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簡稱“中央文獻”）打電話，問我韶山土地改革時，給毛澤東家庭劃階級成分的情況，說是有人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回了信，有無此信，若有則請傳真過去，他們正在為《毛澤東年譜》定稿，急需收入。我既不知悉此情，也無此信，便邀韶山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蘇小波（韶山籍土改干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簡稱“紀念館”）原副館長劉勝生、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簡稱“管理局”）宣傳處副處長譚意等同志，于2013年到2014年，就毛澤東回信及其家庭經濟和成分問題，對30余位老人，進行了數百人次的調查訪問，多次進入湖南、湘潭、韶山各級檔案館。在調查和收集文物資料中，我們在紀念館文物庫房看到了毛澤東家庭賬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們解決毛澤東家庭一系列歷史問題中，有著無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在調查和收集文物資料中，我們在紀念館文物庫房看到了毛澤東家庭賬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們解決毛澤東家庭一系列歷史問題中，有著無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圖為“清抵簿”封面和有關革命開支等部分內容照片

（一）

1968年冬，“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毛主席革命活動紀念地建設委員會”研究決定，復原、開放毛澤東私塾舊址南岸，農民夜校舊址毛氏宗祠，農民運動考察舊址毛鑒公祠、毛震公祠，并派紀念地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青南（湖南省軍區獨立師政委）率隊，到韶山指導協助工作，收集文物，籌備復原陳列。我當時是紀念館資料研究室主任，一天，陪同王青南主任到上屋場毛澤東同志舊居樓上察看文物，發現“清抵簿”，簿中夾有一紙條，上面寫著：“1950年從韶山著名烈士毛新梅兒子毛漢章家中收來”。王主任當即從我手中接去。第二天，紀念館革命領導小組組長馬驥庭，拿著該簿對我說：“王主任再三叮囑，這簿屬絕密材料，其中寫了許多有關‘租谷’和‘佃銀’等事，與我們宣傳毛主席家是貧苦農民，大相徑庭，長期封存于館資料室，不得查閱。”我用八開白紙包好，寫上“絕密資料，嚴禁查閱”。1975年我卸任室主任時，未能單獨移交。2005年紀念館開展文物資料大清理時，雖然原紙條和我寫字的包封紙沒有保存，但終將此簿解密，并登記入冊，不然，我也許再也見不到。

“清抵簿”，橫向長方形，右側線裝，長27.5厘米，寬15.8厘米，厚1.5厘米；封面封底為硬殼紙，封面直書毛筆字，右為“義順堂”（毛主席父親毛順生堂名），中書“民國拾叁年吉立”，左寫“清抵簿”。簿內各頁為毛邊紙，印有紅色十字豎格，每頁兩面，共76頁152面，前12頁標有阿拉伯數字頁碼，寫字31面，沒寫字121面，均由毛筆字豎寫，收入寫在橫格上，支出寫在格下。1—3面，僅有1924年上半年28條支付賬，5—24面，記的是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完整的收支細目，36、40、150面記有21條，有的是有關1935年前的重點標記，有的內涵不明，時間不詳。該簿雖小，但極為原始和真實，最能幫我們揭示毛澤東家庭各種歷史之謎的謎底。

（二）

1920年1月，毛順生病逝，1921年后毛澤東家逐漸成為革命家庭，是否還有財產？以何種形式存在？我們曾有這么幾種說法：一說是沒有了，毛澤民都按毛澤東的意見全部處理。如2003年韶山管理局編輯出版的《情系韶山》（實為局志），在“毛澤東與故居”節中寫道：1921年春，毛澤東說：“家里的房子可以讓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一筆勾銷”，毛澤民完全照辦。二說是流動資金沒有了，不動產（20畝水田，13間半瓦房和少量柴山菜土）由王淑蘭主管，她將大部分田畝和房屋，租給主佃戶，少量水田租給其他佃戶。三說是動產沒有了，不動產由毛震公祠收歸公有。四說是1929年由國民黨沒收后，家產就不復存在。如1999年出版的《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志》、1990年湘潭市韶山區編輯出版的《韶山志》，都記載：1929年毛澤東家產被“國民黨湘潭縣政府沒收”，從此，毛澤東家里就沒有財產。現在有了“清抵簿”，即可完全否定上述各種說法，百分之百地證明毛澤東家產的存在，既不是由王淑蘭主管，也不是歸祠堂公有，而是由毛震公祠代管；即使在1929年由國民黨沒收后，家產的主權、管理和經營，依然如故，這從“清抵簿”在1929年前后，所記的收支項目基本相同，筆跡完全一致，也可得以證實，因為雖然1929年1月30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省民政廳長魯維吾，頒布“第333號”《省政府訓令》，責令湘潭縣政府沒收毛澤東家“全部財產”，但因毛氏宗親、中共地下黨員和地方進步人士共同努力，利用地方官員不圖“訓令”實施，只求中飽私囊的私利心理，經巧妙周旋，致使這一“訓令”未能實現。所有這些，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中，從沒聽人說過，不是“清抵簿”這個鐵證，絕不會相信。那么，“清抵薄”到底是怎樣產生的呢？

