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其大弟周恩溥于20世紀40年代去世，周恩溥生有一子，已于前些年在河南焦作去世；小弟周恩壽（周同宇）生有三男三女，其中中國新聞社原副社長周秉德是長女。周秉德在少年和青年時期，曾在伯父周恩來和伯母鄧穎超身邊生活了15年。

十多年前的一個春日午后，筆者走進一套老式紅磚公寓，拜訪了周秉德。那天，周秉德如約在家等我們，她精神挺好，始終充滿熱情，顯得十分精明干練。她家客廳布置得古樸而典雅，沙發對面的主墻上懸掛著那副由意大利攝影師為周恩來拍攝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談起在中南海伯父身邊度過的難忘歲月，談起伯父伯母對自己的關懷、體貼與教誨，周秉德顯得分外激動與忘情，她時而激昂，時而沉思，恍若回到了在西花廳的歲月。

難忘的第一次見面

1937年4月，周秉德在哈爾濱降生，這著實讓三代沒有女孩誕生的周家上下很是興奮了一陣子。周恩溥為這位侄女的出生寫下了“吾家添丁，周門大喜”8個字。周恩壽還特意跑到吉林，找時任吉林省教育廳長、也是周恩來南開的同學幫女兒起名字。這位廳長再三考慮，截取了屈原作品《橘頌》辭里的“秉德無私，參天地兮”中的兩個字作為她的名字。

隨著東三省的淪陷，周恩壽帶領全家搬到了天津。周秉德在接受采訪時說：“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我在那里念了6年小學。在我小學三年級的一天，爸爸在翻閱《益世報》時，看到有關大伯的消息，很是興奮，悄悄對我說：‘你伯父在共產黨內是做大事的。’從此，我便曉得自己有一個當共產黨大官的伯父，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見個面道個好。”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進入北平，周恩來將此函告在天津的弟弟周恩壽。早在大革命時期，周恩壽是黃埔第四期學員，但他在1927年國共分裂時脫黨，且于1928年后和周恩來斷了聯系。1946年春，周恩來就東北停戰問題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政府特使馬歇爾的代表在北平舉行談判。在此期間，他得悉弟弟在天津，曾邀其來北平見了一面。

看到周恩來發自北平的信，周恩壽即偕妻北行，并在香山與兄長晤面。閑談中，他再次向周恩來提出重回革命隊伍的請求。周恩來說：你脫離的時間太久了，情況不熟悉，也不了解現行的各項政策，若要參加工作，必須先學習。于是，周恩壽進了華北革命大學，妻子仍返天津照顧兒女。

獨自在北平學習的周恩壽，有時利用節假日到中南海同兄長團聚。在一次和周恩來見面時，周恩壽說起長女秉德即將小學畢業，想把她接到北平讀中學。周恩來知道弟弟在華北革命大學住的是集體宿舍，帶孩子不方便，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安置侄女。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剛剛小學畢業的周秉德在火車的汽笛聲中告別了天津，告別了母親與弟妹，隨父親來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領我進入中國共產黨頭頭腦腦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進門，繞湖，再進門，不多時我被帶到了一個叫豐澤園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當時說不上激動或高興，只覺得新鮮，自己在院子轉來轉去。”

只一小會兒，在外邊開會的伯父周恩來就回來了。“高大魁梧，臉龐豐滿紅潤，與爸爸有點像，也有兩道濃黑的劍眉。他親熱地把我拉到身邊，左右端詳，笑著說：‘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點像你媽媽。’”

問了周秉德的母親及弟妹的近況后，又寒暄了許久，周恩來才吩咐衛士安頓侄女的住處。周秉德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邊，屋里有幾個書柜，東邊一間是伯父秘書夫婦的住房兼辦公室。房子的條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絕不豪華”。

當時，伯母鄧穎超不在北平，她受毛澤東之囑到上海接宋慶齡去了——迎接她來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國大計。8月28日，周秉德隨伯父到火車站去接伯母。只見火車站內鑼鼓喧天，周恩來和其他黨政領導人都走上前去與宋慶齡握手交談。“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把夾在人群中的周秉德領到鄧穎超面前，鄧穎超握住周秉德的手笑吟吟地說。周秉德隨即向伯母問好。周秉德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與七媽（指鄧穎超）相見，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現在眼前。”

