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證黨的中心任務的順利實現，七屆三中全會著重討論和確定了黨在現階段所應采取的戰略策略方針。新中國成立幾個月來，社會經濟的重新改組和支援戰爭的巨大開支，暫時給社會帶來很重的負擔，許多人對現狀產生不滿。民族資產階級為穩定物價后的市場蕭條而惶惶不安，有的甚至懷疑共產黨的政策變了，要提前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不少資本家遣散職工，關廠歇店；少數人棄廠出走，或將資金轉移香港。失業工人、失業知識分子和一部分手工業者對人民政府也有怨言。在大部分農村，由于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又要征收公糧，農民也有意見。這是社會關系出現緊張的一方面情況。

另一方面，在打擊不法投機資本的斗爭中，黨內一部分干部對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的政策缺乏正確認識，主張乘勝擠垮資產階級，早日實現社會主義。有人提出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國營經濟要無限制地發展，越發展，越要排擠私營經濟。對統一戰線，有人說，革命勝利了，民主黨派“任務已盡”，“可有可無”。對知識分子，有的地方和部門用粗暴的方法對待思想問題。在民族工作中，不顧客觀條件急于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主改革的現象也有發生。這些“左”的偏向，導致統一戰線中各階級、階層及民族之間的關系出現緊張情況，妨礙團結全國人民去實現當前的中心任務，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

1950年6月6日，即七屆三中全會召開的當天，毛澤東發表講話，對《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書面報告作說明。他著重闡述了報告所依據的戰略策略思想，指出：我們當前的總方針，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在即將開始的推翻整個地主階級的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面對這樣復雜的斗爭，我們現在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搞得很緊張，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和知識分子中都有一部分人不滿意我們。為了孤立和打擊當前的敵人，就要把人民中間不滿意我們的人變成擁護我們。因此，“我們不要四面出擊。”他解釋說，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以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樣，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國民黨反動派及其殘余等幾方面的敵人就在我國人民中間孤立了。

毛澤東具體指出：我們要使工廠開工，解決工人失業問題。實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使廣大農民擁護我們，并要給小手工業者找出路，維持他們的生活。對民族資產階級，要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他們的關系，不要搞得太緊張。對知識分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但是不要過于性急，觀念形態的東西，不是用大炮打得進去的，要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來做這個工作。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主動地去團結各界民主人士。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要放手發揚民主，廣開言路，不要怕別人講話。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必須謹慎對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要幫助少數民族訓練他們自己的干部，團結少數民族的廣大群眾。

“不要四面出擊”的戰略策略方針，是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形勢下，對國內和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關系進行新的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的。它不僅體現了黨歷來“打擊主要敵人，爭取最大多數同盟者”的策略，更反映了黨在執政之初的一個重要戰略思想，即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不可避免地給社會帶來沖擊和陣痛，黨和人民政府的任何重要舉措，都不可進行太猛，步伐過快，寧可慎重緩進，以便穩步地達到既定目的。會前，毛澤東在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說：我們是一個大黨，策略上要特別注意。尤其是我們現在勝利了，要鞏固勝利，更要注意，要反對“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同時，他在給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的一封電報中指出：“目前處在轉變的緊張時期，力爭使此種轉變進行得好一些，不應當破壞的事物，力爭不要破壞，或破壞得少一些”，“把握了這一點，就可以減少阻力，就有了主動權。”

七屆三中全會明確反對黨內有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左”的傾向。毛澤東指出：“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仍然是又團結又斗爭，以團結為主；是節制資本而不是擠走資本、消滅資本。

七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這次會議反映了黨剛剛執掌全國政權時，對慎重處理社會轉變時期的社會矛盾保持了高度的清醒，并相應制定了穩健的發展戰略。這對于統一全黨思想，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社會力量，爭取國家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進而實現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