1921年春，毛澤東教育全家干革命，當毛澤民處理了動產之后，因急于要去長沙毛澤東任校長的第一師范附屬小學上班，就將不動產交托文氏外婆家、毛震公祠代辦。后經舅父文正瑩、表兄文澗泉、文運昌，房叔祖父毛簡臣、房叔父毛貽全，房兄毛宇居等商定，田土房屋不予分出，由毛震公祠代管，并非歸祠堂公有；祠堂公舉一人具體掌管，建賬設簿，輪流管理記賬，交接時憑族眾清賬；由管賬人挑選佃戶，主持房屋維修，收取佃戶佃銀（又名佃金，只有主佃戶交）和租谷，并負責毛澤東家庭的一切開支，督促佃戶調節、安排毛澤東家人住房；主權屬于毛澤東家，管理歸祠堂，經營使用由佃戶，形成“三權”分立，于是，毛澤東家庭賬簿就產生了。此等情況，如果沒有“清抵簿”，我們誰都想象不到。在1921年到1950年的30年中，應該有幾本賬簿，可惜現在僅發現“清抵簿”一本；應該有幾人管賬，現在能確定的只有毛佑生一人，他于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經手管賬，共寫了350余條，占整個“清抵薄”85%的篇幅。

（三）

毛佑生，又名毛貽谷，是毛主席堂叔。毛澤東父親排行第一，他排行第二，毛澤東稱他“佑生二叔”，毛澤東曾對堂弟毛澤連說過，“管賬還是佑生二叔管得好”，這是從與其他管賬人比較來說的。我們從“清抵薄”中可以看到，他記賬極其清晰，年月日齊全，收支分明，幾乎年年有小結，移交時還憑族人清理總結，所以毛澤東評他一個“好”字。筆者認為好就好在：他精細地記載了毛澤東家庭的收支情況；他如實而突出地記錄了毛澤東家庭關于革命方面的開支；他準確地記出了毛澤東家庭收入越來越少、支出越來越多、債務越來越大、家境越來越貧窮的走向和趨勢。

毛澤東家庭的收入單一，可以說僅是佃戶的佃銀和租谷。依照慣例，主佃戶要交佃銀，從解放前30年的平均數看，每畝交佃金35兩白銀（又名銀子），它與銀元（又名大洋、光洋、花邊）比價是每百兩銀子130銀元，每畝交租谷3.5石，每石谷2.5元。租谷相對穩定，天災人禍之年，還要減免；佃銀東家可以增收，但收佃銀等于欠債，還要計息，可以抵交租谷，所以佃銀越多，租谷就越少。如“清抵簿”所記，1927年毛澤東家收主佃戶毛月迪租谷“肆拾貳石貳斗”，到1932年，卻只有“壹拾石零捌斗”。開支則名目繁多，有向國家交糧納稅、各級官員貪婪斂財、天災人禍、社會公益事業、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共50余個名目，尤其是有關革命方面，支付項次和金額驚人，略舉例如下：

