃昏的時候，燕子忙，飛得低，雨要下了！他對南也門總統委員會主席魯巴伊說：我看這個世界不妙。到處吹這個“緩和”、“和平”，越說越不緩和，越不和平。現在的國際形勢，比四年前更為緊張，亂得很呢！要準備呢！他對扎伊爾總統蒙博托說：這個世界不安寧，到處講緩和，實際上準備打仗。（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24、554、556、557、560頁。）

1975年，毛澤東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施特勞斯關于本世紀的最后25年將是極不安寧的說法表示贊同，說：我們也是這么看。我們不贊成吹什么“和平”、“緩和”、“友誼”這一套。他對比利時首相廷德曼斯說：我勸你們歐洲要注意啊！一面講緩和、和緩，一面拼命搞擴軍。現在的世界不太平，不安寧。我不是嚇你們，希望你們注意。將來怎么樣，你們可以看，可能我說得不對。他對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主席比耶迪奇說：要準備打。中國、歐洲、南斯拉夫，都要準備打。準備打，沒有壞處。不準備打，就危險。思想上不能解除武裝。他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說：你太忙，不忙看來也是不行啊。現在世界不太平，風雨要來，所以燕子就忙了。推遲可以，但要阻止風雨難。（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69、580、613、616頁。）

1976年2月23日，毛澤東對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美國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護，蘇聯要擴張，這個沒法子改變。在階級存在的時代，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就是說是和平的繼續，和平就是政治。（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38頁。）

今天看來，70年代毛澤東關于國際形勢的看法是具有前瞻性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世界的確不是很安寧。冷戰加劇，并以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告終，導致世界動蕩不安。蘇聯入侵阿富汗、兩伊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等局部戰爭，一場接著一場，此起彼伏。國際局勢雖然總體上是和平穩定的，但局部戰亂、緊張、動蕩的局勢一天也沒停止過。愛好和平的人們的確沒有理由放松對戰爭的警惕。

四

梳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和應對，給我們最大的啟迪，就是毛澤東對待戰爭與和平的態度。

毛澤東對待和平與戰爭的基本態度有三條：第一，我們需要和平，不要戰爭；第二，我們需要和平，但我們不懼怕戰爭；第三，對戰爭要有準備，準備沒壞處。

首先，我們需要和平，不要戰爭。這既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也是新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新中國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實行“積極防御，絕不先發制人”的戰略方針。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反復強調：“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229頁。）毛澤東不光是這樣說的，實踐中也是堅持這樣做的。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高舉和平的旗幟，與好戰的美國作斗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勝利，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賞。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在日內瓦，我們抓住了和平這個口號，就是我們要和平。而美國人就不抓這個東西，它就是要打，這樣，它就沒有道理了。現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們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主要還是那里頭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56頁。）同年8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以艾德禮為團長的英國工黨代表團時，有一段對話，很能反映毛澤東的和平意愿。毛澤東說：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如果能得到幾十年和平就好了。艾德禮問毛澤東：中國能不能和英國工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和平共處？毛澤東說：我認為可以和平共處。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71、272頁。）60年代，毛澤東還多次對外賓說過：“誰說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贊成。”（《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447頁。）針對帝國主義污蔑中國是“好戰分子”的言論，1964年毛澤東在會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說：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美國說我們是“侵略者”，我們說它是侵略者；它說我們是“好戰分子”，我們說美國政府和大資本家是好戰分子。究竟誰是侵略者、好戰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來看。（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65、366頁。）

其次，我們需要和平，但我們不懼怕戰爭。和平是良好的愿望，但能否實現和平，并不決定于這種良好的愿望，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這個道理，毛澤東多次闡述過。他說：“帝國主義的策略是可以靈活運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這是從資產階級的本性不能改變而來的。只要有資產階級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時期，一個相當時期能夠避免，這是可能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10頁。）他對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說：這個社會制度不改變，戰爭不可避免。這個世界上是有帝國主義存在，俄國也叫社會帝國主義，這種制度也就醞釀著戰爭。（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21、522頁。）既然世界上還存在戰爭，我們就得正確應對。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有這么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163頁。）“它（帝國主義）要打，你有什么辦法？只有打。怕打仗解決不了問題，不怕打仗也許好一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90頁。）1959年3月，美國著名黑人學者、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訪問中國。杜波伊斯問毛澤東：“為什么中國人不那么害怕戰爭？”毛澤東回答：“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因此，我們有兩條：第一條，堅決反對戰爭；第二條，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我們就同它打。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毛澤東還告訴杜波伊斯：“我并不要打仗，是帝國主義要打仗。”（《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632頁。）1963年，毛澤東還告訴外賓：“我們熱愛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們的獨立，我們的天性就是奮不顧身地起來捍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83頁。）

第三，對戰爭要有準備，準備沒壞處。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有強烈的底線思維意識。他從不打無準備和無把握之仗，考慮問題總是從出現最壞情況設想，作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爭取最好的前途和結果；他從戰略上藐視敵人，從戰術上重視敵人。這一點，在他對待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和應對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在戰爭與和平兩種可能性都存在，特別是戰爭的危險大于和平時，毛澤東的應對是：“寧可放在這個‘打’字上，第二個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喪失警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98頁。）這樣，也才能做到有備無患。“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92頁。）毛澤東這段話總結的是規律。1970年7月29日，毛澤東會見羅馬尼亞武裝部隊部部長約尼查時說：“別人打我們，我們就要打，就是要有準備。準備沒有壞處，你不準備人家就欺負你。你準備好了他就可能不來，打來了也不怕，有辦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14頁。）

1963年9月，毛澤東在修改《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加寫了一大段話：“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社會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

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帝國主義現在是處在衰落時代，我國，社會主義陣營，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處于上升的時代，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58—259頁。）“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這就是毛澤東的底線思維。

當今世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不可逆轉，但是也要看到，國際競爭的“叢林法則”并沒有改變，鑄劍為犁仍然是人們的一種美好愿望。我國正處在由大向強發展的關鍵階段，面臨的挑戰和考驗前所未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國防和軍隊建設，強調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應圍繞能打仗、打勝仗扎實推進軍事斗爭準備。他指出：軍隊要堅持底線思維，樹立隨時準備打仗的思想。“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頁。）我們一定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堅持底線思維，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保障。

〔作者陳揚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