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噪一時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作者提出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延安整風之前毛澤東“安排王明擔任中央婦委書記和女大校長，則有明顯羞辱王明的含意”。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來主管婦女工作就是羞辱？是不是作者把自己輕視婦女工作的扭曲心理強加給毛澤東呢？

要駁斥這種謬論，我們先來看看婦女工作在黨的全局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分量。毛澤東歷來認為婦女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他在1929年12月底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指出：“婦女占人口的半數，勞動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和她們特別受壓迫的狀況，不但證明婦女對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決定革命勝敗的一個力量�！焙髞硭�多次強調婦女在中國革命和黨的事業中的重要性，指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沒有女子參加，就做不成氣。我們打日本，沒有女子參加，就打不成；生產運動，沒有女子參加，也不行。無論什么事情，沒有女子，都絕不能成功。”既然如此，把廣大勞動婦女發動和組織起來，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必不可缺的一項重要工作。

全面抗戰爆發后，為了進一步加強黨對婦女工作的領導，193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婦女運動委員會，由李富春任主任。1939年2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開展婦女工作的決定》，強調了婦女在抗戰建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糾正一切對于婦女工作的輕視、忽視與消極的態度”，同時還強調建立健全各級黨委領導下的婦女工作部門，“使之成為各級黨的委員會內最重要的工作部門之一”。在2月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在聽取婦委工作報告時指出，過去黨內一貫忽視婦女工作，主要由于沒有一些經常做婦女工作的干部，今后要負責同志經常注意婦女工作。黨中央當時之所以把婦女工作擺在突出的位置，是基于對抗戰形勢的正確分析以及抗戰以來婦女運動存在問題的清醒認識。1939年3月3日《中共中央婦委關于目前婦女運動的方針和任務的指示信》、9月鄧穎超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的報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婦女運動》等文獻，都作了深刻的闡述。從黨的領導來說，“黨的婦女干部異常缺少”，“全黨對婦女工作注意得非常不夠”；從婦女運動來說，廣大婦女群眾尚未全面地動員和組織起來，“工作方法與方式的一般化”、“工作的刻板性”等缺點與全面抗戰的新形勢不相適應。黨中央正是從革命斗爭的迫切需要出發，進一步加強對婦女運動的領導，當務之急特別是培養一批黨的婦女干部。1939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我們歷來最缺少的干部是婦女干部，婦女運動經驗亦沒有總結，這個缺點必須補救�！睘榱诉m應新的斗爭形勢，黨中央決定在延安創辦專門培養婦女干部的中國女子大學。經過籌備，1939年7月20日，女大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出席并發表講話。他指出：創辦中國女子大學，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戰的需要，婦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只有全國婦女都起來了，革命才能得到成功。為了激勵和廣泛發動廣大婦女同胞投身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1939年6月1日，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辦的《中國婦女》雜志在延安創刊。毛澤東為刊物題寫了刊名并發表了《題〈中國婦女〉之出版》的四言詩，充分體現了他對婦女運動工作的高度重視。

王明就是在當時黨中央進一步加強對婦女運動的領導這個大歷史背景下，于1939年2月擔任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此后又兼任女大校長。王明當時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由他來接替李富春，恰恰體現了黨中央基于重視婦女工作的考慮。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認為這是“明顯羞辱王明”，純粹是作者強加于歷史真實中的想象。這種想象對于嚴謹的歷史研究來說，才是一種“明顯羞辱”。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