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數以千計的戲曲劇團中，最早、最直接、最系統地接受毛澤東文藝思想熏陶和諄諄教誨的，是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早在1938年4月，毛澤東便在延安倡導組建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以唱陜西地方戲秦腔、眉戶為主。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成立后，一直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把自己的腳跟深深地扎在人民群眾之中，積極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戲曲形式，熱情地創作、演出，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

給民眾劇團批300元解決燃眉之急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在日理萬機、運籌帷幄民族解放戰爭的同時，也在思考著另一個戰場——文藝戰線的情況。如何對民族傳統文化加以改造利用，并創造新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成為他關心的一個問題。秦腔，這個梆子腔戲的鼻祖，首當其沖地闖進了他的視野。

1937年8月，毛澤東為準備西北戰地服務團赴華北工作，向丁玲提出了“宣傳上要做到群眾喜聞樂見，要大眾化”的戰略指導，指出“現在很多人談舊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舊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對抗戰有利”。1937年11月，張聞天在《十年來文化運動的檢討及目前文化運動的任務》的報告中，也提出了文化界在堅持抗戰的奮斗中，要“大眾化、中國化”的發展方向問題。

1938年4月，在陜甘寧邊區工人代表大會組織的戲曲晚會上，毛澤東觀看秦腔《五典坡》《升官圖》等節目時，以其無產階級的胸懷、高屋建瓴的革命文藝思想和敏銳的洞察力，向當時的工會負責人毛齊華說：“你看百姓來得這么多，老年人穿著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劇場擠得滿滿的，群眾非常喜歡這種形式。群眾喜歡的形式我們應該搞，但就是內容太舊了，應該有新的革命的內容。”毛齊華指著身后的柯仲平，說：“這是文協老柯，他是專搞文化工作的……”

毛齊華所說的柯仲平，毛澤東一年前已經認識。柯仲平是云南廣南縣人，1924年赴北京，在國立北京政法大學法律系讀書，曾先后在“創造社”和“狂飆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魯迅先生的指教，致力于詩歌創作，被譽為“狂飆詩人”。柯仲平1930年3月入黨后，擔任黨的秘密報刊《紅旗報》采訪記者兼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秘書，先后3次被捕，堅貞不屈。1935年被營救出獄，東渡日本留學。1937年七七事變后，柯仲平回國，先到武漢從事抗日救亡活動，于11月輾轉來到延安。他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經歷和打算后，毛澤東爽朗地說：“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頭寫詩，要做點文藝的領導工作。”

毛澤東把目光轉向柯仲平，問他：“你說我們是不是應該搞？”柯仲平答：“應該，應該！”毛澤東又說：“要搞這種群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的形式。”毛澤東的這一要求不僅是對秦腔發出的改革指示，也是對整個傳統戲曲行業發布的進軍令，他要把民族傳統戲曲變成無產階級文藝事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成為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晚會一結束，柯仲平就找人商量如何落實毛澤東的指示，第二天，他就開始著手籌建劇團。在延安師范學校“鄉土劇團”和延安市“群眾業余劇團”的基礎上，經過調整、充實，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成立，由柯仲平任團長，劉克禮任副團長，張季純、馬健翎任劇務主任，隸屬陜甘寧邊區民眾娛樂改進會。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誕生的第一個革命戲曲團體。

1938年7月4日，民眾劇團在延安舉行了第一次公開演出，演出劇目是秦腔現代戲《好男兒》。當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轟動了延安城鄉，所以這一天被定為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建團日。這是秦腔演“新的革命的內容”劇目的肇端，標志著秦腔藝術走上革命道路，獲得新生。

民眾劇團成立了，但卻是困難重重。當時糧食供應緊張，民眾劇團人員口糧沒有列入預算，政府不予供應，全靠文協人員下鄉節余的糧食過活。柯仲平向毛澤東求助，毛澤東當即從稿費中批了300元給民眾劇團解決困難。柯仲平花100元置辦了一些急需的演出用品，剩下的舍不得用，裝在貼身的圍兜里。后來，一有困難，或哪個團員鬧情緒，柯仲平就指著圍兜說：“你們看，黨中央、毛主席在關懷著我們。”以此來激勵大家。

