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 70周年，在這莊嚴的歷史時刻，我不禁心潮澎湃，激動不已。70多年前在太行抗日根據地戰斗生活的日日夜夜又浮現在我的眼前。那是我 15歲至 17歲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歲月，沒有父母的呵護，沒有家的溫馨，沒有少女的嬌嗔，有的只是艱苦卓絕的戰斗洗禮和激情燃燒的革命情懷，我的青春獻給了中華民族偉大的解放事業，我為此感到驕傲和自豪。本文回顧我那一段戰斗生活，作為對抗戰勝利70周年的紀念，同時表達對關心愛護我的抗大老校長何長工，對與我并肩戰斗過的戰友們，以及引領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姐姐齊云的深切懷念和敬意。

曲折參加革命

1937年，我 13歲，父親在太原賦閑，經濟上沒有收入，全家生活陷于困境。母親帶我和弟弟回老家河北高陽縣城內東街老房居住，姐姐齊韞（后改名齊云）早在1936年初已去北平寄居在姑母家，在北平師范大學附屬中學上高中。我在高陽縣立女子完小六年級上了一個學期后，也去了北平和姐姐一起寄住在姑母家。

姐姐思想進步，除了在學校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在家時每天都高唱革命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開路先鋒》《梅娘曲》《大路歌》等，我也學會了不少。在姐姐的救亡歌曲和進步思想熏陶下，我心中產生了深重的民族危機感。

這年夏天，當我考上北平市立女一中時，傳來了盧溝橋的炮聲，七七事變爆發。二十九路軍英勇奮戰，北平市民同仇敵愾。我親眼目睹了在南長街四條一號（姑母家）路口，二十九路軍堆積沙袋準備巷戰，心中振奮不已。但二十九路軍在前線遭受重大犧牲之后，被迫撤退。

這年 7月 29日北平淪陷，我在姑母家門口馬路上親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機械化部隊，炮兵、坦克、步兵及騎著洋馬斜挎著花環的騎兵，狂妄地在大街上耀武揚威，我心中充滿了怒火。恐怖籠罩了古都北平。姑母家中也都在時刻準備應付日軍查抄、搜捕。

我的姐姐齊韞當時剛 18歲，正在北平師大附中讀書，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中共黨員發展對象，因她在群眾中有威信，地下黨組織讓她擔任學校學生會主席。當時姐姐的政治面貌已暴露，不宜繼續留在北平，遂于當年 8月帶著我一同撤離了北平。撤離是由中共地下黨領導進行的，我們是第 12批疏散的平津流亡學生。我們的目的地是太原，同行者有十來個男女師生，為了縮小目標，扮演了各種角色，如喬裝打扮為父女、夫妻、兄妹等。在火車站上，我們從兇神惡煞般的日本憲兵的刺刀行列下穿過，一上車就分散到各車廂，分頭而坐。我和姐姐及她的同窗好友阮學文一組，恰好和一位年長的天津商人坐在一起。姐姐穿一件淡藍色旗袍，白色半高跟皮鞋，儀態優雅，像一個貴小姐，我穿了一件粉紅色的小褂和姐姐親手給我做的黑背帶裙子，和阮學文及穿綢大褂的商人一起，很像是一家人。火車行到廊坊車站，突然上來一隊嘰里呱啦說日語的日本兵，列車上頓時充滿了緊張不安的氣氛。

到天津時，那位商人領著我們下車，再次從日本鬼子的刺刀行列中穿過。日本鬼子特別仇恨具有愛國傳統的平津學生，只要看到穿學生制服的或懷疑是學生的就抓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審問。我們三人在天津商人的掩護下沒有被抓，其他人都被抓了。好心的商人把我們送到天津法租界，在他的一位朋友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們十多位同伴都各自脫險，會合在事前約定的地點。大家各自講述了如何應付敵人的故事。扮演父親的老師說，日本鬼子從扮演女兒的女生箱中搜出一把水果刀，狠狠地把刀子往桌上一插，問：“你要殺人嗎？”扮演父親的老師就說：“她一個女孩子怎么會殺人呢？”質問得鬼子啞口無言。還有一位年齡較大的大學生，看起來膽子很小，說是信佛教的，他說：“我當時心里直念金剛經！”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們從天津坐小輪船到了塘沽，順利地轉乘了英國大輪船。脫離危險的大批平津學生公開出現在英輪的甲板上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畢業歌》等救亡歌曲，發表抗日救亡演講，群情振奮，慷慨激昂。

我們沿途經過煙臺、青島、濟南、開封等地，每到一地都由當地政府接待，住學校，睡地鋪，吃饅頭喝稀飯就咸菜，覺得很新鮮，一點也不覺得苦。在煙臺我們品嘗了煙臺蘋果和煙臺梨，在濟南時，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給我們發了路費，并講了話，我們還品嘗了有名的山東煎餅。在青島我們參觀了炮臺，并照相留念。在去開封的路上，在沿途的車站停車時我們都進行講演和高唱革命歌曲。

