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夫人外交始于1950年，由于觀念、語言等因素阻礙，這項工作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才開始有所起色。鑒于夫人外交在宣傳、國際統戰和搜集外交信息等方面的作用，外事系統于60年代初實現夫人外交的制度化和經常化運作。同時，這項工作的重心由社會主義國家轉向中間地帶國家，以此配合反帝反修斗爭。夫人外交的制度化和經常化運作正值中國外交急劇“左”轉時期，顯示新中國外交具備超越革命意識形態屬性的現實主義張力，折射出新中國外交政策的靈活性。

關鍵詞：夫人外交；革命外交；制度化；現實主義；國際統戰；張力

通常而言，民族國家的外交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此后200多年中，外交始終為男性角色所主導。進入20世紀后，女性在外交活動中的角色和作用才開始凸顯，最為標志性的事件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任內將第一夫人的角色擴展到外交領域并加以制度化。隨著女權主義和公共媒體的興起，夫人外交逐步成為西方國家經常性使用的外交政策工具，同時成為現代國際關系和外交史研究領域的熱點。

近代中國的夫人外交肇始于1878年郭嵩燾在倫敦以夫人梁氏名義舉行的茶會（冀滿紅、林廣榮：《郭嵩燾與“夫人外交”》，《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20世紀40年代，夫人外交隨著宋美齡等人開展一系列對外交流活動而實現了經常化。新中國成立伊始便進行夫人外交活動，經常性和制度化的夫人外交在60年代形成并發揮作用。直至后冷戰時期，夫人外交在中國的對外活動中依舊發揮著重要作用。

目前有關中國夫人外交的研究多數集中于民國及后冷戰時期，相對忽視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夫人外交的研究。對于新中國夫人外交歷史的探討不僅可以拓展和完善關于整個夫人外交歷史的既有認知，而且也可以為觀察新中國外交提供一個獨特視角。新中國外交的最大特色被認為是“革命性”（楊奎松：《新中國的革命外交思想與實踐》，《史學月刊》2010年第2期。），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主導了整個國家外交的走向。夫人外交這項緣起于西方的現代外交政策工具，其本身所蘊涵的政治文化理念就與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不相一致。然而，新中國外事部門卻在60年代初實現了夫人外交的系統性和經常化運作，而此時恰是整個國家的革命外交政策的快速“左”轉時期，這顯示了新中國外交在革命屬性之外的某種特性。本文利用來自中國外交部與省市的解密檔案、當事人回憶錄、口述采訪以及報刊等資料，考察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夫人外交的緣起、制度化以及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對前述問題給予闡釋。本文研究對象為廣義的夫人外交。相對于“第一夫人外交”這種個體外交行為而言，廣義的夫人外交是一種體系化和制度化的外交政策工具，它不僅包括以第一夫人為中心的政府和政黨首腦層面上的夫人活動，而且涵蓋整個國家的外交系統（包括駐外使節、國內外事部門等）中各個層級的夫人活動，其內容不僅涉及官方外交，而且包括非正式的民間來往。

一、革命女性當“太太”：夫人外交的緣起

1950年1月15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北京出席捷克駐華大使的國書遞交儀式。這是有記載的新中國成立后高級干部夫人首次參加的正式外交活動。2月14日，江青和王光美參加中國國內為慶祝中蘇條約簽訂舉行的宴會，駐蘇使館也同步舉辦慶祝宴會，駐蘇大使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出席（王光美：《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19頁。）。蘇聯對于中國夫人給予相當重視，蘇共中央政治局為此作出決議，贈送毛澤東和周恩來夫人禮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議：向毛澤東等人贈送禮物》（1950年2月15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80，л.4,106-108。）。

相比儀式化的首腦夫人活動，更為專業的駐外使館夫人的外交工作也于當年全面啟動。為培養新中國未來的外交人員，中共中央于1950年初決定從各大野戰軍抽調約300名師參謀級別以上的干部到北京參加外交干部培訓班。這批干部中有不少是女性配偶，她們隨丈夫一起接受外語、國際關系知識、外交禮儀等方面的培訓，并陸續被派遣出國。1952年底，外交部明確要求駐外使館中的女同志應把做“夫人”看成是一種重要的外交活動，也是重要的政治任務，因為“夫人”在國際交往中比外交官有更多的活動機會，外交部特別強調一切輕視這一工作的思想都是錯誤的（《關于駐外使領館女同志工作的暫行規定》（1952年12月3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2-00106-07(1)。）。

當時國內外事部門所開展的夫人外交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即外事部門與駐京外交使團之間一系列官方性質的夫人來往以及民間外交性質的外國夫人來華訪問活動。此類層級的夫人外交均以宣傳中國婦女解放、建設成就為主要內容。為規范國內外事部門日益頻繁的對外交際活動，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典禮局制定一套交際禮儀規則，其中有關夫人活動的內容十分詳細，如“（男賓）盡量照顧坐于自己右手的女賓”、“（茶話會時）女主人坐在桌前為客人斟茶”、“酒會為女賓設座”、“舞會請外賓時亦請其夫人，主人在開舞時應與自己夫人跳第一場舞，然后與主客之夫人或女公子跳第二場舞，再輪流請其他女賓入舞，不要只與某一個女賓去跳”等等（《對外賓交際須知》（1951年），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D820-6。）。

民間性質的外國夫人訪華通常由全國婦聯、對外文化協會、和平委員會等負責民間外交的非政府部門出面組織，內容涉及經貿、婦女、工聯、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宗教等領域。1951年，半官方性質的外國夫人來訪活動陸續開展并見諸報端（《印度訪華婦女代表團漢納·森夫人離京前致函我婦聯鄧穎超副主席》，《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1日。）。外事部門與外交使團之間的夫人活動正式開始于1951年。當年，中方邀請各國駐華使節夫人參加首都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首都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各國駐華使節夫人名單》（1951年3月7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084-002-0030。）。此類活動尤以1954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紀念大會最為隆重，這次大會邀請了80多名來自蘇聯、捷克、印度等國駐華使節的夫人，中方事后認為此次活動在宣傳上收效明顯（《外交部關于“組織駐華使館外交官夫人參加三八國際婦女節紀念大會情況”的函》（1954年3月25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084-002-00066-0103。）。

