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存瑞烈士的犧牲，早已過了一個甲子，那么烈士托起炸藥包那一刻，究竟喊了一句什么話呢？并不“忽然”地引出這幾天的熱議，不只是因為近十年來，這句話早被“虛無”成一句戲謔之言，更因為重提這聲呼喊，會引起我們對于英雄宣傳的一點“哲學思考”。

多少年來，我們只知道董存瑞喊出的是“為了新中國，前進！”多么豪邁，多么“高大上”。但據近日中新網采訪董存瑞犧牲地河北黨史研究部門的考證，烈士當時，喊的卻是另一句話——“臥倒！臥倒！快趴下！”

其實董存瑞犧牲三個月后的《人民日報》，曾首刊《手托炸藥箱毀敵碉堡　董存瑞同志英勇犧牲》，詳細還原了烈士犧牲的全過程，并沒有那句“為了新中國”的豪言。而1950年9月29日的該報，刊發對董存瑞戰友郅順義的專訪，郅說他看到董存瑞拉開導火索后就向董跑去，但董存瑞朝他們大喊“臥倒！臥倒！快趴下”，接著一聲巨響，敵橋形碉堡被炸得粉碎——不光郅順義，到董存瑞烈士紀念館來的當年戰友都回憶，當時喊的是讓他們趴下……

可見烈士當時所呼，似乎并不一定就是“為了新中國”——董存瑞烈士紀念館館長孫小梅認為：“他當時十七八歲的孩子一下也想不到那句話，這句豪言屬于藝術加工，給英雄形象一個升華。”但以我所見，董存瑞當時如果高呼的真是這句“臥倒”，那不但更為真實可信，且其英雄氣概一點也不亞于“為了新中國”云云。一個十七八歲的解放軍戰士，臨難最后一刻，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戰友的安危，這是什么胸懷？這是何等高尚的形象？這句話一點也不“矮化”，甚至可以更深刻地震撼人心！

為什么要不惜筆墨地“辯證”董存瑞的最后一呼呢？當然是因為過去的某種歷史條件下，我們曾對英雄進行“必要”的“升華”，甚至走向過不近人情的“拔高”。不但是樣板戲中，便是在日常宣傳中，“三突出”曾成“規則”，“高大上”曾為“標準”，英雄人物往往不食人間煙火，甚至變為百毒不侵、刀槍不入的“超人”，做的事不近常理，說的話句句豪言壯語。“高入云端”的結果，雖然在當時語境下的確起過某種“教育”作用，但一到多元態勢下，便因不夠真實，引起公眾疑竇，這種教訓，是應當汲取的。例如董存瑞的“臥倒！快趴下”本已十分感人，似乎并不必須“升華”到別樣的“高大上”。

問題在于所謂的“左”與“右”，都是互相懲罰的。如果說，過去某些過度拔高的宣傳，是走了一個極端的話，那么近年以來，關于英雄人物的“解構”，則又走向另一個極端，這甚至可能演化成當下的主要傾向。我們是要“還原”英雄，“恢復”真實，但如果在“顛覆”的口號下，陷入褻瀆的泥沼，那就豈止是“走過了一步”？比如說，把狼牙山五壯士說成是“流寇”，又把鐵道游擊隊說成是“恐怖分子”；再比如說，將偵查英雄楊子榮，胡謅成與土匪“共用一個情人”的“更土匪”，把劉胡蘭的引頸犧牲，說成是被“顫抖的鄉親們鍘死的”等等，這是“還原”與“恢復”嗎？——就如關于董存瑞烈士的犧牲，我們要“還原”臨難還顧及戰友安危的那一句真話，但這些年來“還原”的是這句“臥倒！快趴下”嗎？不是，而是所謂的“連長，再不要相信××人”那樣的胡言，這不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嗎？

對于反派人物，也在“走另一個極端”。比如過去，將大邑收租院中大麻庫房，添加個水牢，固然有失“真實”，但是近些年來，劉文彩卻成了辦學賑濟的“善人”，連他的剝削尤其是這個“中將清鄉司令”手中包括共產黨人蕭汝霖在內的九條人命，也“不許講了”，誰講，就“人肉”誰！又比如汪精衛，過去不講他年輕時也曾行刺清攝政王的“英勇”，固然有片面性，但是現在呢？因為要“重新審視”，于是便把他的投敵叛國，同當年的行刺歸為“一樣的心路”，這便是“甘為釜山柴薪，造就革命勝利焰火”，就是“我不入地獄，誰下地獄”的“自我犧牲”式“擔當”。從馬步芳到張靈甫、從陳公博到胡蘭成、從張國燾到周作人，這種奇怪的“還原”，不是林林總總嗎？

再說一遍，不近人情的無限“拔高”，因為有欠真實，故不可信，所以應當“還原”，真如董存瑞的最后一呼，但是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變成更不真實更不可信的“顛覆”——一個總是在兩個極端上跳來跳去的民族，終究難以真正受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