到了太原，我和姐姐暫住在阮學文家，當時日軍正不斷轟炸太原，我們不得不天天跑著躲警報。中秋節之后，姐姐得知她初中母校山西平民中學已疏散轉移到徐溝縣，我倆即去了該校繼續讀書。大約過了兩個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前，時任長治縣縣長的父親派人接我和姐姐到了長治，因父親不是閻錫山嫡系，我們去后不久父親即被免職。當年初冬父親帶我們到陽城縣賦閑。當時我黨在晉東南已創建了抗日根據地，姐姐已與當地革命同志取得聯系。此時，陽城已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政權，縣長是李敏之（后改名林耶），他的夫人林貞（原是上海工人）任縣婦聯主任。這年春節和元宵節，縣長夫婦在縣政府駐地邀東北大學校友聚會，姐姐也被特邀，并帶我同去參加這些活動。因為姐姐革命歌曲唱得好，大家歡迎不止，姐姐便大大方方地唱了一曲《梅娘曲》，歌詞為：“哥哥！你別忘了我呀！我是你親愛的梅娘，你曾坐在我們家的窗上，嚼著那鮮紅的檳榔……”姐姐也讓我唱了一小段京戲《蓮英驚夢》，戲詞為：“你把那冤枉的事對我來講，一樁樁、一件件，件件樁樁對小妹細說端詳。”林貞親手包了江南風味的肉餡元宵，在座的十多位都是北方人，大家感到很新鮮，格外高興。

在這期間，我不但接觸到很多革命同志，也看了一些革命書籍，如《毛澤東印象記》《二萬五千里長征》和斯諾寫的《西行漫記》等，思想上很向往革命，崇敬中國共產黨、八路軍。關心我的林貞想讓我做兒童團的工作，姐姐則想讓我去晉城八路軍訓練班。正在醞釀我如何參加革命時，我卻病了，頭劇痛、高燒多日，流了很多鼻血，嘴和胳膊都腫了，身體虛弱得走路都要扶著墻。1938年初，日軍調集三萬多兵力分九路大舉進攻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就在此時日軍轟炸了陽城這座小山城，接著就要發起進攻。一天，姐姐突然穿一身軍裝，背著背包回家來和父親辭行，她向父親行了一個軍禮，說她參加游擊隊了，并對我說：“你剛病好，我帶不了你。”結果我失去了在 1938年春參加革命的機會。

日軍侵占陽城后，父親帶著家人逃出縣城，住在離縣城較遠的一個小山村。那些日子里，我常想念仍在淪陷區杳無音信的母親和弟弟，但我更加思念姐姐，因為只有見到她，我才能參加革命。有時，我一個人到村外樹林子里去唱《松花江上》，我把“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唱成“我的家在河北大清河上”，把“爹娘呀！爹娘呀！”唱成“娘呀！娘呀！”唱到“什么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時，就禁不住放聲大哭。

一天，姐姐派人送來信說：“你已經不小了，怎么不為自己前途著想呢？”我意識到姐姐是在召喚我參加革命，于是就跟著送信人走了，沒有和父親說一聲。走到半山腰，父親追上來了，他不放心我跟這個人走，我只好隨父親回去，結果又一次失去了找姐姐的機會。但我仍不甘心，后來父親帶著家人轉移到另外一個縣的村莊逃難時，我煮了幾個雞蛋，拿了些干糧，藏在門后想偷跑，結果又被父親發現了。父親說：“你碰上國民黨兵怎么辦呢？”我終于醒悟到盲目偷跑終不是辦法。后來隨父親去了西安，結束了這一段逃難生活。

當時西安正是春夏之交，我閑住在家，苦悶之極。夏秋之季，恰好父親的世交好友陳光斗（決死隊縱隊長）正在山西駐防，父親即托付陳夫人帶我同去山西，在那里遇上了決死隊董天知（1940年百團大戰時犧牲）和董愈公兩同志。董天知和姐夫魏健相識，不久前他還收到過魏健的信。陳光斗向他談了我急于找姐姐要求參加革命的情況。他們決定幫助我，并在路經西安時征得了我父親的同意，使我最終得以在西安與他們會合，并一同奔赴晉東南抗日前線。我們在河南澠池過黃河到山西，經垣曲、陽城、晉城到長治與姐姐、姐夫相逢。此時，姐姐已懷孕。在長治過了春節，姐姐親自送我去屯留抗日軍政大學一分校駐地，介紹我到女生隊學習。從此，我踏上了革命征途，成為一名光榮的八路軍戰士，這一天是1939年3月18日，時年 15歲。

抗大生活的日子

姐姐當時已改叫齊云，送我到抗大一分校時，她對接待我們的校部領導同志說：“我妹妹是一張白紙，染成什么顏色就是什么顏色。”吃午飯時，那位經過長征的老紅軍陪我們一起吃飯，他端了一洋鐵盆菜放在桌子上，和藹可親地說：“我們抗大吃飯是打沖鋒照鏡子，吃菜誰也不謙讓，很快把菜吃完，還端起盆來把菜湯喝光。”隨后，姐姐拿了校部的介紹信，從校部駐地到距離不遠的崗上村女生隊駐地隊部報到，在隊部見到隊長陳彤（東北人）、指導員王宏（東北人）、副指導員邵黎（西安人），姐姐告別時，叮囑我說：“你們隊上還有好幾位經過長征的紅軍同志，你應該好好向他們學習。”