盡管如此，50年代前期的國內夫人外交工作總體上進展緩慢，尤其是高層來往中的夫人外交并未形成機制。出于保密等原因，中共中央規定干部在黨際往來中不能攜帶夫人（王光美：《王光美訪談錄》，第169頁。），因而黨際交流中幾乎看不到夫人身影 (根據中央聯絡部所編的《毛主席同外賓談話記錄匯編》（共九冊）的記載，毛澤東在1954年到1975年間會見各國共產黨、社會黨及其他左翼政黨外賓時，幾乎都不攜帶夫人。)。就國家層面的交往而言，中共中央則沒有明文規定高級干部在出訪或外賓接待中是否需要攜帶夫人。毛澤東本人在接待國賓夫婦時也不經常攜帶江青出席，如他在1955年12月8日單獨會見印度駐華大使尼赫魯夫婦(《毛澤東同印度駐華大使拉·庫·尼赫魯及大使夫人談話紀要》（1955年12月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5-00055-04。)。

駐外機構的夫人外交在最初幾年中開展得也并不到位。駐朝鮮、蘇聯和蒙古等較早開始對外交際工作的使館的情況顯示，自1950年到1953年，使館雖然在舉辦大型招待會時邀請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夫人參加，但經常性的夫人活動十分缺乏，也沒有明確規劃(《駐朝使館關于國慶兩周年招待會情況的總結報告》（1951年10月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7-00143-08；《駐朝使館關于1952年交際活動情況的報告》（1953年2月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7-00181-01。)。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除朝鮮戰爭的影響外，觀念沖突、語言障礙和外交資源限制是最主要的。

蘇聯專家曾在1950年的外交干部培訓班上根據本國經驗提出，外交官夫人不安排內部工作，只專職配合丈夫從事交際活動(采訪章鐘娥（前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郝汀夫人）記錄（2014年12月）。)。然而，這項建議卻遭到大部分女干部的抵制。對于這些長期從事革命工作的女性而言，專職“夫人（太太）”在她們看來不僅有悖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原則，而且是一項帶有濃厚“資產階級性質”的工作，與她們為革命服務的價值觀背道而馳。這個建議引發了一場集體抗議風波，驚動了周恩來。很快，周恩來委派鄧穎超向大家解釋。除了指出女同志當外交官是屬于“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外，鄧穎超特別強調女性在外交方面具有的先天優勢，因為“國外夫人地位高，枕邊話可以影響丈夫”。( 朱霖：《大使夫人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第12—13頁。)鄧穎超的談話實際上道出了當時外交部安排夫人活動的主要考慮，即協助使館搜集外交信息，開展調查研究工作。1952年4月30日，周恩來在第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具有針對性地再次強調了開展夫人外交的必要性，認為外交工作要“以巧勝人”，外交人員要從集體主義出發服從使館安排(《周恩來在第一次外交使節會議上的講話》（1952年4月30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1057-8-44。)。盡管如此，觀念的障礙并沒有完全消除。1956年，外交部通知各駐外使領館夫人放棄內部工作而專職對外交際活動，依舊遭到很多女干部的反對 (朱霖：《大使夫人回憶錄》，第77頁。)。

語言障礙和經驗缺乏也是造成夫人外交難以經常性開展的原因。第一任駐瑞典大使耿飚的夫人趙香蘭根據自己多年的外事活動經驗，深感語言交流的重要性 (翟曉光：《先鋒：新中國大使夫人傳奇》，金城出版社，2010年，第82頁。)。新中國成立之初，因語言障礙和外交經驗欠缺，中國外交官在對外工作中時常態度僵硬，即便是兄弟國家的外交官也對他們“敬而遠之”，而蘇聯、東歐國家外交官之間卻因為沒有語言障礙而相處得“愉快歡樂”(《駐朝鮮大使館一九五三年交際工作情況報告》（1954年7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7-00259-06。)。外交官夫人大都外語水平偏低，很多基本不會駐在國語言，而使館的翻譯力量常常有限，雖然到任后采取邊做邊學的方式補習外語，但在短期內難以奏效。直到1958年，周恩來還在強調外交隊伍“專業知識不夠，外文學得不好”(《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8年4月15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69，長期。)。

觀念和語言障礙之外，就新中國成立初期駐外使館有限的人手和經費而言，讓夫人專職外事活動的建議也難以落實。李克農曾經估算一個外交官每年活動經費等于30個農民家庭的年收入總和 (采訪章鐘娥記錄（2015年11月）。)。周恩來要求外交人員勤勞樸素辦外交，不能處處學蘇聯(《周恩來在第一次外交使節會議上的講話》（1952年4月30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1057-8-44。)。因而，駐外機構的女性實際上通常身兼數職，她們既要擔負對外交際工作，同時大量從事繁重的內部雜務，使館內部因而將夫人所擔負的任務稱為“夫人工作” (采訪章鐘娥記錄（2014年12月）。)。然而，對于夫人外交而言，這事實上也造成了潛在的負面影響：由于沒有明確內外工作的具體分配界限，加之語言障礙等因素的存在，夫人們往往消極被動地對待交際工作。

