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東北抗日聯軍騎兵部隊。

眾所周知，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中華民族的反抗運動也由此迅速高漲，特別是東北抗日力量的崛起，更是揭開了中國持久抗戰的序幕。那么，究竟誰是東北抗戰的主要發動者和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關于這一歷史事實，已有多方面的論述，而當時日本侵略者的記述，也對此提供了確證。

1934年，日本外事協會編纂、出版了《滿洲帝國總覽》一書，其中第四章敘述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抗戰情況，凸顯出中共起到發動和領導作用、其領導的軍隊是東北抗戰力量的中堅。內稱：

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抗日力量“蓬勃而起”，其數達幾十萬人。以地區而論，在遼寧有遼西、遼北一帶和三角地帶；在吉林、黑龍江，最突出的是東邊道地帶，以此為中心，在中東鐵路至中蘇邊境之間，有無數義勇軍、救國軍。而東邊道、農安的抗日力量是中共領導的，“在中蘇邊界的虎林、靠近哈爾濱的慶城，當時甚至出現了蘇區”。面對日本、偽滿軍警的巨大壓力，抗日力量實行游擊戰，破壞鐵路與通信設施，襲擊重要建筑，擾亂敵人后方，而在蒙受很大損失后，抗日隊伍就退到東邊道及北滿的山區。東北的抗日力量得到了中國各階層的支持，其中，“國民黨政府對義勇軍的援助，只限于任命將軍、對有些軍隊提供資金；但共產黨和其他過激派卻將組織者派到其中，展開群眾性工作，努力將義勇軍置于黨的領導下，與民眾運動結合起來”。中共還將東北的抗戰與關內持續展開的反日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動員東北抗戰軍民選出代表到上海出席反戰會議，促進抗日浪潮。即使在日本扶持偽滿之后，中共滿洲省委“依然最主動、積極地領導滿洲的反日工作”，其指揮的“由工農兵組成的紅色游擊隊”在東北所有抗日武裝中“最為活躍”，在日偽眼中“惡性最大”。

日本在戰敗前，內務省警保局外事課為服務于對外防共和反共，辦有內部刊物《外事警察報》，刊載相關情報及對情報所作分析。1935年 2月、3月，該刊第 151號、152號連載《在滿洲國的中國共產黨狀況》，更集中地敘述了中共發動和領導東北抗戰的情況。

該文回顧了中共在東北始于1925年的反對日本侵略斗爭歷程，稱：中共滿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發出《對時局的宣言》，號召“收回旅大、滿鐵及一切礦山森林”，“廢除與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將日本軍警驅逐出境”。九一八事變后，中共又迅速發動并持續領導了東北抗戰：1931年9月20日，中共滿洲省委和共青團省委號召東北民眾聯合起來進行斗爭；9月23日，又發出《關于士兵工作的緊急決議》，提出“赤化”東北軍隊、發動兵變、建立紅軍。隨后，聯合分散的抗日力量，在吉林東部及磐石建立了“共產系部隊”。開始時力量很小，在延吉、磐石只有四五百人。1932年春與日軍第二師團交戰，受到很大損失，但仍在延吉山間堅持斗爭，并成立了蘇維埃政權。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對滿洲省委發出指示，指出當前黨在東北的任務是開展反日民族革命戰爭，要將各種抗日力量統一于黨的領導下，組成抗日統一戰線。中共滿洲省委貫徹這一指示，在 1934年將磐石的抗日游擊區擴大到東邊道一帶，在延吉充實了抗日軍隊。這些軍隊較之一般的抗日力量，“有牢固的組織力、領導力和明確的斗爭目的，沿用了在中國南方發展起來的游擊戰法”，因而“特別顯著地增長了其力量”。此外，從1933年秋開始，中共將所領導的抗日軍隊改編為人民革命軍，將蘇維埃政權改組為人民革命政府，增強了與其他抗日力量組成統一戰線的工作。在此基礎上，在磐石，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為核心，成立了東北抗日反滿聯合總指揮部（統一指揮磐石、樺甸、輝南、海龍、濛江、臨江、通化及金川、柳河的抗戰），并在寧安設立了抗日軍聯合辦事處，指揮吉東地區的抗戰；在哈爾濱以東，中共珠河中心縣委領導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聯合指揮部；在松花江流域的湯原、依蘭、樺川，也有了中共湯原中心縣委領導的抗日武裝。于是，“1934年夏，各方面都出現了共產系部隊的活動，其中突出的是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襲擊延吉老頭溝，第一軍（在磐石）及其聯合部隊占領柳河、通化、撫松縣城，在中東鐵路東線一帶的激烈行動等”。在這年8月至11月，日軍以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為主要目標，實行所謂“大討伐”，并從 1935年 1月起展開所謂“全面治安工作”，但卻不能摧毀中共的“核心部隊”，而在延吉的人民革命政府，則轉移到“四縣的山間森林地帶”堅持斗爭。