1938年黨中央在延安做出了到敵后辦學的戰略部署，由何長工、周純全率領抗大總校的一部分學員東渡黃河，通過日軍的封鎖線，歷經艱險于1939年 1月到達晉東南山西屯留縣，創立抗大一分校，校部駐地是故縣鎮。何長工、周純全分別擔任正、副校長。抗大一分校是八路軍前方總部的隨營學校，地處太行根據地的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的學習生活充滿了軍事化、戰斗化、革命化的氣氛。下面是我對抗大戰斗、學習生活的一些回憶。

緊急集合：軍事訓練首先要適應緊急集合。因為處在戰爭環境，隨時都會遭遇敵人的突然襲擊，所以，每周至少要有一兩次緊急集合。每次緊急集合，學員們都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軍衣，打好綁帶和背包，戴好軍帽，扎上皮帶（睡前綁帶、皮帶都放在軍帽里），穿好鞋，由班長帶領到隊部列隊集合，炊事班的同志也背著灶具一起集合，全隊集合速度約十分鐘，集合完畢，隊領導簡單說明敵情，即帶隊出發轉移，直到天亮前又回到原駐地時才知是演習。為適應戰爭環境，女生隊吃飯時間限制在十分鐘之內，到時間，值日區隊長一吹哨，立即整隊集合。

出早操：每天天不亮，起床號一吹就集合出操，進行班、排、連教練，由區隊長輪流值日領隊出操，一般是姿勢教練，有時還進行著裝演習。

練習打靶：每天支架瞄三角，練習打靶。我第一次打靶打飛了，第二次打中十環，體會是：槍的準星尖對準缺口時，稍低點，因為彈道是弧形的。

嚴格遵守軍紀：服裝整齊、動作靈活、作風嚴謹、有禮貌，外出見領導喊報告并敬禮，同志之間相遇互相敬禮。有上級或外界人士來巡視工作或參觀時，隊部常派我持槍在隊部站崗。

站崗放哨：一般夜間是兩個人站崗，用燃香來計時間，兩個鐘頭換一次崗。姐夫魏健曾送給我一塊手表，我立即把它交出作為站崗時公用，計時就方便多了。記得我還放過流動哨，夜間一個人持槍在村子里警惕地巡邏，這對我鍛煉很大。我們處在日偽、國民黨、共產黨三個政權對立的環境中，夜間放流動哨有被敵人摸哨的危險，據說男生隊有一位近視眼同志就被敵人摸了哨。

抗大一分校的軍事課程主要是講授《論持久戰》《游擊戰》等，還講過軍事學。講游擊戰時，還配合做過實戰演習，記得在演習中劉抗同學（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國紡織工業部技術司司長等職，于2012年去世）佯裝受傷，在陣地上喊：“輕傷不下火線！”戴近視眼鏡體弱的一位四川同志（大學生）佯作日軍俘虜，被大車拉走。政治課程主要是學習《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

我們上課一般在露天，坐在背包上，有時在駐地崗上村天主教堂里。過去我很少寫信，此時，我已能記筆記，是用紫藥水泡成墨水用蘸水鋼筆書寫。隊部還曾調我到校部用復寫紙抄寫過東西，我雖然文化基礎差，但進步卻是明顯的。

隊上經常組織一些小分隊到本村或外村向群眾宣傳抗日救亡，控訴日軍的種種暴行。我們經常用革命歌曲發動群眾，如《支前歌》歌詞曰：“小小的燈兒暗幽幽，丈夫打仗把我丟，不悲不傷我也不愁，給他縫件衣裳解憂愁……”《攔羊歌》歌詞曰：“高高山上攔綿羊，王家三姐好模樣，東洋強盜到南鄉，殺得雞飛狗跳墻，王家三姐奸淫死，高高山上不見羊，攔羊人兒暗悲傷，拿起刀槍干一場！”

我們還參加挖防空洞和種菜等勞動。有一次種菜時，不小心把姐姐送的心愛的鋼筆掉到井里，我幼稚地要求把我用轆轤井繩放到井里去尋找，由于大同學的阻攔，才沒有下去。

我們每天生活在激動人心的革命歌曲聲中，我最喜愛的是《抗大校歌》，歌詞是：“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同學們，努力學習！團結、緊張、活潑、嚴肅，我們的作風；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于國土之東，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每次全隊集合，都要唱《大刀進行曲》，每當唱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大家便齊喊一聲“殺”！甚是威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是經常唱的歌。我們特別注意在實際行動中遵守群眾紀律，駐防時每天幫房東打掃院子、挑水，在離開時，要把居室內外清理干凈。在隊伍行進中我們經常唱《八路軍軍歌》（后經修改部分歌詞，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歌聲使隊伍步調整齊，英勇豪邁。