1955年后，一系列因素使得夫人外交的前途逐漸明朗。毛澤東于日內瓦會議之后重提中間地帶理論，新中國外交正式結束“打掃屋子再請客”的階段，開始實行“走出去”和“請客人來” (牛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66頁。)。中國外交活動的重點從亞洲轉向全世界，不再局限于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發展與中間地帶的民族主義國家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成為重點。萬隆會議后，這一趨勢更加明顯，駐外機構的對外交際活動大量增加，針對非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開始提上日程，外交部要求各駐外使館進一步開展對外交際活動以應對新局面 (《外交部關于開展對外交際活動的指示》（1955年6月2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2-00019-03。)。在此前后，毛澤東提倡重視婦女參政，他于1956年指出參加政府和人大工作的婦女要從20％左右的比例提升到50％，婦女參政“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樣各占一半”(《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10月12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855-3-849。)。女性在外交工作中的重要性由此進一步提升。蘇共二十大后，中方高度關注蘇聯國內的局勢變化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對此的反應，駐蘇大使劉曉提出使館要加強友好活動和調研工作，通過“上層為重點，適當深入下層”的途徑擴大聯系與接觸(《劉曉在部務會議上的匯報》（1957年5月29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1099-02。)。夫人活動在大部分駐社會主義國家使館對外活動中的重要性開始增加。1958年初，為更好地搜集外交信息，駐阿爾巴尼亞使館首次將夫人活動列入使館年度的對外交際規劃(《駐阿爾巴尼亞使館1957年交際工作總結》（1958年2月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1781-03(1)。)。波蘭使館也加強了夫人活動，波匈事件后，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夫人張浴云與哥穆爾卡夫人往來頻繁，相互傳遞重要的政治信息(《王大使夫人張浴云與哥穆爾卡夫人談話紀要》（1957年2月11—1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1141-03。)。

在經歷幾年的發展后，50年代中期的民間外交初現規模，新中國已經通過這種非官方渠道與60多個國家建立了聯系(《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8年4月15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69，長期。)。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所評估中國的民間外交活動已經卓有成效，成功塑造了中國“和平”“理智”的形象，使得外界緩解了對中國“好戰和侵略性”的恐懼，事實上使中國外交打破了國際孤立 (轉引自沈志華主編：《冷戰時期美國對華情報評估：解密檔案選編（1948—1976年）》第3卷，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41—191頁。)。在這一過程中，夫人的身影經常出現在來華的澳大利亞、智利、丹麥、埃及、法國、德國、印度、印尼、日本、荷蘭、瑞典等國的各類代表團中，她們在宣傳和溝通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1958年4月，周恩來在談及外交工作的策略時，強調需要同時掌握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這是為了在與資本主義的和平競賽中取得勝利的必要前提。具體而言，周恩來認為成功的外交工作要求在求同存異的總方針之下，既要有堅定的立場，又善于區別對象并采取不同方式加以分別對待。周恩來特別強調要對民族主義國家、西方資產階級人士采取交朋友的方式進行宣傳和思想工作，以此與他們結成反美統一戰線。另外，周恩來還提醒，要想在國際斗爭中處于不敗之地，就必須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8年4月15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69，長期。)周恩來關于外交策略的談話事實上成為此后夫人外交活動的指導原則。

1958年前后，駐蘇、匈、捷、波、阿等社會主義國家使館和駐瑞典、丹麥、挪威等資本主義國家使館開始陸續在駐外使團和駐在國之間開展以友好交流為主要內容的夫人活動。趙香蘭回憶自己在瑞典、丹麥、芬蘭交了不少朋友，并在有關朝鮮細菌戰的宣傳工作上得到了外國朋友的幫助 (翟曉光：《先鋒：新中國大使夫人傳奇》，第74頁。)。章鐘娥在中國駐丹麥代辦處開展的夫人外交頗有成效，她曾多次于談笑間解決了包括代辦處升級在內的諸多外交問題 (采訪章鐘娥記錄（2016年1月。)。這一時期使館夫人工作的情況可以更為具體和系統地從中國駐匈牙利、挪威使館的案例中反映出來。

作為中國駐挪威大使徐以新的夫人，陸紅于1958年9月7日抵達奧斯陸。從9月12日到10月20日，她通過家庭拜訪、私人宴會、送禮等方式與30多位挪威政要、社會名流以及駐挪威的外國使團成員建立聯系，其中包括挪威首相、外交部秘書長、禮賓司司長、工黨議員芬·穆等政要的夫人，以及波蘭、匈牙利、瑞典、瑞士、阿聯等國駐挪威大使夫人和演員蓋達琳、畫家諾倫等當地社會女名流。

經驗的缺乏是中國大使夫人當時普遍面臨的困難，陸紅為此選擇首先訪問兄弟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大使夫人。波蘭大使夫人熱情而詳盡地向她介紹了外交使團和挪威政要、社會名流夫人的性格、喜好以及當地社交文化，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外交信息。例如，她告訴陸紅要重視與挪威首相辦公室侍長安納森夫人的往來，因為安納森本人的很多觀點與首相基哈德森一致，而他本人嗜酒并且酒后話多，安納森也喜歡中國文化，很愿意同中國使館接觸。(《陸紅與波蘭大使夫人談話記錄》（1958年9月1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754-02(1)。)雙方的交談也涉及一些政治內容，陸紅介紹了中國“大躍進”、農村生產等情況，波蘭大使夫人則談及波蘭的宗教問題、對臺灣問題和美國的看法(《陸紅與波蘭大使夫人談話記錄》（1958年9月1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754-02(1)。)。陸紅同匈牙利大使夫人的交談也甚密，她告訴匈牙利大使夫人：“我們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像自己家里人一樣。”(《陸紅與匈牙利大使夫人貝克談話記錄》（1958年9月13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754-02(1)。)

相比之下，陸紅與挪威外交部秘書長夫人、禮賓司司長夫人、阿聯大使夫人的初次談話多為孩子、天氣、旅行、購物、健康、園藝等非政治化的日常生活話題。盡管如此，她還是通過私人談話向諾倫、芬·穆夫人等挪威友好人士宣傳了中國國內建設、“大躍進”和婦女解放等情況。陸紅也從她們口中了解到一些重要外交信息。挪威工黨議員芬·穆的夫人透露自己丈夫的訪華之行在挪威政界反映強烈(《陸紅拜會挪威首相基哈德森夫人談話記錄》（1958年9月1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754-02(1)。)。當時恰值中國爭取挪威各黨抵制南斯拉夫共產黨大會之際，1958年4月，中方邀請芬·穆訪華并參觀游覽(《挪威議會外交、憲法委員會主席芬·穆談中挪兩國關系》，《人民日報》1958年4月21日。)，芬·穆夫人的消息無疑便于中方進一步開展統戰工作。另外，首相夫人告訴陸紅自己丈夫訪問印度、奧地利的行程動向以及未來訪華的打算(《陸紅與芬·穆夫人談話記錄》（1958年9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0754-02(1)。)，這使得中方把握了挪威的對華外交動向。

