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獲得政治獨立后，為了解決經濟獨立問題，實行對外貿易管制，對內保護民族工業的貿易政策。鑒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不可能很快改變對新中國的敵對態度，中共中央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確定將對外貿易的重點轉向以蘇聯和東歐及其他地區的人民民主國家為主的基本方針，同時爭取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毛澤東在訪問莫斯科期間致電中共中央指出：“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籌統全局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其范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

根據上述方針，1949年底1950年初，中央貿易部連續召開有關豬鬃、皮毛、絲綢、茶葉及有色金屬鎢、銻、錫等一系列全國性專業會議，研究大宗出口商品的產銷情況，制定出口計劃和保證措施，控制生活消費品的進口，并同一些西方國家繼續保持貿易關系。當時主要利用香港“暫時維持現狀”的轉口港的地位，充分發揮香港對于內地在外貿出口換取外匯、進口所需建設物資方面的重要作用。盡管美國支持國民黨軍兵艦在沿海進行封鎖，但美英等國仍有不少商人繼續同中國做生意。1950年，新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為11.35億美元，超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任何一年。

朝鮮戰爭開始以后，美國加緊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頒布有關管制對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戰略物資輸出等法令，宣布凍結中國政府在美的資產、中國人民在美的銀行存款及其他財產。1951年5月，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對中國禁運的決議》，強迫與會各國參照美國對華禁運的貨單，向中國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等，品種多達1700多種。由此，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封鎖和禁運，先后參加禁運的國家共有45個。1951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額陡然下降，新中國在對外貿易上遇到很大困難。

早在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預見到“要準備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其基本的判斷是：在經濟上要準備他們不買我國出口的貨物，不賣給我們需要的東西，但也要看到他們不可能把我們完全封鎖死。我國地方大，南方北方都有出口通路。另外，帝國主義之間有矛盾，我們可以利用。各國商人要賺錢，即使你不做生意，他還要做生意。因此，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是完全可能的。基于上述估計，中央人民政府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針鋒相對地展開反對帝國主義封鎖、禁運的斗爭。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中財委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大力搶購物資，盡量減少外匯損失。據中央貿易部的報告，從1950年底到1951年12月，貿易部系統將有可能被美國凍結、扣留的約2.4億余美元的外匯和物資，絕大部分搶購搶運回國。1950年12月，中財委決定改變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結匯貿易方式，暫時改用易貨辦法，先進后出；凡需現匯購買者，須貨到付款，否則寧愿不做。同時，充分利用私營進出口商同國外廠商的歷史聯系和良好信用關系，在國家支持下積極開拓進出口業務，取得良好業績。

針對封鎖禁運使中國輸入建設器材、原料等物資日益困難的情況，我國積極擴大對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對外貿易，一方面改組國內出口物資的結構，以適應蘇聯等國的需要；一方面向蘇聯等國提出今后數年中國對工業器材與原料的需求，以彌補進口物資不能滿足工業需要的困難。由此，我國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額大幅度上升。國內所需的工礦、交通、建設器材等重要物資，主要由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供應。

印度、緬甸、巴基斯坦、馬來亞（今馬來西亞）等新興獨立國家，雖然在美國的脅迫下不得不參加對中國的禁運，但禁運使這些國家的經濟、貿易受到損失和影響，因而迫切需要與中國進行貿易。我國充分利用這個機遇，在東南亞、南亞國家打開缺口，爭取到一部分戰略物資和其他重要物資的進口。

在擴大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貿易的同時，中央強調“資本主義世界不是鐵板一塊”，要求采取積極措施，發展對日本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爭取重要物資進口。實際上，英國、法國、比利時、加拿大等國也在設法以香港、澳門為基地，與中國進行非正式或秘密的貿易。由于香港經濟對大陸有很大依賴性，港英當局即使有美國的壓力，也不愿斷絕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經由中共港澳工委領導設立的貿易機構香港華潤公司、澳門南光公司積極組織貨源，港澳愛國工商業家不避風險，鼎力襄助，內地建設所需大量物資，包括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前線急需的藥品、油料、輪胎等“禁運”物資，被秘密運往大陸；內地出口貨物主要是大米、活禽、蔬菜、鮮蛋、水果、魚類、煙葉等農副產品，大都通過香港轉口。在西方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時期，香港、澳門成為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轉口貿易的重要通道。

此外，黨和人民政府還十分重視對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民間貿易，1951年派代表團參加在萊比錫、布拉格舉辦的國際博覽會，宣傳介紹新中國進出口貿易及市場情況。1952年4月在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同到會的30個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100多個工商團體和企業進行了廣泛接觸和洽談，同英國、法國、瑞士、荷蘭、比利時等11個國家的50多個工商企業簽訂了總值達2.24億美元的貿易協定，在西方禁運的壁壘上打開了缺口。5月，成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首先發展同日本的民間貿易，簽訂了價值3000萬英鎊的貿易協議。盡管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的阻撓干涉，這些民間貿易協議未能完全實現，但新中國的經濟潛力已為各國工商界所了解和認識。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禁運，給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帶來不少困難，但也促使中國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新國家。在封鎖禁運的條件下，黨和人民政府更加注重挖掘內部潛力，一方面通過土地改革和興修水利，促進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使糧食、棉花、煙草等農作物產量迅速提高，相繼達到基本上滿足國內需要的水平，不再依賴從西方國家進口；另一方面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積極擴大內需，為一時難以出口的外銷產品找到出路，有效地化解了西方國家對我國出口產品的遏制。

新中國對外貿易的基本問題，是如何逐步把半殖民地的貿易改變為獨立自主的貿易。積極開展內外交流、反對封鎖禁運的斗爭，促使我國的對外貿易從機構、管理、進出口經營，包括外貿商品生產及內外商業聯系等各個方面進行改組，加快了經濟上實現獨立自主的步伐。這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

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并未從實行封鎖禁運中得到好處，相反卻失去了中國這個廣大市場及重要的原料來源地。隨著朝鮮戰局的穩定，西方各國商人要求縮減禁運物資范圍的呼聲漸高。周恩來在總結這一階段的斗爭時說：“帝國主義者的‘封鎖’和‘禁運’，正好被我們用以肅清在中國經濟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賴性，縮短我們在經濟上獲取完全獨立自主的過程，而真正受到打擊的，反而是他們自己。”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