我們每人有一個缸子，吃飯、喝水、洗臉、漱口、洗腳都用它。雖然戰爭生活非常艱苦，但并不覺得苦，因為團結友愛溫暖著每一個人的心。不管誰買一個饅頭，一班人都分吃一口。在年、節假日里，全隊同志和隊領導圍成一圈席地而坐，每人發一個熟土豆或一把大紅豆，當作茶點。當然，有時還會改善生活吃一頓肉，伙食委員王軍同學（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黑龍江省副省長等職，于 2014年去世）是膠東人，把“肉”念成“油”，常惹得眾人大笑。她還有一個拿手的節目是學老大娘哭，盤腿坐在地上邊拍大腿邊哭道：“我的天哪！”表情煞是生動。

每周我們都有一個生活會，大家交流思想和感受，新來的同學則要全面介紹個人和家庭的情況，以增進彼此的了解和相互間的團結友愛。

我深切體會到抗大是培育革命英雄主義、革命樂觀主義，建立革命人生觀的大熔爐。抗大熔爐把我從一個剛剛參加革命的新兵，鍛煉成一個具有堅定革命理想的戰士，并很快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1939年夏，抗大一分校籌備黨的 18周年紀念展覽時，組織讓我去做講解員，紀念活動由于日軍 7月大“掃蕩”而中斷，反“掃蕩”斗爭隨之展開了。在反“掃蕩”開始輕裝時，我把從家中帶來的呢子大衣和藍緞被面捐給了校部文工團做服裝道具，只剩下一條被里做了個夾被。第一次急行軍，快步經過泥沙灘后又走了一夜，第二天繼續行軍，感到特別困倦，我掉隊了。

黨組織已把我列為發展對象，為了考驗我，把我調到隊部當通訊員，負責與營部的聯絡。當時，我已經習慣了急行軍，不再掉隊，反而和隊部文書張志專（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全國婦女干部學校校長，于2007年去世）當了行軍中的收容隊，她趕著小毛驢馱文件，我扛著槍，一起收容掉隊的同志。

隊部每天不分晝夜派我去營部通訊聯絡，我扛著長槍跑來跑去，什么都不怕，感到很自豪。有一次，營長問我：“你們女同志為什么剃光頭呢？”我笑著回答他說：“我們女同志為什么不可以剃光頭呢？”剃光頭是為了適應戰爭環境的需要，因為既無法洗理，又沒梳子，更怕長虱子。過去駐防時，只有一個走村串戶的剃頭挑子，不但給我們很多女同志剃了光頭，而且還給我刮過一次臉。那時，我們這些年輕的女戰士，為了適應戰爭環境，什么都不顧忌。

我不分白天和黑夜，不斷接受命令，沿著山野里的陌生路去送信，不怕狼、不怕日本鬼子和武裝漢奸，每天完成任務回到隊部，立即就趴在炕沿上或長條板凳上睡著了。經過這一次參加反“掃蕩”戰斗的鍛煉和考驗，我具備了入黨條件。我于 1939年 8月 14日，在山西省平順縣一個村莊里由女生隊指導員邵黎、副指導員孫敏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我實際年齡只有 15歲。一同宣誓的還有同班同學趙莉。邵黎介紹我時說：“齊心同志不夠入黨年齡，但是她革命堅決，經過上級黨組織批準入黨，按黨章（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規定年滿18歲才能入黨）規定 18歲轉黨，候補期兩年。”并提醒我說：“齊心同志家庭環境比較優越，入黨后應加強思想鍛煉。”我的入黨誓詞是：“保守秘密，永不叛黨，忠于革命，忠于黨，革命到底，為共產主義而獻身！”我被編入黨小組開始過組織生活，當時黨組織尚不公開，全隊只有易輝是公開黨員，黨小組長是吳國英（新中國成立后改名吳梅香，在全國婦聯工作，已離休）。

1939年秋，隊領導批準我去看望姐姐。姐姐于 1939年在山西平順縣生了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孩，我畫了一個路線圖，一個村、一個村邊問邊走，才摸索到西灣村，見到姐姐母女。該村駐有抗大一分校衛生所，當時正準備召開軍民聯歡會，要我去參加排練歌舞節目，我高興地去了。有一次我鄭重地問姐姐：“大姐，你入黨了嗎？”她驚訝地說：“你問這干什么？”因為當時黨組織是秘密的，她為了保守秘密始終沒有說她是共產黨員，后來我才知道她早在 1938年初就在山西省陽城縣入了黨。然而我卻對她說：“我已經入黨了。”姐姐說：“一個青年走這條路是光榮的！”

日軍又要“掃蕩”了，我的假期也滿了，但對姐姐很是放心不下，我憂慮地說：“你剛生孩子怎么辦？”姐姐豪邁地回答：“不要為我過慮。”因為我要歸隊了，姐姐帶我到小飯鋪吃饅頭，在那艱苦的年代，饅頭就是最好吃的了。我依依不舍地向姐姐告別，出了村走著走著，不小心一下子跌到水溝里，衣服全濕透了，只好又回到姐姐處多住了一夜。翌日經過姐夫魏健工作的行署時已是中午，吃了拌有干豆角的小米稀飯，就愉快地歸隊去了。