駐保使館夫人工作的側重點是社會主義國家，其目的是利用“三八”節、“五一”節、國慶節等節日活動和平時往來，配合使館在駐在國和兄弟國家使團夫人中進行友好活動，并在此過程中搜集一些外交信息。此外，使館夫人還單獨開展活動，她們與保加利亞全國婦聯、索菲亞市婦聯建立聯系并參加各類活動。一系列的夫人活動使她們宣傳了“大躍進”和中國婦女解放成就，使館在總結時認為以夫人身份進行的宣傳工作有利于建立廣泛的中保友好聯系。同時，她們還了解到一些外交信息，如通過夫人交談，她們打聽到索菲亞市友好代表團訪華期間的很多詳細情況以及索菲亞市長等人對中國“大躍進”的真實看法。(《駐保加利亞使館1958年夫人工作總結》（1959年1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1861-03(1)。)

1959年1月，駐保使館總結過去一年夫人外交活動，認為這項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同時積累了一些具體經驗。這些經驗的核心內容是夫人既要在觀念上突破革命女性不能當太太的束縛，也要合理、靈活地把握周恩來提出的外交策略。具體而言，為了建立友好關系，除了送禮、關心孩子等社交技巧外，使館夫人需要耐心對待多數外國夫人所感興趣的諸如文藝、小說、吃穿戴等被認為是“非政治化”“資產階級性質”乃至“低級趣味”的內容。同時，她們也要明確而嚴格地遵守國家的既定外交方針和政策，做到涇渭分明。例如，在南斯拉夫被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國家”后，駐保使館夫人馬上疏遠之前往來甚密的南斯拉夫外交官夫人。(《駐保加利亞使館1958年夫人工作總結》（1959年1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1861-03(1)。)

二、夫人外交的制度化與內容調整

盡管如此，50年代末期的夫人外交依舊存在不少問題。駐保加利亞使館對此進行的總結就很具有代表性，他們認為夫人活動沒有突破舊圈子，大部分局限于社會主義國家交際圈，國際知識的缺乏和語言障礙使夫人的對外活動受到很大限制，多數夫人難以獨立應付一般的對外交際。使館認為夫人工作如能充分發揮作用，可以配合外交官“了解更多情況，做更多工作”。(《駐保加利亞使館1958年夫人工作總結》（1959年1月2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1861-03(1)。)

就當時國家的對外方針而言，擴大夫人外交活動已有了迫切性。1958年后，基于“東風壓倒西風”的國際形勢判斷，中共中央開始愈發重視爭奪國際上的中間力量，陳毅認為爭取中間地帶是外交的中心問題(《陳毅副總理在第二次全國外事會議上的報告》（1959年3月7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87，長期。)。相應地，亞非拉民族主義國家和地區的外賓成為邀請訪華的重點對象(《中央外事小組關于1959年國際往來規劃的報告》（1959年1月21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87，長期。)。由此，發展與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關系開始在整個國家的對外政策中占據重要位置。而由于外事部門全面的外交“躍進”，來華外賓數量猛增。1959年，國內外賓接待數量由1958年的4472人陡增到8000人(《中央外事小組關于1959年國際往來規劃的報告》（1959年1月21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87，長期。)，中共中央因而要求外事部門調動一切力量，利用各種形式系統、恰當地宣傳中國(《中央外事小組關于1958年外事工作的基本估計和1959年外事工作方針規劃及中央指示》（1959年2月13日），甘肅省檔案館藏，檔案號91-018-0121。)。而當時外事系統的女干部又占據很大比例，僅外交部就有女干部686人，占整個隊伍的27.2％(《章漢夫在第五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61年1月），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22，長期。)。

1960年12月20日，在鄧穎超的建議下，國務院外辦邀集外交部、全國婦聯等單位的30多位負責同志夫人召開第一次夫人工作會議。陳毅肯定了過去幾年夫人工作取得的成績。他認為夫人很重要，否則許多對外工作無法開展，要求女同志應該將對外活動和內部事務三七開，使館和國內外事部門的負責人要帶頭開展夫人外交活動，開辟夫人外交的國內國外兩條戰線。(《陳毅在外交部夫人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60年12月20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7-01049-02。)鄧穎超則詳細總結了夫人工作的方針、方法。她認為夫人外交是展現新中國婦女形象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有效途徑，夫人活動要服從總的外交方針，工作對象以駐在國為主，兼顧外交使團，以上層和官方為主，適當接近中下層。她還強調了夫人活動要尊重駐在國的文化習慣，遵循“實事求是、積極穩妥、順其自然、入情入理、細水長流、合乎時宜、恰如其分、逐步深入”的原則，忌操之過急、出風頭、輕率、張揚。關于夫人外交的形式，鄧穎超提出可采取家庭訪問、小型茶會、烹調、探病、婚禮、送禮等。(《鄧穎超在外交部夫人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60年12月20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7-01049-02。)

次年1月，張彥在第五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夫人活動光榮、重要，外事部門要把國內夫人組織起來參加對外活動并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張彥在全國第五次外事工作會議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稿》（1961年1月），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22，長期。)。在這次會議上，國務院外辦副主任孔原被指定負責規劃和設立夫人外交制度。考慮到1958年外事制度建立時并沒有成立相關的夫人外交機構，2月10日，陳毅建議在中央外辦下成立婦女小組，北京的各部門和單位將夫人外交列入議事日程，并且“培養面要大，多方面入手，做足這方面工作”，陳毅同時還提醒要注意做外國專家夫人的工作(《陳毅在全國第五次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61年2月10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22，長期。)。3月，第一次駐外使節夫人座談會召開，外交部聽取了駐蘇、印尼等使館夫人活動的經驗和建議，初步討論了婦女干部以夫人身份參加外事活動的作用、意義及如何加強干部隊伍和健全組織領導等具體問題(《駐外使節夫人座談會情況》（1961年3月2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7-01049-01；采訪章鐘娥記錄（2016年1月）。)。