周恩來夫婦一生無兒無女，多年來一直把滿腔的父愛母愛全部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現在嫡親侄女來到身邊，夫婦倆自然把周秉德看成自己女兒一樣疼愛萬分，周秉德也很快適應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個充滿親情而溫暖的家。

“你住的是間書房，可以在那多看些書。毛澤東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擾他。”伯父的話，周秉德現在還記得。書房里有許多她從未見過的書，她常常一個人坐在那里看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李有才板話》等等好多書都是在那時期看的。

周秉德住進中南海不久，中央領導人陸續從香山搬進來。她很快認識了李敏、李訥等很多小伙伴，她們在一起看書，一起唱歌、玩耍、聊天。

漸漸地，周秉德跟鄰居毛澤東也成了熟人。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時，翻出了小學畢業時精心自制的贈言簿。那是個用彩色打字紙裝訂的小本子，外殼是墊了一層棉花的硬紙板，還裹了綠色的緞子面。重溫簿中那熱情洋溢的臨別贈言，使她突然生出請毛澤東也為自己題字的念頭。于是，她捧著小本子找到了毛澤東：“毛伯伯，您幫我寫個字吧。”毛澤東望著這個剛剛成為“熟人”的小女孩，答應道：“好，寫一個。”他接過贈言簿，稍加思忖說：“給你寫個‘好好學習’。”毛澤東題罷，還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個偉大而崇高的伯父

那一年秋天，周秉德順利地考上了北京師大女附中（現為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進了干部子弟班就讀。周秉德平時住校，每個周末回家看望伯父、伯母，興致勃勃地向他們講述學校里的事。有一回，周恩來對周秉德講：“你們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區來的孩子多，他們身上有許多革命老區傳統，你要努力向他們學習，向他們看齊。”

衛士見周秉德從天津來時穿的兩件小花衣裙在秋季穿顯得單薄了，便騎自行車帶她到王府井訂做了兩套秋天穿的衣褲。第一套是藍色咔嘰布小西套，周秉德穿上很精神。吃飯時，周恩來看見了，說：“不錯！哪里來的？”周秉德如實回答：“叔叔帶我去做的。”幾天后，周秉德又換了另一套黃卡其布的衣褲，這下周恩來看見后便皺了皺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費！”原來，當時實行的是供給制，周恩來覺得周秉德的衣服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經費。

鄧穎超幫忙解釋道：“秉德住校，要有兩身衣服換洗。”周恩來卻談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開上中學，夏天就一件單布長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凈晾干。現在國家還困難，我們還是要節省嘛！”年幼的周秉德并不太懂，但還是使勁地點頭，認定伯父說的話一定對，照著辦沒錯。

1949年11月，周秉德隨伯父、伯母搬進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廳。“那時，我媽媽與弟妹也來到了北京，我與大弟秉鈞、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廳的東廂房里，3張床并排著，彼此中間留點活動小空間。因為北面挨著的是伯父的臥室，他夜里辦公、上午睡覺，所以我們在室內不敢嬉戲與大聲說話。”

有一回，周恩壽提出把二女兒過繼給周恩來，周恩來卻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這個孩子，別的孩子就會認為我這個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說，她也會養成特殊化心理，對她的成長沒好處。”在周秉德眼里，伯父不管做什么事都一定會考慮周全。

周秉德的弟妹在北京八一學校讀書，學校里的同學家庭條件稍好的都有車接送，軍區里的孩子坐單位面包車。“弟妹上學放學是由衛士叔叔騎一輛三輪車接送，盡管伯父、伯母都有車，但從未為我們使用過。‘車是工作用的，小孩不應該享受，你們從小不要依賴家庭關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奮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時常給我們這樣講。”