我們在平順縣山區駐防期間，我的同班同學易輝（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兵器情報所政治部副主任，于 2013年去世）是隊上的民運干事，在派出做民運工作時，突然遭遇日軍追擊，她誓死不當俘虜毅然跳崖而摔斷腿，在深溝里昏迷了兩天兩夜。我們隊上給她寫了慰問信，還送了慰問傘。校長何長工揮筆題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八個大字表彰她。

抗大畢業轉戰長治

1939年秋后，抗大一分校由平順縣駐地轉移到壺關縣山區，我們女生隊駐在神郊村大廟里。后來，副校長周純全帶抗大一分校去了山東，校長何長工留在晉東南的一分校留守處等待抗大總校來會合。

姐夫魏健工作的專署位于距離抗大女生隊駐地只有五里的樹掌村，在開大會時，我常看到他和何長工校長坐在主席臺上。此時，我已經抗大五期畢業，本來去山東的名單里也有我，但姐姐齊云愿我留在太行做青年工作。組織上還考慮讓我去國民黨軍隊做統戰工作，姐姐不同意，她認為我不成熟，去那里太復雜。后來長治縣縣長張燮堂到抗大一分校要干部，組織上即決定派我和王軍到長治縣干校工作，王軍任婦干隊隊長，我做指導員。何長工校長親自接見我和王軍，并對我們說：“你們女同志要有政治家的風度，大錯誤可是犯不得呀！”何校長語重心長的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銘記在心。

我和姐姐告別時，正值凜凜寒冬，在樹掌村的行署見到她時，見她留著短發，穿一身比較新的灰軍裝，顯得英俊灑脫。見姐夫還穿著草鞋，我就買了兩雙氈靴送給他們。姐姐也是臨時來的，晚上他們睡在炕上，我睡在辦公桌上，第二天我就去了長治干校。長治干校校長是個四川籍的老紅軍，有一教員也是剛從抗大一分校調去的。另有兩位女同志，一位是河南人，原任縣婦聯主任；另一位是文化教員，本地人。不久，何校長下達指示說，候補黨員不能當指導員，我就改任隊長兼教員。學員是從區、鄉婦聯主任中選派來的，還有的是放了足的小腳婦女，我帶她們參加反“掃蕩”時，她們背著背包，掛著手榴彈，急行軍時沒一個掉隊的。我當隊長兼教員，每天帶領出操，經常在隊前講話，還教唱抗日歌曲。睡的是地鋪，吃的是小米或玉米稠粥。淳樸的婦女干部學員和我如同親姐妹一般，我頭疼腦熱傷風感冒，很怕扎針，她們就七手八腳地一擁而上，把我按在用草或麥秸鋪的地鋪上，強制給我扎針，這些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1939年日軍冬季“掃蕩”時，王軍早已調到縣政府做秘書，我調去參加縣政府的戰地工作團。一天，我們隨縣政府到長治縣的西火鎮，該鎮是陳賡領導的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剛攻克的村鎮，街上還貼著日偽漢奸的反動標語，其中一條：“打倒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張大麻子！”赫然在目，這是敵人在謾罵污蔑抗日縣長張燮堂。

我奉命到村婦聯主任家布置召開群眾大會，主人熱情地讓我吃了一碗糠糊糊，驅散了寒氣。當我回到團部（縣政府）時，他們正在用磚頭架爐灶熬粥。忽然“啪啦啦、啪啦啦”響起了機關槍聲，頓時一片混亂。通訊員報告敵情：“敵人騎兵和炮兵迂回包圍！”張縣長立即命令突圍，當時幸虧有三八六旅的一個團用一挺機關槍在村口掩護我們突圍。敵人的大炮聲和機槍聲響成一片，只聽見子彈在空中呼嘯而過，更危險的是打在地上的子彈，“突突突”“撲撲撲”，揚起了陣陣塵土，不時地還聽到幾聲轟鳴的炮聲，我們不成隊伍地跑著，子彈密集時就跑得快些，稀疏時就慢些，地上散亂地丟棄著一些辦公文具、復印蠟版等。

我看到張縣長在槍林彈雨中，牽著馬用手槍朝著敵人的方向射擊。我身處激烈的戰場，不禁感到異常的激動和振奮，“寧死不當俘虜”的誓言在耳邊回蕩，完全沒有恐懼，甚至還想回村拿我遺忘的挎包。突圍中，我看到老鄉兒子背著老母親倉皇奔跑，還驚恐地喊著：“老黃來啦！老黃來啦！ ”（老黃是指穿黃色軍衣的日本鬼子）。

西火鎮是一個盆地，當時處在日軍炮兵、騎兵迂回包圍之中，我們在三八六旅一挺機關槍掩護下，得以從村子的一個缺口突圍，穿過敵人密集火力，繞道上山才得以脫險。我給姐姐寫信敘述了這次突圍的遭遇，并說，我們剛剛收復這個村鎮，還不了解敵情就盲目樂觀地布置動員群眾回村，召開祝捷大會，多虧群眾大部分躲在山里沒回來，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另外，信中還說張縣長拿著手槍朝敵人方向打了幾槍，并無目標，貌似勇敢，實是驚慌失措的表現。我當時的看法很幼稚，對張縣長這樣評價是不恰當的。