1924年上半年，28筆支付條目中，有“付詠芝室洋捌元”（“詠芝室”，即毛澤東妻室楊開慧）“付文化書社花邊叁佰元”“付織布廠花邊貳佰元”（文化書社、織布廠均為毛澤東從事革命活動所辦），這三筆數占所列開支的75%。當時黨領導革命沒有經費，尤其是革命初期，不僅革命者生活全靠家里供給，就連所從事的革命事業，也要家庭支援，而毛澤東家庭成員參加革命，又恰在早期最多，1920年到1923年，毛澤東家即有共產黨員毛澤東、楊開慧、毛澤民、毛澤覃及其原配趙先桂、毛澤建（王淑蘭1926年入黨），在黨的創立時期，一個家庭六位黨員，這在中共黨史和共產國際歷史上，都極為罕見。毛佑生在1928年到1933年的支付賬目中，47處提到毛澤民、王淑蘭、毛澤建、毛澤覃的繼配周文楠（周菊年）及其母親周陳軒（毛楚雄外婆），除谷米外，共計大洋500余元，包括對革命者被捕營救、探獄，如1929年“付周菊年坐班房送信請客共貳拾叁元”“付王淑蘭在省坐班房送洋陸拾壹元”等。毛楚雄1927年在長沙出生后，一直由周外婆撫養，從1928年到1931年，據記載，單是接送周外婆、毛楚雄回韶，向周外婆和周文楠母子匯送用費30余次，共洋400余元。如1928年“付支周母壹拾玖元”“付周母共洋玖元”；1929年“付周母返省洋捌拾壹元”“付周母共洋壹佰壹拾捌元”；1931年，“付周母共洋壹佰另貳元”“付周母（送去）洋壹佰另玖元”。款額一個比一個大，次數一年比一年多。這種珍貴的歷史信息，我們只能從“清抵簿”中得到。

前文提到毛澤東家產實際未被“沒收”。正因如此，地方官員以此為由，每年要額外索取許多錢糧，“清抵簿”也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湖南省、湘潭縣官員經常來韶“檢查”，韶山應接不暇，如“付省來差”“付縣來差”“送省谷肆石伍斗”“請地方客隊兵貳拾元”“付地方情洋五元”“付團防局接收谷三石貳斗”“付團防馬隊兵禮費用洋柒拾壹元五角又酒飯谷貳石五斗”等等。作為統治者，層層行賄受賄，自欺欺人，習以為常，但越來越多的經濟付出，都落到毛澤東家庭。特別是隨著革命勝利發展，斗爭越發激烈與殘酷，國民黨政府對革命領袖毛澤東仇恨劇增。1929年國民黨湖南省政府頒發沒收家產“訓令”，1932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1940年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主席王茂泉，曾兩度指使部下，執行蔣介石挖掘毛澤東祖墳的“密令”。國民黨雖因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表面宣布將毛澤東家產“退回”，但實際上加緊反共，對毛澤東家庭政治上的迫害和經濟上的勒索與榨取加劇，這是毛澤東家庭經濟日益窘迫的主要原因。

（四）

收入與支出，是“清抵簿”的全部內容，收小支大，尤其是革命方面開支大，是毛澤東家庭由富裕走向貧窮的關鍵所在。我們通過這次專題調查研究，徹底弄清了毛澤東沒寫回信的原因和毛澤東家庭經濟的實況，明白了毛澤東家庭在土改中沒劃成分的實情。毛澤東家從曾祖父毛祖人1850年當家，到1950年土改的百年中，前50年，家境極為貧寒，從1901年到1920年，由于毛澤東父親毛順生勤儉精明，農商結合，逐漸脫貧致富，毛澤東、毛澤民都說相當于富農。但當成為革命家庭，家產由祠堂代管之后，由于上述各種特殊的社會及政治原因，到解放前幾年，已由富裕變為貧窮，家產名存實亡，家人幾乎沒飯吃，這從“清抵簿”中，也能看出這種跡象與端倪。毛佑生在簿中寫道：1931年付虧谷“五石柒斗”，計洋14.25元；到1935年3月，“實虧洋玖拾捌元陸角五分”，另欠毛月迪“佃銀伍佰貳拾兩”，計洋676元，兩項共計774.65元，不到四年，虧欠增加了五十余倍，真是觸目驚心。