有一次，毛澤東到陜北公學去做報告。柯仲平當時正在那里向來自各地的同學們搜集歌謠。毛澤東見了，問柯仲平在做什么，柯仲平說在記錄歌謠。毛澤東說：一個人記錄多慢呀！你為什么不去找成（仿吾）校長，要他多弄些紙來，裁好了發給大家，讓每個人自己寫出來，豈不是更好么？柯仲平立即去找成仿吾，請同學們寫下自己掌握的歌謠，這一次就收集了好幾百首。柯仲平后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毛澤東為什么這樣重視民間歌謠呢？主要是因為民間歌謠深刻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斗爭、生活，真實地表達了他們的思想、感情；在藝術上豐富、生動、剛健、清新。”

1939年2月，柯仲平帶領民眾劇團離開延安，深入陜北邊遠山鎮巡回演出，除了秦腔外，還有少量眉戶和秧歌劇。這是首次以秦腔的藝術形式來宣傳抗日救國理論，在軍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毛澤東曾對朱德說：“民眾劇團經常深入群眾，宣傳革命理論，這很好。”

民眾劇團的這次巡回演出歷時4個月，行程約1200公里，所到城鄉30余處，于1939年6月回到延安。民眾劇團首次外出演出影響重大，受到途經各地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也受到了各地黨政部門的重視，人稱“第一次小長征”。劇團歸來時，毛澤東送來100元，李富春送來100元，賀龍送來20元，全團為之振奮和感動。在這次“小長征”之后，民眾劇團被安排住在中央所在的楊家嶺隔壁，并且被正式列入政府預算，歸屬中央宣傳部和邊區黨委直接領導。當時有報道指出：“民眾劇團出發時本有30人，歸來時已擴充至41人。自出發至歸來，步行2500里，團員中雖有12歲幼童，但無一掉隊者。”民眾劇團頑強的精神得到了黨中央領導的極大肯定。在這次巡回演出的影響下，邊區的關中、隴東、三邊、綏德、延屬分區相繼建立了類似性質的劇團。

親自將話劇《國魂》改名為《中國魂》

毛澤東很關注民眾劇團的發展方向，他要求柯仲平等人以秦腔做試點，由點及面，由淺入深，由此及彼，對傳統戲曲進行改造，使其成為革命文藝的組成部分，最終建立符合中國革命需要的嶄新的民族戲曲藝術。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是為新政治服務的。”這個反映新政治新經濟的文化，在當時就是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新文化。民眾劇團就是“要向著創造抗戰的民族大眾藝術文學這個方向努力”。

但在當時的延安，文藝界的思想還不統一，如對待遺產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民族虛無主義，全盤否定；一種是“國粹”主義，一概接收。在民眾劇團成立之初，柯仲平、馬健翎就采取了正確的做法，明確提出：“不是要把過去的舊戲不要了，恰恰相反，我們還是熱烈愛護這些娛樂的。”“舊有的民間藝術，也是我們制造抗戰大眾文藝的一個最中心的基礎。”“創造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文學藝術，正是我們今天應該努力的方向。”他們要利用秦腔這一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裝進抗日救國的新內容。這種做法，在當時被稱為“舊瓶裝新酒”，即是“運用舊的民族形式，創造新民族形式”。新民族形式的核心是“喜聞樂見”，即“中國大眾的喜聞樂見”。這種“新民族形式”“中國大眾的喜聞樂見”，就是新秦腔。用老百姓的話說：“它能叫我們娛樂，又能教我們懂得打日本的事。”藝術家們給這個形式取了個名字叫“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