我們從西火鎮突圍之后，來到離長治縣城約 60華里的蔭城鎮，剛把縣政府的牌子掛出來，敵人又來襲擊，我們就又立即轉移，如此連續多日，每天都要走幾十里地。當時我和王軍被稱為“風云兒女”，隨著縣戰地工作團在本縣范圍內和敵人近距離周旋。

調 回 抗 大

1940年1月，我們被調回抗大一分校留守處，不久即和總校合并。當時抗大總校也已經轉移太行根據地，校部駐地先是在武鄉縣蟠龍鎮，后移到黎城縣霞莊，羅瑞卿、滕代遠先后擔任總校副校長，何長工擔任總校教育長。抗大總校后期，徐向前任代校長，何長工任副校長兼教育長。

一天，何長工通知我到他處，對我說：“你父親作為閻錫山派來的代表到八路軍總部談判，態度比較好，他說他是受騙的。”我馬上表態說：“我和他斷絕父女關系。”因為我認為我和父親是兩個陣營，決不能含糊（父親后來隨傅作義將軍起義，新中國成立后參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于 1956年逝世）。

1940年夏，八路軍在華北對日軍進行百團大戰時，天天有捷報傳來，校部經常召開軍民聯歡會，開展擁軍愛民活動，我和機要員小段合演擁軍愛民小節目。

我還教駐地群眾唱擁軍的歌曲，歌詞是：“青天呀藍天，這個藍藍的天，這是什么人的隊伍上了前線？叫一聲老鄉聽分明，這就是堅決抗戰的八路軍！這就是堅決抗戰的八路軍！”

我在抗大總校校部總務科當文書時，曾住在一個觀里，觀里的住持是一位老道士，我常幫他掃院子，他還給我吃過當地最好吃的燜面，那是把豆角切成絲，和面條放在鍋里燜熟，當地叫爐面。

1940年夏秋之交，我被調到衛生處當文書。秋季日軍又要“掃蕩”了，為此，抗大總校也做了反“掃蕩”部署，決定去山里背棉衣。我們衛生處整隊去山里之后，因棉衣少，去的人多，我也沒背得上棉衣，就跟著前面的幾個人往回走。不料前面的人一轉眼走進一個村莊不見了，我還以為他們仍在我前面，其實是到老鄉 家去買柿子了，我不知情，就更加快腳步往前走，越走天越黑，我的確有些心慌了，因為隨時可能遇上武裝漢奸，另外路也不熟悉。正在著急地走著，突然遇上校部總務科管后勤的許股長（是一位老紅軍），正在忙于備戰布置糧草。他驚訝地發現了我，忙把我帶到他辦公室去，讓人給我做了烙餅炒雞蛋，還讓我先在熱炕上睡一會兒，等天快亮時再歸隊，以免黑天半夜遇上武裝漢奸。我在熱炕上睡至天將黎明，才向這位敬愛的老紅軍告別返回駐地。回去后天已大亮，我因為中途掉隊違反了紀律受到批評。掉隊途中路遇老紅軍這件事在我記憶中是永不能忘記的，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隊伍的溫暖。

我們抗大一分校在1939年冬曾唱過一首反“掃蕩”歌曲，歌詞十分雄壯：“烈火燃燒在太行山上，憤怒充滿了我們的胸膛，鬼子們各路進攻來‘掃蕩’，殺人、放火、奸淫又搶糧。山川震驚、林木震蕩，展開游擊戰爭，打到敵人后方，兄勸弟，兒別娘，來一個反‘掃蕩’！”然后重復唱“展開游擊戰爭，打到敵人后方，兄勸弟，兒別娘，來一個反‘掃蕩’！”

反 “掃蕩 ”開始時，在行軍途中，曾遇見抗大一分校女生隊同班同學綽號叫“李 逵”的劉勇（因她說話嗓門大而起此綽號，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北京市農業機械局副局長，于 2006年去世），她在 1939年初與八路軍炮兵團（當時八路軍只有這一個炮兵團）政委邱創成結婚。她看到我時，從馬上下來，掏出一把炒豆子給了我。我還看到彭總愛人浦安修穿著繳獲的日本軍大衣，站在馬前，目送著我們的隊伍過去。在急行軍中，前面的同志傳來一碗帶泥湯的小米稀飯，前面的同志喝一口，再傳給后面的同志，每人喝一口，一個接一個地傳送下去，直到把這一碗稀飯喝完。

在這次秋季反“掃蕩”中，抗大總校分兩個梯隊突圍，我們是晉冀魯豫邊區，回旋余地 很大，時任總校教育長的何長工，實戰經驗豐富，由他率領校部等單位組成的第一梯隊，較順利地突圍，由山西經涉縣過漳河轉移到冀西河北邢臺地 區校部駐地漿水鎮；由總校訓 練部長王智濤率第二梯隊（訓練部、衛生處等單位組成）在山西黎城縣小臥鋪山上與敵周旋了 40多天，我當時在衛生處當文書。王智濤部長留學蘇聯學過軍事，對軍事條例比較熟悉，但實戰經驗少，使我們經常處于緊急狀態和急行軍之中，且大多是在秋雨綿綿的夜間轉移，在轉移前要把白天的飯吃了，吃不太熟的玉米碴子飯。有一天白天在山底下遇到敵人追擊，我看到背小孩行軍的女同志艱難地走著，傷病員發出令人心碎的呼叫：“我要死呀！我要死呀！”那情景真讓人心痛。夜行軍中，秋雨淋淋，背的背包被淋，連背包里的衣裳都濕透了。天亮后，看到每個人都是一副泥臉，大家相視而笑。行軍沒有敵情時，前面的同志摔倒了，后面的就小聲唱《國際歌》中的“起來！”在這種艱苦的戰斗環境中，同志們都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和革命友愛。在行軍途中，盡管肚子餓，也吃不上飯，但樹上的柿子掉了下來，地下長的蘿卜就在路旁，沒有一個人去拿，我們牢記八路軍的群眾紀律，一刻不松懈。