6月23日，廖承志和孔原向中共中央提交《關于婦女干部以夫人身份參加外事活動的請示報告》，綜合了前幾次夫人工作會議的意見，認為夫人活動已是外交工作和國際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但目前仍然是一個薄弱環節。報告認為夫人外交本身絕非簡單的交際應酬，而是禮儀、國際上層統戰的需要，任務是發展友誼、進行宣傳。報告建議在政府、人大系統內建立一支基本隊伍，設置包括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人大常委以及國務院各部主要負責人的夫人職位，并建立經常性的培養教育機制。(《中央外事小組轉發關于婦女干部以夫人身份參加外事活動的請示報告的通知》（1961年9月22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857-1-448-16。)

9月，中央批轉報告并決定在中央外事小組領導下建立夫人外事活動指導小組，陳毅夫人張茜擔任組長，成員包括劉新權、郭建、龔普生、俞沛文、郝治平、丁雪松、吳青，孔原為小組會議召集人(《中央外事小組轉發關于婦女干部以夫人身份參加外事活動的請示報告的通知》（1961年9月22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857-1-448-16。)。月底，中央各部門根據陳毅的要求，向夫人外事活動指導小組提交參加夫人活動的人員名單，根據每個夫人的交際能力和已承擔的業務情況，指導小組將其分成一、二、三線安排接待活動，其中第一線25人、第二線71人、第三線35人(《張茜關于夫人工作的匯報和建議》（1962年11月），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45，長期。)。為培訓這支相對業余的夫人外交隊伍，外交部邀請夫人們參加有關國際國內形勢及外事工作的報告會。各駐外使館夫人活動的建制也同時進行，使館陸續在黨委下成立以大使夫人為負責人的夫人活動指導小組，小組專職制定夫人外交的方針和工作計劃，研究工作范圍和活動方式并交流經驗。此外，他們還建立了定期會議和匯報機制。

在機構建制不斷完善的同時，夫人外交的內容也開始發生變化。1962年初，外交部要求外事部門和駐外使館加強夫人活動的計劃性和目的性，在從事友好活動的同時開展針對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具體包括宣傳中國的反修反帝主張、重點搜集“修正主義國家”動態信息以及“帝修國家”對中國反修活動的立場和態度(《外交部關于一年來駐外使館夫人工作的情況和進一步加強這項工作的請示報告》（1962年1月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2-001-00141-0032。)。

外交部強調夫人外交的反修反帝目的與當時的國際情勢密切關聯。自1959年赫魯曉夫訪美后，美蘇印等國相互之間頻繁開展夫人外交。肯尼迪政府推行“家族外交”，1961年總統夫人訪問印度以增進美印關系；作為回應，尼赫魯攜女兒訪美。蘇聯此時也頻繁利用夫人活動發展國際關系，赫魯曉夫訪美時攜帶夫人。同時，蘇共邀請大量兄弟黨負責人和家屬赴蘇度假。為了發展與印尼的關系，蘇聯、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相繼邀請蘇加諾夫人來訪。中方認為美蘇印等國的夫人外交意味著“帝國主義、反動民族主義、修正主義者正通過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家屬的交往來互相拉攏和勾結”。(《張茜關于夫人工作的匯報和建議》（1962年11月），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45，長期。)

布加勒斯特會議后，夫人外交開始被蘇聯用于從事反華活動。1961年1月，印度亞非團結委員會通過反華決議，蘇聯政府于5月授予該會主席拉米希瓦里·尼赫魯夫人列寧國際和平獎金(《蘇聯的對外文化聯系》（1962年9月），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47，長期。)。1962年3月，北京使團外交官夫人在慶祝“三八”節活動時發生了針對中國和阿爾巴尼亞的外交事件。保加利亞大使夫人以社會主義國家首席大使夫人的身份舉行招待會，但有意排斥阿爾巴尼亞夫人，中國外交部對此進行了抗議，此事件也引起中方的警覺。此外，中國駐蘇東國家的使館在夫人交際活動中也遇到了類似被排斥的情況。(《張茜關于夫人工作的匯報和建議》（1962年11月），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45，長期。)

為應對美蘇的夫人外交攻勢，中國開始借尼泊爾國王夫婦、比利時皇太后、蘇加諾夫人訪華之機開展夫人外交活動。其中，蘇加諾夫人哈蒂妮所受到的接待規格最高。1962年9月24日，周恩來和鄧穎超舉行家宴招待哈蒂妮(《總理和夫人鄧穎超舉行家宴熱烈歡迎哈蒂妮·蘇加諾夫人》，《人民日報》1962年9月25日。)。29日，毛澤東親自接見哈蒂妮，江青、王光美、鄧穎超、張茜、朱霖等多位中央領導夫人參加(《毛主席和江青接見哈蒂妮·蘇加諾夫人談話記錄》（1962年9月29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204-00873-01。)。隨后，張茜又全程陪同哈蒂妮到各地游覽參觀。中方的高規格接待令哈蒂妮十分滿意，她認為自己在中國受到了真正的第一夫人待遇，其規格超過蘇聯、柬埔寨和越南(《陳毅在第六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關于形勢問題的報告》（1962年11月13—14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46，長期。)。

哈蒂妮之行讓中方切實感受到了夫人外交的作用。針對之前干部中出現的輕視夫人外交的情緒 (當孔原被陳毅任命為夫人外事活動指導小組召集人時，便遭到了諸多干部的嘲笑。)，11月13日，陳毅在第六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夫人外交是中央的政策，得到總理和鄧大姐支持，建議日后領導人外訪盡可能成雙成對。除了要態度大方并且慎重地做好上層婦女工作外，陳毅還要求工會、婦聯派夫人出國從事下層婦女工作。(《陳毅在第六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關于形勢問題的報告》（1962年11月13—14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46，長期。)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駐外使館和國內的夫人外交到1962年11月前后已經初步制度化和經常化。張茜經調查后發現，駐外使館黨委已經開始普遍重視夫人外交，大部分外交官夫人已經被組織起來并實現了分工協調，使館夫人在思想上“打破了過去認為對外活動和內部工作相互矛盾的看法”，提高了工作積極性，夫人的業務能力和外文程度都有了進步，成績和經驗因此得以初步積累起來。張茜認為國內夫人工作已經形成了一支基干隊伍，接待蘇加諾夫人的活動顯示了中國夫人外交的力量和陣容。(《張茜關于夫人工作的匯報和建議》（1962年11月），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45，長期。)