民眾劇團的團歌唱道：“你們從哪搭來？從老百姓中來。你們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劇團團旗上寫著：“大眾藝術野戰兵團。”舞臺兩邊貼著對聯，上聯：“中國氣派，民族形式，工農大眾，喜聞樂見；”下聯：“明白世理，盡情盡理，有說有笑，紅火熱鬧。”橫額是：“團結抗戰。”陜北老鄉用《信天游》來贊頌劇團：“雞娃子叫來狗娃子咬，咱們的民眾劇團過來了；”“一桿大旗鹼畔上插，我把你親人迎回家；”“黃米饃饃就酸菜，我把你劇團沒錯待。”鄉干部們也紛紛說：“你們演一天戲，勝過我們工作一個月。”在陜甘寧邊區文教會上，民眾劇團被授予“特等獎旗”。

1938年，馬健翎創作了話劇《國魂》，寫的是一位共產黨員知識分子通過黨的秘密組織打入日軍內部進行抗日的故事，用方言排演。第一次為抗日軍政大學師生試演時，毛澤東看了戲，隨即接見了馬健翎，說：“你這戲寫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很快，馬健翎就把它改編成秦腔，并再次請毛澤東觀看。毛澤東看后很高興。幾天后，他給柯仲平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說：“請你轉告馬健翎同志，應當把這個戲的名字由《國魂》，改為《中國魂》。”這雖是一字之改，卻是畫龍點睛之筆，更加突出了愛國主義的主題思想。此后，這個戲就以《中國魂》為名，流傳到各個抗日根據地，解放后還在西安等地重新演出，反響強烈。

革命任務的需要，血與火的召喚，讓文藝家們懷著救國救民之心，以極大的政治熱情，配合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創作排演了大量革命現代戲，如《好男兒》《那臺劉》《查路條》《三岔口》《干到底》《兩親家》等，其中代表性的有揭露國民黨反共反人民丑惡本質的《抓破臉》，配合大生產運動的《大家喜歡》《十二把鐮刀》等。新的革命現代戲的主人公都是工人、農民、八路軍指戰員、進步知識分子等勞動人民，如義勇軍鄭二虎、老農婦劉姥姥、秘密黨員唐俊峰、抗日游擊隊長吳剛、青年鐵匠王二等。這種變化一改秦腔舊劇目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霸占的局面，把被封建統治階級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了過來。正是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下，創業的藝術家們，以超常的膽識，丟掉傳統秦腔中全部舊有的封建內容和部分傳統舊形式，創造出為火熱的政治斗爭服務和采用現實主義表現手法并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新秦腔。

鼓勵民眾劇團發展“新秦腔”

1942年5月召開的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步驟，旨在解決當時延安文化界普遍存在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問題，使文藝工作者自覺地為工農兵鼓與呼，使文學藝術形成有效的文化戰斗合力。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在講話前，找來了許多位作家交談，征求大家的意見，可見毛澤東的思想、觀點，是從群眾中來的。經過綜合、提煉、形成科學的理論，反過來又到群眾中去，指導群眾的革命實踐。這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柯仲平和民眾劇團的藝術實踐，也對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和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5月26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了第二次大會。在這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主要聽取與會者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并認真做了記錄。據出席會議的溫濟澤回憶：當時會場很活躍，爭論得很激烈，最讓毛澤東滿意的，就是民眾劇團負責人柯仲平的發言。

柯仲平操著云南話，結合自己率領劇團到各地演出大受歡迎的情況介紹說，劇團離村的時候，群眾戀戀不舍地送得很遠，并給了許多慰勞品。他幽默地講道：“我們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都很喜歡。你們要到我們所在地區找劇團，怎么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會的許多人都笑了，毛澤東也笑了，接著柯仲平的話頭說，普及工作還要和提高工作相結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們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

在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柯仲平向全團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的精神和會議情況，大家深受鼓舞。值得慶幸的是，1944年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毛澤東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的講演，講話中明確提出要有“新秦腔”。如果說，毛澤東在火神廟看《五典坡》時所作的指示是昭示性的號召，而這“新秦腔”的提出，便是具有總結性的論斷。從此，秦腔踏上了艱巨的改革之路，同時也步入了健康發展的輝煌時期。