在百團大戰中，日軍傷亡慘重，從此，日軍把它在中國的主力調到華北頻繁“掃蕩”， 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圖把抗日根據地變成“無人區”。我根據地軍民則針鋒相 對，開展了艱苦卓絕的反“掃蕩”斗爭。

在 1940年秋季的反“掃蕩”中，關家垴戰斗是八路軍炮兵和步兵在黎城關家垴配合作戰的一次激烈戰斗。我們在小臥鋪山上，親眼目睹了這一戰斗場面。我們所在山頭的天是藍藍的，戰場那邊的山卻是硝煙彌漫，槍炮聲驚天動地。第一道防線上的傷兵一下來，我們馬上擁上去致敬、慰問。敵人非常殘暴，我們的野戰軍戰士由于連續作戰體力下降，拼刺刀時有時兩三個人與一個敵人拼，那情景真是氣壯山河！

百團大戰后，我們和敵人處于艱苦的相持階段，敵人的頻繁“掃蕩”，加上“三光”政策，使根據地軍民處在極端困難的境況。后來，我們經過40多天和敵人周旋的戰斗生活，終于突破包圍圈，經涉縣渡過了漳河，向冀西邢臺目的地前進。

冬天脫棉衣渡河，全身麻木，不覺寒冷，過了河就跑步前進。快到目的地時，校部宣傳隊迎了上來，用快板熱烈歡迎，唱道：“同志們，辛苦了，勝利了，前面不遠就是目的地！”鼓勵我們戰勝疲勞奮勇前進。到達邢臺抗大總校衛生處駐地一個距離總校駐地不遠的村莊，我們終于和總校會師了。

衛生處王指導員做了這次反“掃蕩”的總結報告，表揚了一些同志，其中也有我，并正式宣布我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我時年16周歲。

在這段時間我睡的是石板炕。晚飯后，就摟樹葉燒炕，前半夜燙得睡不著覺，后半夜凍得睡不著，這使我腰部疼痛，并留下了后遺癥。當時環境艱苦，群眾以柿子糠充半年口糧。我看到房東家里一大鍋清水煮很少的小米，多以蔓菁或是蘿卜充饑。

奔 赴 延 安

1940年底，我被調到干訓隊學習，當時我們和張汶等幾個同志，夜里合著蓋被子，以便取暖。此時，總校決定疏散女同志到地方工作，并決定我和陳彤、王軍、林毅、張汶、赤茜（郝治平）一同離校。張汶、赤茜留在北方局黨校學習，我和陳、王、林四人原是抗大一分校的，決定去延安學習。離校前，何長工（時任總校教育長，原抗大一分校校長）對我們四人講：“你們到延安去，政治文化理論水平又會提高一步。”

組織上決定我們四個女同志去延安后，我們即從冀西邢臺地區出發，到了山西遼縣（現左權縣）八路軍總部所在地，住在八路軍前總招待所，那只是有一個大炕的大房間而已。當時，原總校校長羅瑞卿正在和赤茜談戀愛，他來看她時，竟站在門檻羞怯得不好意思進房門。

我在總部遇到姐夫魏健，他時任山西平順縣縣長，正在總部參加縣長會議。他穿了我姐姐穿過的舊棉軍衣，雖然拆洗得很干凈，但顯得很短。他買了些花生、柿餅給我吃。我從總部回到招待所的第二天，就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出發前，我給姐夫寫了一張便條說：“我們要出發了，我到延安學習兩年就返回太行山，再會吧，1943年！”我們背著背包走出村一兩里路，姐夫追上來，給了我一點邊幣，同時還介紹了幾位在延安的東北大學同學和戰友，如佟冬、王一民、林楓等，并叮囑我要警惕壞人。

我們到延安的隊伍由幾部分人組成：（一）八路軍前方總部一部分人，其中有前總政治部副主任陸定一、曾演過阿Q的趙品三及夫人、一位背著孩子做青年工作的女同志、一隊日本俘虜和一個朝鮮人，他們要到延安去日本工農學校學習，還有我們四個抗大總校的女同志。（二）一一五師、一二九師團以上的軍政干部，他們大都是經過長征的紅軍干部，去延安剛成立的軍政學院學習。除了我們四個女同志和日本俘虜之外，其他人都騎著馬。這一大隊人馬由野戰軍掩護。

