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作者提到王明在1939年9月參加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之后，就再也沒有去過重慶，其原因在于毛澤東為了防范王明與外界的聯系，“嚴格限制王明前往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然而，歷史事實真是如此嗎？

王明作為中共七位參政員之一，是否出席國民參政會，這不是個人行為，而是黨中央根據國共關系的實際需要作出的安排。王明沒有出席1940年4月1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會議，這是1940年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集體研究決定的。會上，大多數人主張不出席，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指出：過去參政會只是請客，決議不能實行，反共的決議便實行了。如果不出席，我主張一個也不去，董老也只去一次，首先將我們各種提案送去。3月23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秦邦憲關于國共兩黨關系的報告，秦邦憲介紹即將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會議的主要傾向是反汪精衛和反共產黨，南方局主張至少要派董必武出席以影響中間力量。中央書記處會議出于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實際需要，改變了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擬派董必武出席的方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由秦邦憲、林伯渠、鄧穎超、董必武四位參政員出席此次國民參政會。方案得到會議通過。

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共召開兩次會議，王明均未出席，這是黨中央根據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需要而作出的安排。1941年1月初，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并污蔑新四軍為“叛軍”，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進行了及時揭露和痛斥，并且拒絕出席擬于1941年3月1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以示抗議。2月15日，毛澤東、王明等中共七位參政員聯名致電國民參政會秘書處，嚴正聲明在中共提出的制止挑釁、懲辦皖南事變禍首等善后辦法十二條未被國民政府采納之前，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由于國民黨堅持不肯接受善后辦法十二條，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以七位參政員名義致函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以請事假的名義，拒絕出席將于11月17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16日，在張治中、王世杰擔保于國民參政會后釋放葉挺的前提下，中央政治局接受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武官崔可夫的建議，決定由董必武、鄧穎超出席。

此外，王明未出席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還另有原因。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拉開了延安整風的序幕。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黨的歷史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深刻分析和批評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和實質，指出蘇維埃運動后期的主觀主義錯誤的嚴重性和危害性。而且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找王明談話，王明不但未作深刻的自我批評，反而百般狡辯、推脫責任，甚至采取抵制、抵觸態度，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此后，王明長期因病沒有參加整風運動和中央的會議，直到1945年底病情有所好轉才出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在生病期間，他自然更不可能再赴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

置于社會歷史大背景下看，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會議之后王明再沒有出席國民參政會，是由于內在、外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作者武斷地判定王明無法出席是受毛澤東的限制，是一種唯心史觀，恐怕“防范王明與外界的聯系”也出自作者的“豐富”想象力。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