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是印尼政界頗有影響的老一輩領導人，在蘇加諾執政期間，曾兩度受命組閣，任印尼總理。他是亞非會議的發起人之一，并主持了萬隆會議。他于1955年、1956年兩次訪華，同我國老一輩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有過友好的接觸，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于1976年病逝，這是他的一篇遺作，回憶了他發起主持萬隆會議并與周恩來總理接觸的經歷。在周恩來逝世40周年之際，外交部李達南先生將它翻譯成中文，現本刊發表，以饗讀者。

尼赫魯支持召開亞非會議

1954年初，當印度支那緊張局勢達到高峰時，我收到錫蘭（現斯里蘭卡）總理科特拉瓦拉的一封信，邀請我參加該年4月在科倫坡舉行的五國（印尼、印度、錫蘭、巴基斯坦、緬甸）總理會議�？铺乩�瓦拉在信上說，會議將是非正式性質的，這使我感到驚奇。因為會議如果是總理級的，外界自然認為屬于官方性質，除非科特拉瓦拉只是要我們見面相互認識一下。這在他的信中并沒有說清楚。但我認為開這個會是提出我長期主張的亞非合作的很好的機會，因此我立即回信說我很高興接受他的邀請，并將在會上提出關于召開更大規模會議的建議。

我所關心的是印尼政府如何對召開亞非會議一事采取主動。我在科倫坡會議上提出召開亞非合作會議的建議后，反響總的說來還不錯，但不熱烈。第一個發表評論的是印度總理尼赫魯，他認為印尼的建議有許多好處，因而他是贊成的。但他預計會有不少困難尚待克服。鑒于參加亞非會議各國的意見分歧，在討論問題時顯然有難以達成協議的危險。其次是究竟應該邀請哪些國家參加這一會議。譬如說，是否也要邀請非洲的殖民地國家？在當前印度支那局勢下應邀請哪個政府參加，是邀請越南獨立同盟會還是邀請越南政府？但尼赫魯并不想拒絕我的建議，因此只是表示既然贊成的話就不能讓這一建議半途而廢。他強調在會議召開前應由最高官員進行大量的準備工作。別的評論同尼赫魯的評論相似，只是沒有談得那么細。我在回答中強調，我并不準備在目前詳細討論我的想法。如果原則上同意召開亞非會議的話，關于邀請哪些國家等問題可以在以后一階段決定。如果總理們同意，印尼政府將進行一切必要的準備。最后在尼赫魯的動議下，同意給印尼關于召開亞非會議的提議以道義上的支持。在會議公報中提到“總理們討論了召開亞非會議是否適宜的問題，并贊成由印尼總理探詢舉行這種會議的可能性的建議”。這在外交上顯然是無力的陳述，表明其他四位總理對召開會議的可行性尚抱有懷疑。對我說來，尼赫魯的意見是最重要的，因為當時他對印度鄰國政策的影響確實很大，其他亞洲國家是否支持我國政府的計劃或多或少要看尼赫魯的態度。

日內瓦會議就印度支那停戰問題達成了協議。在會議結束前，杜勒斯（曾任美國國務卿，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就拉著安東尼?艾登（時任英國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為實現東南亞聯盟計劃而進行活動。1954年7月20日，艾登寫信給我，邀請印尼參加東南亞國家聯盟，初步定名為《東南亞集體防務協定》。我當然拒絕了艾登的邀請，尼赫魯和吳努（時任緬甸總理）也拒絕了；在五國總理中只有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同意參加。我當時沒有聽說錫蘭政府收到同樣的邀請，后來才知道它也拒絕參加。9月8日，東南亞條約組織在馬尼拉成立。這一組織的形成和后來中國炮轟金門島引起了緊張局勢，增加了印尼倡議召開亞非會議建議的必要性。也許由于這個原因，尼赫魯在8月18日寫信給我，邀請我去印度訪問。9月間我訪問了印度。尼赫魯雖然原則上同意，但對召開亞非會議仍然猶豫不決。在印度總統的宴會上尼赫魯致歡迎詞時，對亞非會議只字未提。在我的勸說下尼赫魯的態度后來才有改變。9月25日，在我離印的前一天，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其中提到雙方曾討論了召開亞非會議問題，認為開這樣一個會是適宜的并應盡早召開。我當時感到松了一口氣，因為尼赫魯態度一改變，我就可以比較容易取得其他亞非國家的支持，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在回雅加達的路上，我在仰光逗留了兩天，同吳努總理會談，然后也發表了內容相同的聯合聲明。

一旦道路鋪平，舉行亞非會議的準備工作進行得很快。在我的邀請下，1954年12月28日至29日，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和錫蘭總理前來印尼參加茂物五國會議。會上同意亞非會議將由五國總理共同發起，由印尼代表五國向有關國家發出邀請。會議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舉行，具體地點由印尼總理決定。我決定在萬隆舉行。1955年1月15日，我向24個亞非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發出了邀請書。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并沒有引起很多批評意見，雖然一些西方報紙評論擔心中國人制造麻煩或極力影響會議傾向東方集團。事實上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在茂物會議上也曾是個難題。只是在吳努表示如果不邀請亞洲最大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緬甸將難以參加之后，會上才獲得一致意見。吳努的意見是對的，因為少了中國，亞洲對當時國際政治就不能起很大的作用。會議最后一致同意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