基于上述情況和其他情報，該文對東北抗戰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共產黨的政策，是要在反日民族革命旗下，將各種抗日反滿義勇軍全部置于黨的領導下，由于情勢，共產系部隊已經掌握了抗日武力行動的領導權”。在蘇聯力量已從北滿退卻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在延吉、磐石、中東鐵路東線方面的抗日軍隊，成為日本在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重大障礙”、“最大問題”。盡管日軍極想“對其徹底討伐剿滅”，但又哀嘆：“因地勢關系和其他情況，這是非常困難的”。

無獨有偶。1935年12月，日本侵華團體“大亞細亞日本青年聯盟”在其編纂、出版的《第一次滿洲研究團報告》中，又根據關東軍公布的資料，將東北抗戰誣為“惡性”而“不治的慢性病”，同時特別強調中共領導的軍隊在所有抗日力量中“最有組織”，明言“王道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戰尚未解決”，承認日本企望的所謂“掃滅”面臨著“嚴重性與困難性”。

1936年下半年，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共產黨員李延祿在赴蘇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之后回到國內，于12月10日在上海對報界發表題為“東北抗日義勇軍最近活動狀況”的談話。而一直把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作為在東北最大敵人的日本外事警察，隨即予以高度關注，出于掌握抗日聯軍情報的目的，多方搜集刊有這一談話的各報（如《救國時報》《國難新聞》《學生報道》《汗血月刊》），據以相互參照，將談話全面譯出，連同得自其他途徑的情報，刊載于《外事警察報》第 177號上。

談話中說：東北各地的抗日義勇軍自1934年秋以來，在各地組織起統一的抗日聯軍，其目的在于相互聯絡，通過比較統一的軍事與政治領導，避免日寇離間和破壞的陰謀詭計。此工作完全是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進行的。三年來，東北的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取得了極大成果。在1936年一二八事變紀念日，東北抗日聯軍正式成立，公推李杜將軍為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第一軍由楊靖宇任軍長兼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該軍源于九一八事變后立即奮起的磐石游擊隊，后改為人民革命軍，最近與其他部隊組成抗日聯軍，與王鳳閣、趙慶吉、閻生堂分別率領的部隊游擊于南滿各縣，1936年8月17日占領撫松縣城，10月21日占領桓仁縣城，擊敗日本守備隊及憲兵隊，奪其武裝，打死憲兵隊長杉木林平。閻生堂、趙慶吉都自愿加入抗日聯軍，并就任抗日聯軍的軍長。第二軍由王德泰任軍長，率該軍占領延邊各縣，利用老爺嶺山脈森林地帶四出游擊，出沒于岡寧鐵路、吉會鐵路沿線，1936年10月10日在敦化縣東清溝與日軍激戰八小時，擊斃日軍少將石川重吉等。第三軍由趙尚志任軍長兼黑龍江省抗日聯軍總司令，該軍起源于珠河縣義兵，進攻賓縣，占領依蘭縣、通河縣、鳳山縣的縣城，聲震松花江南北兩岸。第四軍由李延祿任軍長兼吉東抗日聯軍總司令，該軍已有五年抗日歷史，1936年 4月與其他抗日力量一同襲擊刀翎、林口，活動于吉林完達山森林區域，與趙尚志部在松花江兩岸互相呼應，經常破壞日寇的林密、林佳兩條鐵路。第五軍由周保中任軍長兼東滿抗日聯軍總司令，該軍常常活動于中東鐵路、圖寧鐵路、穆棱鐵路附近，顛覆日本軍用列車，與日軍激戰，還常與第二軍等一起戰斗。第六軍由夏云階任軍長，在黑龍江省游擊，1936年春一度占領北滿最大的煤礦，有五千工人參軍，12月 1日攻占佛山縣城。第七軍由陳榮久任軍長，屬吉東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指揮，活動于饒河、虎林一帶，憑借天險打游擊戰。除上述之外，還有一些抗日力量參加聯軍。東北抗日義勇軍在冰天雪地與敵作戰，五年間為國家民族犧牲的民族烈士不少，金伯陽、鄧鐵梅、孫期陽、胡澤民、童長榮、何忠國、史仲恒、傅顯明、李斗文、張文楷、李守忠等，都以身殉國。

必須指出的是，當時日本外事警察整理和譯介李延祿的談話，是寫有說明文字的，但這些文字并未否認談話所涉及的中共領導東北抗日聯軍戰斗歷程，反而寫道：關于東北抗日聯軍的兵力，李延祿僅說第一、二、四、七軍一共 6萬余人，但根據日方諜報，共有 32萬余人。這表明，日本外事警察對于李延祿的談話，并不認為有何虛夸成分。聯系前文所引日本當局在 1935年對東北抗戰局面所作判斷，則可看出：其通過李延祿的談話，更加認定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就是東北抗戰主體、是日本對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頭號大敵。

七七事變爆發后，東北抗戰更為猛烈。日本殖民當局驚呼：這是由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所反映的“此次時局的影響”。日本外務省隨即根據駐東北各領事館提供的報告，制成了其所知1937年9月東北抗戰力量的統計表，其中顯示：在兵力總數23388人中，中共直接領導的軍隊有12427人，占了一半以上。此后直到日本投降，東北各地抗戰的主體都是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其艱苦卓絕的戰斗歷程，即使在日本有關偽滿所謂“治安”之類的檔案中，記載也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