相比政府層面的夫人外交，黨際交往中的夫人活動的局面在此前后依舊沒有改善。不僅毛澤東當時仍然單獨接見黨賓，來華的各國共產黨代表也很少攜帶夫人。例如，在1960年訪華的26個共產黨代表團中，只有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攜帶夫人(《蘇聯駐華使館提供的情報資料：中共與兄弟黨的聯系》（1960年9月10日），ЦХСД，ф.5，оп.49，д.327，л.218-233。)。為進一步完善夫人外交制度，以適應國際斗爭形勢的發展和外事活動的需要，尤其是為應對與“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進行斗爭的迫切性，張茜認為夫人活動需要拓展到黨際交往中去。為此，她建議中聯部在接待兄弟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兄弟黨的負責人時開展經常性的夫人活動。相應地，夫人外事活動指導小組要吸收來自中聯部的成員，并建立經常性的聯絡機制。此外，為了使夫人活動更加專業化，張茜建議中聯部等單位定期培訓回國的駐外使節夫人，并吸收她們參加活動。(《張茜關于夫人工作的匯報和建議》（1962年11月），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145，長期。)

三、反帝反修與中間地帶工作：夫人外交的成效

1964年，蘇共中央主席團批評赫魯曉夫在外交上的種種錯誤，將其訪問美、法、印、緬等國時進行的夫人外交視為導致蘇聯對外活動花費高昂卻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蘇共中央主席團提交蘇共中央全會的報告草稿：赫魯曉夫的錯誤》（1964年10月14日以前），АПРФ，ф.2，оп.67，Пакет №223。)。蘇聯的夫人外交由此走向低谷。相比蘇聯，新中國的夫人外交此時正處于經常化運作的高峰期。

1963年初，夫人外交的制度化和內容調整基本完成。從1963年到1966年，國內外事部門在對外交往中頻繁開展夫人活動。除各種外國婦女茶話會以及婦女代表團互訪外，中方在與巴基斯坦、尼泊爾、錫蘭、阿富汗、馬里、阿聯、幾內亞、坦桑尼亞、中非、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政要和高層代表團互訪中，均安排了夫人外交活動。例如，1963年4月，劉少奇以中國國家主席的身份出訪印尼、緬甸、柬埔寨和北越，并一度使訪問成為國際新聞的焦點，王光美、張茜和朱霖等夫人隨行，產生轟動效應；12月，張茜等人隨周恩來出訪亞非洲十四國，重點開展對非洲國家的夫人外交；1965年2月17日，劉少奇夫婦、周恩來夫婦、彭真夫婦、喬冠華夫婦和何英夫婦共同接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夫婦。

1963年后，駐蘇聯、阿爾巴尼亞、阿聯、捷克斯洛伐克、加納、馬里、緬甸等國使館根據要求，已將夫人外交列入使館經常性的對外交流計劃(《第三次駐外使館夫人工作座談會紀要及駐蘇聯、阿爾巴尼亞等使館報回的材料》（1963年3月7日—12月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7-01356-01。)。然而，此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分裂已使中國駐蘇東國家使館的夫人活動嚴重受限。1964年，中國駐蘇使館舉辦春節聯歡會，蘇方和蒙古方面反應冷淡(《駐蘇使館致電外交部：潘大使夫婦邀請蘇、朝、越、蒙人員春節聯歡情況》（1964年2月1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3910-02。)。次年，蘇聯完全抵制破壞了中國使館安排的活動(《駐蘇使館1965年對外交際交涉工作總結》（1965年12月20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2871-02。)。駐捷克大使仲曦東夫人劉錦琳回憶，1961年后，使館的夫人活動因捷克政府的限制而難以開展 (翟曉光：《先鋒：新中國大使夫人傳奇》，第161頁。)。駐阿爾巴尼亞使館1963年舉辦國慶宴會，除朝鮮和東德商務隨員夫人外，其他東歐國家夫人皆未出席(《駐阿爾巴尼亞使館1963年國慶宴會、阿慶祝活動和宣傳報道情況》（1963年10月20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3460-01，第4頁。)。情況到了1965年更為糟糕，使館與所謂“修正主義國家”夫人之間的交流幾乎中斷(《駐阿爾巴尼亞使館夫人工作總結》（1965年12月13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3707-05。)。駐波蘭使館夫人的友好活動也遭到阻撓，她們只能通過電影、展覽、畫展、宴請、歌舞團演出等途徑開展反修宣傳(《1965年駐波蘭使館夫人工作總結》（1965年12月1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3669-05。)。

此時，中國駐外使館夫人活動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位于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中間地帶國家。駐蘇丹大使曾濤夫人朱黎清認為使館1962年的夫人外交工作頗有成效，她們通過招待會、宴請、看電影、喝茶等方式與蘇丹外交部秘書長、禮賓司長夫人建立來往、增進友誼，了解到很多信息( 翟曉光：《先鋒：新中國大使夫人傳奇》，第114頁。)。據章鐘娥回憶，1963年后，駐阿富汗使館的夫人們與皇室的來往更頻繁，夫人活動三天兩頭地進行，收集到的有價值的外交信息大幅增加 (采訪章鐘娥記錄（2014年12月）。)。這一時期，在中間地帶國家從事夫人外交活動收效最大的是中國駐中非和法國使館。

駐中非使館的夫人外交開始于1964年初建館不久，使館共有三位夫人，她們除參加一般交際活動外，還單獨進行少量的夫人活動。中非實行一夫多妻制，婦女地位相對較低，較少出席外交場合，使館的夫人外交不僅面臨著當地“傳統封建陋習”的挑戰，而且受到殖民時代教育形成的反華觀念的阻礙，中方發現中非婦聯曾多次組織反華活動。