在調查座談會上，老人們都說：“毛主席家里收入有限，支出無限，管賬人無奈，只好向佃戶增收佃金和借債。”毛澤東家的主佃戶先后有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孫小春、張文峰，據“清抵簿”記載，毛月迪主佃時間較長，張文峰兒子張慶云回憶，他家主佃時間也不短，從1941年開始，直到1952年下半年，經政府適當安排后，才離開上屋場。張慶云說，他家開始時“交佃銀600兩，到1950年增加到1300兩”，計洋1690元。又據1973年春，韶山地區38位老人半個月的集體回憶，毛澤東家到土改時，除欠佃戶佃金外，還“欠一千七八百兩銀子”的債，按1750兩算，計洋2275元。如果再將1935年那兩筆債務相加，共計4739元，按當時地價每畝（含山土屋宇）169元計算，就是把毛澤東家產全部賣掉，也只有3380元，尚差1359元，資不抵債，這就不難理解，周外婆為什么在韶山生活不下去，于1950年4月寫信向周文楠訴苦，周文楠寫信給毛澤東并將信轉去，毛澤東于5月12日復信周文楠，同意將周外婆帶去東北“一道生活”，連路費都不能自理，而由毛澤東親自設法解決。毛澤東家庭真是一貧如洗。

然而，近30余年來，國內外包括韶山，在宣傳毛澤東家庭經濟和成分問題上，出現了不少訛誤。上世紀80年代，國產歷史巨片《開國大典》，曾有這么一組鏡頭：1950年韶山土改后期，鄉親們到北京中南海見毛澤東，并親切交談，毛澤東說，“我家應該是富農”，我寫信“給農會”，請你們“捎去”。《毛澤東軼事》等書寫道：韶山土改時為給毛澤東家劃成分爭議紛紜，鄉黨支部書記毛仁秋深感為難，寫信給毛澤東；還說毛澤東派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傳達了“劃為富農，責無旁議”等三條意見。90年代，長沙、湘潭和韶山十幾位專家學者，公開出版了《毛澤東和他的父老鄉親》《韶山導游》等好幾本書，也都錯誤地寫到為給毛澤東家劃成分，發生爭執；毛澤東“回了信”，提出了“劃為富農”等三條，其中一書還緊接著寫道,“毛澤東家庭成分就這樣定了”，毛澤東家庭經濟發展軌跡是：“貧農——中農——富農”。這些錯誤觀點，竟在韶山流傳了幾十年之久。2012年12月，境外媒體報道：韶山在土改劃成分時，還有人提出要給毛澤東家庭劃為“地主”，只因他是“黨的領袖、政府主席而未劃成”，更是荒謬絕倫，歷史絕非如此！1950年冬，韶山無任何人去北京，根本不可能出現那個談話場面；韶山土改中無人提出要給毛澤東家劃什么成分，根本不存在什么“紛爭”，更不存在劃什么富農、地主的任何客觀可能；毛仁秋去信是請示毛澤東“家里有幾人參加分田”，毛澤東接信后，沒寫回信，也不是派毛岸英（已上抗美援朝戰場）兄弟，而是派毛岸青一人回韶山，傳達“家人不參加分田”“家庭階級成分，實事求是，該是什么就是什么”等三條指示。毛澤東最了解家庭經濟情況，最熟悉土改政策，絕對不會說自家是“富農”。事實上，韶山鄉政府和土改工作隊，根據家庭經濟等情況和土改法，沒給毛澤東家庭劃定任何成分。

當我將有關這些問題的大量史實、史料和數據，匯報給中央文獻后，他們都感到意外與高興，說“這就解決了毛研史上，早應解決、而長期未能得以解決、似乎誰都不能解決的歷史問題”，要來個“鋪天蓋地、驚天動地”的宣傳，達到“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目的。他們于2013年11月，在《黨的文獻》第6期，發表了我們的《關于土地改革時毛澤東家庭成分劃分問題的歷史考證》，2014年5月由他們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書，收錄了我的《從富裕到貧窮——毛澤東家庭經濟演變和成分問題的歷史真相》，2015年9月《黨的文獻》第5期，又發表了我的《讓文物與老人“對話”——韶山毛澤東家庭歷史研究新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對重大歷史問題“整體研究要深，專題研究要細”，應“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事實勝于雄辯，文物印證歷史。“清抵簿”是毛澤東革命家庭的紅色賬簿，一本老賬簿，是家庭政治經濟狀況的歷史見證，我們將它與老人回憶結合起來，進行深入細致的新研究，從而破解了毛澤東家庭經濟和成分問題的歷史謎團。這就有力說明，只有尊重歷史，讓史實說話，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只有敢于挑戰，勇于擔當，才能糾錯向前，不斷創新，我們這個時代，需要這種精神。

（作者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長、中國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會名譽理事）

（來源：《新湘評論》2016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