錫蘭總理的發言節外生枝

1955年4月18日是歷史性的一天，萬隆天氣明朗，亞非會議終于召開，我被推選為會議主席。我將永遠不會忘記由于科特拉瓦拉21日在政治委員會的發言而引起的混亂，他在談到殖民主義時強烈要求會議譴責蘇聯對東歐人民的殖民統治。隱藏在各國代表外交語言之后的基本意見沖突至此突然公開爆發了。這一發言所引起的震動未能局限于秘密會議內部。后來據說科特拉瓦拉發言的詳細內容是被有意地泄露給國際新聞界的。美國報紙報道這一消息特別起勁，因為在當時冷戰的情況下，科特拉瓦拉的發言對美國很有利。我當時的情緒可想而知。我不僅是政治委員會的主席，有責任在會議陷入混亂之前竭力緩和這種激動狀態，而且我還是亞非會議倡議者印尼的總理。我清楚地知道，會議可能因這一事件遭到失敗，印尼的國際聲譽和威信終將大為降低。我對此感到非常焦急。尼赫魯也許抱著同樣的情緒，我發現他很緊張不安。但尼赫魯表達感情的方式同印尼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他生氣了，而我盡管內心焦慮，卻力圖保持鎮靜。我決心要用一切辦法來度過這一危機。我深知這些困難是不能靠憤怒來克服的。

首先做出反應的是周恩來。他要求我給予他在第二天答復的權利，并要求把科特拉瓦拉的發言印發給所有代表團，以便認真研究。我同意周恩來的要求。當時已近傍晚，我想馬上結束會議，使緊張氣氛略為平靜下來。但尼赫魯突然要求發言，他要我明確表示討論科特拉瓦拉的發言將放在明天議事日程上的哪一項。尼赫魯的煩惱說明，他不愿意在第二天繼續討論科特拉瓦拉的發言，而要我從日程上取消這一項。但我這樣做是有困難的，因為這意味著取消周恩來的答復權，而我剛才已經答應周。我因此堅決聲明說，明天的發言將列在名為“獨立國家”的議事日程項目上，因為科特拉瓦拉所談的是殖民主義問題。但印度代表團顯然決心要阻止就科特拉瓦拉的發言進行評論。當然科特拉瓦拉的支持者很快就了解了印度代表團的意圖，他們要求在尼赫魯之后發言，每個人都強烈地為科特拉瓦拉辯護，并要求在第二天就他的發言進行廣泛而充分的討論。讓當天會議在激烈而緊張的氣氛中結束顯然是不明智的。因此我再次堅決聲明將在第二天就科特拉瓦拉的發言作進一步討論，至少會議應聽取周恩來的意見，他有答復權。泰國外長旺親王支持我的立場，爭論激烈的會議終于在下午6時半結束。

然而我仍然不能離開會場，因為周恩來還留在那里，尼赫魯同科特拉瓦拉也仍在那里進行激烈辯論。周向我走來并對我說，他確實不懂科特拉瓦拉發言的意圖是什么。我勸周直接問科特拉瓦拉，于是在尼赫魯離開后我把兩位總理拉在一起。周通過譯員問科特拉瓦拉有什么意圖，特別問他是否準備在第二天提出一項提議或動議，作為今天發言的補充�？铺乩�瓦拉回答說：“我的發言并沒有什么打算，我只是要把心里的話說出來。我不準備提什么提議或動議！”我聽了后感到很寬慰，周聽后似乎也放了心，他向科特拉瓦拉表示感謝，后者自發地回答說：“現在我們是朋友了，可不是嗎？”并且同周握握手，似乎自己是周相識已久的朋友。自從我1954年第一次在科倫坡會見科特拉瓦拉后，就了解他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想到什么就往往自發而坦率地表達出來，因而大家認為他是個易于沖動的政治家。1956年當我接受要求在一本紀念他進行政治活動25周年的書上題詞時，我寫道，我認為他是我遇到的“最不講外交的外交家”。

偉大的外交家周恩來

科特拉瓦拉走后，周恩來同我商量他第二天發言最好包括哪些內容。雖然他對科特拉瓦拉的回答和友好態度表示滿意，他仍不便放棄答復權。尤其是因為他知道科特拉瓦拉的支持者并不都采取科特拉瓦拉本人的態度，他們很可能繼續發表譴責“蘇聯殖民主義”的講話。我能理解周所面臨的困難，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是蘇聯的親密朋友。我說他的發言最好采取他在亞非會議全體會議上講話的同一方針，這一講話據我了解由于語調友好得到了很好反應。但是問題還沒有解決。我擔心親西方的代表團會利用周明天的發言來批評東方集團。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會議就可能成為沖突的冷戰場所。這是必須盡一切努力來避免的，因為會議的主要目的正是要緩和國際緊張局勢。