考慮到夫人外交是一種可以通過宣傳、發展友誼來提高非洲婦女覺悟，從而爭取平等地位、消除殖民主義影響的有效途徑，使館有意安排中非本國官員攜帶夫人出席各種外交場合，結果過半中非夫人應邀出席。在正式外交場合之外，使館夫人則通過產后探望、觀看電影等私人社交方式發展個人關系(《駐中非使館1965年夫人工作總結》（1965年12月13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8-00622-02。)。1965年12月在中非舉辦的中國經濟建設展覽會成為使館全面開展夫人活動的契機，使館邀請總統夫婦和其他高中級官員夫婦參觀、購物，中國夫人配合對主要官員的夫人開展了大量活動。

通過一年來的各類活動特別是展覽會期間的工作，使館欣喜地發現中非夫人多數誠懇老實且易于交往，雖然覺悟很低，但也并非毫無政治感。一部分中非婦女開始改變對新中國的態度，主動與中國夫人交朋友，她們對中國的商品、中醫、旗袍產生興趣，不斷贊揚中國經濟建設和婦女解放成就，之前持有反華立場的中非婦聯此時也開始通過互訪改善對華交往。使館因此認為“非洲夫人工作大有可為”。(《駐中非使館1965年夫人工作總結》（1965年12月13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8-00622-02。)

中法建交被視為“外交核爆”，駐法使館的特殊性因此凸顯。1964年5月，外交部要求駐法使館在對法關系上采取高度的政策靈活性，使自己成為中國開展對第二中間地帶工作的主要據點之一，調研工作因而成為使館的重要任務。外交部指示使館要與“戴高樂派政要”、“老牌資產階級政要”、部長級官員和議會代表團、前法屬共同體非洲國家使節和官員等各類政治力量進行接觸，以便掌握第二中間地帶的重大動向。《(駐法使館的工作方針和任務》（1964年5月30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10-02002-02。)考慮到法國上層社會的社交傳統，中國使館將夫人外交作為接觸外國政要、官員和使節的重要途徑。

根據法國政府的規定和外交習慣，總統、總理和部長夫人一般不接見外國使節夫人且極少參加外國使團活動。盡管如此，駐法大使黃鎮的夫人朱霖還是利用當時法國國內的中國熱，從訪問戴高樂夫人開始，進行了一系列拜會活動。除總理、國民議會長夫人外，朱霖成功地拜會了法國財政部長、新聞部長、退伍軍人部長、外交國務秘書、國務部長、外長、文化部長、巴黎市長的夫人以及社會黨婦女組織負責人。( 朱霖：《大使夫人回憶錄》，第117—121頁。)

朱霖在拜會戴高樂夫人時轉達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夫人的問候，使“對方反應很強烈，很受感動”，她在談話中以巧妙的方式邀請戴高樂夫人、法國外長夫人、法國新聞部長和巴黎市長夫人訪問中國，所贈送的中國禮物讓法國夫人覺得中國產品名不虛傳。朱霖在與法國夫人的接觸中發現，法國上層婦女多數支持戴高樂與中國建交，甚至連之前反對中法建交的財政部長和反對派參議院議長夫婦在拜會時也十分友好，議長夫人還特地到使館回拜。朱霖發現，許多法國夫人對中國印象良好，愿意到中國使館喝茶、看電影、參觀手工藝品，也有一些夫人邀請朱霖參加她們的活動。大部分法國夫人也愿意談政治問題，朱霖發現在與她們的交談中“可以找到一些共同點和可資利用之處”。(《駐法使館建館初期大使夫人的外交活動》（1965年1月19日），中宣部編印：《宣教動態》第1156期。)顯然，這對中方搜集外交信息、完成動向調查工作是十分有利的。

宣傳工作也是駐法使館夫人外交的一項任務。由于長期的敵對和缺乏相互溝通，50年代后期，英法美等國社會中已經形成了諸多關于新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和歧視，其中，“藍螞蟻”（Blue Ant）便是一個典型例子。1957年，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Robert Guillain）在英國出版的著作中首次使用“藍螞蟻”一詞，意在諷刺中國大陸的普通百姓呆板地統一穿著藍色衣服，暗指中國國內缺少自由和多樣性 (Robert Guillain,The Blue Ants: 600 Million Chinese Under the Red Flag, Criterion Books, 1957.)。此后，該詞陸續被西方公開媒體和出版物使用 例如，1962年下半年，抵達西方的匈牙利作家帕洛斯·霍瓦斯（George Paloczi Horvath）在英國出版的書中頻繁使用“藍螞蟻”一詞。(參見George Paloczi Horvath, Mao Tes�瞭ung: Emperor of the Blue Ant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2；《英國出版新書：“毛澤東——藍螞蟻之王”》（1962年12月26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藏，檔案號109-02390-03。)，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十分負面的影響。而朱霖的旗袍卻輕而易舉地破除了法國公共媒體和部分知識分子及政要關于中國人是“藍螞蟻”的偏見。法國人還通過朱霖的介紹了解到中國的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情況，大部分人對此表示很驚訝，并認為“外國人對中國的變化思想跟不上”。(《駐法使館建館初期大使夫人的外交活動》（1965年1月19日），中宣部編印：《宣教動態》第1156期。)

對“修正主義國家”夫人的宣傳和分化也是使館夫人活動的重要內容。由于意識形態的對立，朱霖在與蘇聯大使夫人首次見面時，就在婦女解放問題上形成分歧。蘇聯大使夫人認為男女間的職業平等并不等于婦女解放，婦女有展現溫柔美和做賢妻良母的天職和特點，朱霖以理駁斥，雙方不歡而散。朱霖接著對東歐國家大使夫人進行拜會，并試探她們對于婦女解放問題的看法。令她意外的是，除羅馬尼亞大使夫人外，捷克、南斯拉夫大使夫人都贊同中方主張。南斯拉夫大使夫人甚至認可社會主義階級斗爭以及“繼續革命”理論，并表達了對本國國內諸多政策的不滿。匈牙利大使夫人對中國也頗為友好，她在中國核試驗后舉辦的一次宴會上，通過桌下握手向朱霖表示祝賀。朱霖因此與這些國家夫人成為朋友，這讓中國使館意識到“修正主義不是鐵板一塊”。(《駐法使館建館初期大使夫人的外交活動》（1965年1月19日），中宣部編印：《宣教動態》第1156期。)