隨著斗爭形勢的發展和要求，民眾劇團的創作和演出日益成熟，表現感染力增強。原來主要是演出小型劇目，這時逐漸推出大型的，在政治上產生了更為巨大的力量，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作用。特別是《保衛和平》《血淚仇》《窮人恨》等幾部大型劇目的上演，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政治影響，成為發動群眾、鼓舞戰士、教育新兵的“活教材”，看戲也因此被部隊稱為“上大課”。新兵看完戲后，紛紛表決心，提保證，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保衛邊區，保衛黨中央，解放全中國。

到生活中去，到群眾中去，把戲送到基層去，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文藝思想。劇團成立不久便撲向火熱的現實生活，跑遍邊區30多個縣、鎮，隨后又經常下鄉演出。《解放日報》發表題為《民眾劇團下鄉八年》的文章稱：“抗戰八年，下鄉最多的是民眾劇團，平均每8天有3天在鄉間，共走了全邊區31個縣、市中的23個縣，190余市鎮、村莊，演出14750場戲，平均兩天演一場，觀眾達260萬人次以上。創作劇本45個，改編15個。”

民眾劇團的成績讓毛澤東很是欣慰

1943年3月，裕民劇社到達延安，集體參加了民眾劇團。裕民劇社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民眾劇團傳統戲的表演形式。同時，為民眾劇團團結、教育、改造使用舊藝人積累了經驗。民眾劇團取得了突出的成績，讓毛澤東很是欣慰。

1943年秋，毛澤東在棗園接見了柯仲平、楊醉鄉、馬健翎。他說：“請來‘三賢’，有二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們是蘇區的文藝先驅，一個抗戰劇團，一個民眾劇團，好像兩個深受群眾歡迎的播種隊，走到哪里就將抗日的種子撒播在哪里。”毛澤東又說：“云南詩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勁，你們民眾劇團比抗戰劇團成立晚幾年，但也是在創作力量和物質件條極差的情況下誕生的，一個時期，靠種田做工寫劇本，走大眾化的道路，深入根據地，大寫根據地，連續創作和演出了《一條路》《查路條》《好男兒》等劇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這很好，既是大眾性的，又是藝術性的，體現了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這次談話是毛澤東對民眾劇團從誕生到成長、從劇目到演出、從生活條件到工作環境、從創作方法到藝術道路所作的高度概括和評價，也是對劇團方向和道路的肯定。

毛澤東一直關注著民眾劇團的發展，經常看民眾劇團的戲。1946年10月，中共中央為歡迎王震和三五九旅從中原解放區回到延安舉行晚會，周恩來特意指定要民眾劇團演出《保衛和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陪同王震和三五九旅指戰員觀看了演出。在楊家嶺禮堂演出時，毛澤東看戲時一邊鼓掌，一邊稱贊：“好！好！”第二天，毛澤東讓中宣部給民眾劇團寫表揚信，由柯仲平向劇團宣讀。

在毛澤東的親自培育和指導下，秦腔這一古老的劇種，終于嬗變為新秦腔。新秦腔不只是舊形式的利用，也不僅是“舊瓶裝新酒”，而是一個徹底的變革。新秦腔作為一個地方劇種，在舊劇革命中，開了地方戲曲改革的先河，為中國戲曲的健康發展探索出新的道路，積累了不少成功的經驗，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帶頭作用。其改革歷程突出地向人們展示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其正確的思想和方針、政策對待中國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創舉，在中國戲曲史上樹起一座高大的里程碑。

1949年6月，一野政治部將民眾劇團一隊正式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隊（簡稱一野宣傳隊），一野西進蘭州時，一野宣傳隊更名野政文工團，后與聯政宣傳隊合并更名西野宣傳隊，解放后改編為蘭州戰斗文工團。1949年開國大典前，民眾劇團二隊以邊區民眾劇團的名義調往西安，1950年被命名為西北民眾劇團，屬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領導。1952年底，西北戲曲研究院成立，西北民眾劇團被編為實驗劇團。

來源：《黨史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