那天晚上我幾乎沒有休息。晚飯后我馬上請一些有經驗的高級官員和外交官到我家里來，要他們幫助我去勸說可能使第二天辯論激化的那些代表團的團長，以便使會議在各方節制下獲得成功。當晚11時左右，他們匯報說：所接觸到的各國代表團團長，總的說對情況表示相當程度的諒解。只有土耳其代表團團長的態度不明確。他的唯一反應是莞爾一笑。第二天，我懷著略感寬慰的心情召開了政治委員會。我知道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周恩來的答復。每個人顯然都急于聽他說些什么。但當我正要請周發言時，吳努突然要求就“有關議事程序問題”發言。我不得不同意這一要求。幸而他只是想使當天討論進行得更順利些。他向各國代表團團長呼吁，請他們在辯論時能表現克制，以保持相互諒解和尊重的氣氛，而使會議獲得成功。吳努從容不迫、真誠而簡明的發言有一種權威的神情，對會議起了好的影響。接著科特拉瓦拉作簡短聲明，重復他昨天向周恩來所說的話，這使氣氛更有所改善�？铺乩�瓦拉說，作為會議發起者之一，他肯定不想增添困難，更不愿看到會議失敗。他強調他不準備提出動議或提議作為昨天發言的補充。我大為放心，籠罩會議的陰暗氣氛開始明亮起來。

最后輪到周恩來了，這是每個人等待的時刻。會上頓時鴉雀無聲，能聽到的只是周的高嗓門和他的譯員的聲音。英語翻譯得十分清晰明白，聽起來似乎周是直接用英語而不是用華語說話。那些認定或希望周將對科特拉瓦拉的攻擊進行強烈回擊的代表當然感到十分失望。雖然周反駁了對他的強烈政治信仰的攻擊，但采用的方式是如此巧妙和合乎外交手段，因而沒有引起任何憤怒或爭執。周再次向會議的參加者表明他是一位非常高超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這一點可以用以下發言摘要來說明。他說：“錫蘭總理昨天提到新殖民主義，這一新的解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所不能同意的……東歐各國的人民根據自己的意愿選擇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人們可以喜歡或不喜歡某一種社會制度，這是每個人的自由，但提出新的解釋并就此進行爭論是無助于此次會議的。我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互相尊重對方的意見而不要就此問題在會上進行爭論，因為這是不會有什么結果的，不可能求得共同的理解，也不可能達成一致意見�！�

我們如果把尼克松和周于1972年在上海發表的聯合公報同1955年周的發言比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周的觀點是一貫的，并沒有改變。在萬隆也好，在上海也好，他都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妥協，但總是準備尊重別人的意見，始終忠實于國際關系上的和平共處原則。周的發言成功地使會議的緊張局面得到緩和，事情也就此告一段落。亞非會議最后公報中最重要部分是作為《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基礎的十項原則，也就是后來所稱的萬隆十項原則。

會議期間還有一件同周有關的重大事件。4月23日，我邀請尼赫魯、科特拉瓦拉?穆罕默德?阿里、吳努、周恩來、旺親王和羅慕洛在我的住宅共進午餐。我們一邊吃飯一邊同周討論當時的爆炸性問題即關于臺灣的緊張局勢問題，問在他看來應采取什么辦法來解決。周堅定地說明臺灣是個內政問題，因為該島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問題應該由北京政府和蔣介石在沒有任何外國干預的情況下自行解決。但周也承認，只要美國軍隊繼續占領臺灣，和平解決是不能成功的。當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準備用戰爭手段把美國趕出臺灣時，他回答說他不是這個意思。考慮到美國在臺灣武裝力量這一現實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準備同美國談判，以求得問題的和平解決。

我問周，他是否不反對把他剛才的聲明公開宣布一下，這樣不但美國而且渴望和平的全世界都能聽到。正當亞非會議為緩和由冷戰造成的緊張局勢而尋找辦法時，如果能在萬隆發表這一聲明將有重大意義。周同意了，于是我立刻把《自由報》和《印尼觀察報》記者哈里斯·悉頓普爾找來，要他召集盡可能多的印尼和外國記者來聽取周恩來的重要聲明。許多記者很快聚焦到我的住宅，周向他們發表了下列簡短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這一“熱門新聞”迅速而廣泛地在國際新聞界傳開。很可惜，最直接有關和卷入的美國對此卻一點也沒有反應或評論。從周在萬隆我的住宅提出談判建議后，整整過了17年，才以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來進行答復。也許在1955年時機還未成熟，當時形勢同1972年顯然有很大不同。1955年是杜勒斯這個頑固而僵硬的人在掌握美國的外交政策，而1972年美國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靈活而使人愉快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基辛格決定的。但是中國的外交政策并沒有改變，周恩來為了他的政策取得勝利整整等了17年！

（譯者是外交部離休干部）

轉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