中法建交增加了中國與一些親法國家發展關系的可能性，夫人活動成為中國使館與這些未建交國家接觸的理想途徑。通過友好國家大使夫人的介紹，朱霖約見了喀麥隆、馬達加斯加、比利時、盧森堡、澳大利亞、土耳其、墨西哥、智利等未建交國家的大使夫人，受到熱情接待。其中，喀麥隆大使夫人贈送本國茶葉，邀請朱霖參加非洲大使夫人的定期聚會。除了宣傳中國的建設、婦女解放成就以及對外政策主張外，朱霖還向這些國家的外交人員試探建交的可能性。駐法使館的夫人外交于60年代在巴黎建立的友誼和交際網，不僅在當時起到了積極作用，甚至影響了70年代的中國外交。1971年，中國與十幾個國家在巴黎談判建交，朱霖透露當年使館的夫人外交“起到一些作用” (朱霖：《大使夫人回憶錄》，第117—121頁。)。

四、結語

1966年11月，張茜以中柬友協副會長的身份率領代表團訪問柬埔寨(《中柬友好代表團赴柬埔寨訪問》，《人民日報》1966年11月5日。)，此時夫人外交已近尾聲。不久，“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外交工作全面停滯。隨著劉少奇、王光美、陳毅等人被批斗，夫人外交被視為“資產階級殘余”而遭到批判并陷于停頓。直到80年代初，夫人外交才全面恢復，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業夫人外交誕生，新中國的夫人外交由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盡管60年代制度化和經常化的夫人外交活動持續短暫，但這段歷史依舊可以給我們帶來諸多的思考啟示。

就本身功能而言，夫人外交能通過展現女性柔美的一面，通過具體的言行及其象征作用實現對外宣傳，并以此達到改善國家形象和促進國際溝通的目的，進而在公共認知層面提高本國的外交軟實力，以期對國家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這一點已被現有研究證明。本文的研究證實，新中國夫人外交具有類似的個體化和相對隱秘的宣傳功能，通過私人談話、非官方化的聚會，夫人外交活動側面地展現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婦女解放成就，改變了外界對新中國的諸多偏見。相比于傳統的第一夫人外交，新中國的夫人外交具備多層次多方位的格局，可以同時進行國內和國際兩方面的工作，在宣傳和國家形象建構上發揮著更為全面和有效的作用。除公共外交職能外，新中國夫人外交可以在其他方面助益于國家的對外交往。夫人參與外交活動可以利用特殊的身份和優勢，在發展國家友誼的同時協助搜集、傳遞有價值的外交信息，推動調查研究工作的開展，這一點在新中國駐外使館的夫人外交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從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和主觀動機的角度觀察，夫人外交活動的歷史體現了新中國外交具備超越革命意識形態屬性的現實主義張力，折射出新中國外交政策的靈活性。不可否認的是，在1949年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革命的理念一直主導著中國外交的走向，這實際上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一直致力于在外交中建立一種新型國際交往模式的結果。周恩來曾明確指出新中國外交的性質是人民外交，與帝國主義國家外交和舊中國外交完全不同(《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8年4月15日），江蘇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124-69，長期。)。他不但主張資本主義外交不可用，甚至認為連蘇聯的社會主義外交也不能完全用(《周恩來對外交部全體干部的講話》（1954年11月3日），河北省檔案館藏，檔案號1057-8-44。)。在實踐中，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已經實現了的新型國際關系模式，在東西方冷戰的條件下，它被用來作為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國際關系的替代性選擇而加以維護和發展。在實現替代之前，中國理論上（事實上也是）要與諸多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交往，就需要新中國的領導人和外事部門超越自身的革命意識形態去理解、接納和掌握既有的國際外交通則和外交策略。

夫人外交緣自西方的女權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其本身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理念與中國外交固有的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革命意識形態價值觀相悖，“資產階級太太”的形象始終難以為革命女性所完全接納。而在冷戰年代，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常常決定了其對外政策目標的選擇以及具體外交政策工具的運用。夫人外交之所以能被新中國用來作為實現外交目標的政策工具，最大的原因在于周恩來所確定的外交工作要把握高度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策略。這一策略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調和具體外交政策工具與核心外交價值觀（通常也是本國的核心意識形態價值觀）之間的矛盾，這使得革命觀念主導下的中國外交在具體的實施中具備了極為堅韌和厚實的內在張力。這種超越革命意識形態屬性的現實主義張力體現在夫人外交身上的結果就是在60年代，新中國的外交部門可以在整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急速“左”轉的情況下，依舊可以超越意識形態觀念的阻礙，對夫人外交采取現實主義的理解和運用。對此，外交部副部長袁仲賢曾有過一個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認為女同志穿上旗袍搞外交就是為了黨的利益去演戲 (王正民：《毛澤東在新中國之初》，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0頁。)。這里的利益，在本文的歷史敘述中，除了宣傳和國家正面形象的建構這類公共外交范疇的功能外，最主要的是指中間地帶革命理念之下的國際統戰目標。國際統戰很好地將革命外交的目標和夫人外交的多重功能相連接，促使外事部門在中國外交完全“左”轉的前夜實現了夫人外交的制度化和經常化運作。事實證明，在面對中蘇分裂、中國發展與中間地帶國家友誼的情形下，擔負對外友好交流和反帝反修斗爭雙重任務的夫人外交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功。

可以說，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外事部門對夫人外交的理解和運用是獨特的。這種獨特性帶給今天夫人外交的歷史啟示是，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實現夫人外交的經常性和制度化運作，需要靈活調和政治意識形態、文化觀念與具體外交目標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就長遠而言，夫人外交功效的最大化需要獲得相應的持之以恒的政治理念和社會文化的支持。

（本文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