這支隊伍臨時指揮部政委是陸定一，司令員是尹先炳（一二九師旅長）。我們白天走了60里山地，下山前召開了軍人大會，動員大家不要掉隊。下山后就是敵占區，夜間在平原上緊急行軍120里，通過了敵人控制的同浦路、汾河、白晉公路幾道封鎖線。我們走得很快，同浦路封鎖線一閃而過，然后又渡過汾河和白晉公路。在公路上，是四列縱隊跑步前進，敵人的探照燈從碉堡打出來照得公路明晃晃的，不時地還打出冷槍。因為日軍出兵“掃蕩”晉綏根據地，我們通過以上封鎖線時都較順利，然后宿營在游擊區的一個村子里，村子馬上封鎖了消息，只準進人，不準出去。白天走了60里山地，記得下山時一丈多深的溝，竟一跳而下，夜間又跑了 120里平地，腳腕非常疼痛。

我們四個女同志在被封鎖的村子里，得到暫時的休息，為了取暖，我們把身體埋在老鄉的麥草堆里，只露出一個頭，也只是打個盹就又出發了。我們由交城游擊區進入晉綏根據地時，遭遇到日軍的“掃蕩”。我們隊伍沒帶電臺，隨時都有可能遭遇敵人，途中都是露營，經過日軍“掃蕩”制造的“無人區”，看到很多被燒毀的房子和黑咕隆咚的窯洞。老鄉都跑到深山里去了，鍋都砸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口鍋，就去河里破冰打點水，撿些被燒毀的房子零碎木頭燒水洗腳，以便繼續行軍。我們在老鄉的地窖里找到一些土豆，便寫個條子說明原委，并留下足夠的錢給老鄉。煮了土豆除當時吃，還要再留幾個做第二天行軍的干糧。夜間，撿些小木柴燒一堆火，我們四人圍坐在火堆旁，坐在背包上打盹、睡覺，還要不時添柴以免火熄滅。那時正值十冬臘月，臉都凍壞了，就把我的毛衣拆了，每人織了一個臉罩御寒，到延安后陳彤還為拆了我的毛衣而惋惜。

一天傍晚，還沒有到達當天預定的宿營地，因為天太冷，陸定一讓我們提前十里宿營。第二天到達原定宿營地時，才發現敵人昨晚就住在那里，看到到處都是丟棄的罐頭盒和香煙盒，大家慶幸陸定一決策英明，幸虧昨天提前十里宿營，否則必然和敵人遭遇上了。我們在行進中，有時前衛尖兵看到敵人，有時后衛與敵人接上了火。一次我們正準備進一個村子，敵機忽然轟炸了那個村子，接著敵人步兵就搶占了該村，尹先炳司令員機智地指揮我們繞過村莊上山脫險，山上刺骨的朔風鉆進我們的氈軍帽，像針扎一樣，但我們都很興奮，因為我們又一次避開了敵人。

我們到達黃河岸上，看到被日軍蹂躪過的村莊，家家戶戶室內空空，一無所有，門上貼著白紙（家里有被殺害的親人），一片凄涼。從山里躲避回來的老鄉控訴著敵人的暴行，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敵人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所造成的慘狀。

渡過黃河，到了陜甘寧邊區的葭縣，雞娃子叫來，狗娃子咬，紡線織布生產忙，一派生機，和黃河對岸的景象截然不同。當地的人們熱情款待我們，讓我們住在暖窯熱炕上，吃熱騰騰的小米干飯和酸菜。入夜，我們放心地睡了一覺。到了米脂縣，陸定一總結時，指出全體同志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都做得很好，還表揚了我們四個女同志。我們女同志住在縣婦聯，孫克悠、文漪兩位婦聯干部接待了我們。

在歡迎會上，那位朝鮮人代表日本戰俘上臺講話，說他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迫使他們離開父母妻子，到中國屠殺中國人民，他們以親身經歷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表示也要參加革命，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反對侵略戰爭。日本戰俘中有兩個與我們接近過的，一個叫阿布，一個叫村山。阿布是到村中找花姑娘時被俘的，村山是小販出身，這是他倆親口向我們介紹的。

后來到了綏德，那是綏德地區的中心縣，是該地區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地。駐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安排我們這支隊伍休整，請我們吃飯，看了話劇《雷雨》，還召開了軍民大會，聲討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皖南事變反共暴行。

我們在綏德過了春節，就邁開大步奔向延安。到延安后，我們四人都分到中央黨校學習，當時中央組織部的秘書柳文和我談話，說：“你們幾個都在抗大學習工作過，就不必再上一般的學校了。雖然你入黨不久，為了培養青年干部，也讓你上中央黨校學習。”這時是 1941年春一二月，我 17歲。從此告別了抗日前線的戰斗生活，掀開了我革命生涯中新的一頁。

我于 1939年至 1941年間，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投身革命并直接走向抗日前線，經過戰爭的考驗，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少女，成長為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矢志為革命事業貢獻畢生。在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戰斗經歷是我人生中永遠的豐碑，它影響和鼓舞了我以后整個的人生道路，對此我永遠珍視并終生銘記。（編輯 姚建萍）

（作者是習仲勛同志夫人）

原載：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