“伯父一直是非常儉樸的，平時老兩口在家里吃飯都是一葷一素一個湯。有時候一條魚，這頓沒吃完，就等著下一頓再吃，不會說沒吃完的就丟掉。咱們現在吃一些粗糧好像是一種調劑，是健康、時尚。那個時候，大家都不太喜歡吃粗糧的，但是他堅持每個禮拜要吃上兩三次的粗糧，他說不能忘了本——因為原來在紅軍長征的時候，根本吃不上東西，忍饑挨餓的。在飯桌上掉一點飯粒，他也一定要撿起來吃到嘴里，不能浪費一點點。所以，他節省的意識是非常強的。”據周秉德回憶，周恩來不僅僅在吃方面節儉，在穿上也是這樣。“他，當了26年的總理，皮鞋只有3雙，不肯要新的皮鞋。腳底壞了，經常就去換底換掌，別人給他買了新的鞋他也不愿意穿，就用原來老的，衣服也穿得補了又補的，咱們都看見他的照片中衣著一直都是很筆挺的、很整潔的——但是里面卻穿著很多補丁的衣服，有的衣服只有袖口和領口壞了，就換個衣袖或領子，顯得比較整潔干凈。他的睡衣、睡袍也有很多補丁。他過世之后，我專門向七媽要了伯父的一件‘破’舊的衣服，那是一件藍白條的睡袍，有幾十個補丁，都是用手絹、小毛巾、紗布等補的。我看了以后非常震驚和內疚。后來，我送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也就是現在的國家博物館。”

職業選擇對自己亦寬亦嚴

1950年抗美援朝開始，國內的宣傳活動熱火朝天，周秉德所在的班級有好幾位十五六歲的同學都報名參加了志愿軍。周秉德揣著羨慕的勁頭，也在報名處拼命地擠。可是因年齡太小，報不上名。

周恩來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個小孩，人家怎么會要你？”見周秉德撅起了小嘴巴，周恩來又過來安慰她：“當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實際啊！你年紀還小，好好學習，今后報效祖國的機會有的是！再說，留在后方，也可搞宣傳發動工作。”本來心里有些沮喪的周秉德，聽到這里茅塞頓開。于是，她積極參加了學校業余劇團，在校內、農村和社會上多次開展抗美援朝的宣傳活動。

1952年，周秉德面臨初中畢業。這時，國內上映了一部蘇聯影片《鄉村女教師》，片中主人公瓦爾瓦娜投身鄉村，為小學教育嘔心瀝血的情節深深打動了周秉德。她感到新中國的建設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而教育力量還很薄弱，一個教師夢開始時時縈繞在周秉德心底。

周六，周秉德照例回西花廳。餐桌上，她禁不住把自己擇業的小秘密告訴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選擇做教師挺不錯的，何況國家現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師去培養人才參與祖國建設，當教師很有意義。當年我16歲，一畢業也是當教師的。當教師，我支持你。”鄧穎超一聽周秉德“宣布”的“決定”，馬上做出欣慰的反應，并轉過頭向正在舉筷吃飯的周恩來說：“秉德不準備考高中，打算報名上師范學校，你怎么不吭一聲，表個態？”

周恩來放下筷子，緩緩地說：“這事應該讓她獨立思考。有你一人說就夠了，我講多了對她成長不好，壓力大了。萬一有一天她猶豫、后悔，都沒辦法。況且，她還應聽聽她爸爸媽媽的意見。”

這一年，周秉德夢想成真，被保送進北京師范學校。當時師資不夠，不少適齡兒童無法入學，周秉德意識到師范生得趕快加入教師行列，補充師資力量。于是，一畢業她就主動放棄了上師范大學的機會，被分配到北京東郊區（現朝陽區）第三中心小學，在四年級做班主任，教語文和算術，真正成了一名鄉村女教師。

然而，周秉德在教師崗位上工作才兩三個月，又被調到區委參加肅反工作。“搞這項工作，要仔細、謹慎、實事求是！作為宣傳教育群眾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領會學習黨的方針政策。”這是伯父對她的叮囑。在區委工作的日子里，周秉德扎扎實實地工作在基層 ，沒有任何職務，也沒暴露出與周恩來的親屬關系，更沒借用他們的特殊關系為升遷動過腦子。伯父、伯母為這個侄女的良好表現感到欣慰。

1965年，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驊被調到西安工作。不久，為了減輕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壓力，中央文件規定：“夫婦雙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著調離北京。”周秉德說，伯父、伯母對自己隨夫離京沒有半點干預，更沒有托熟人照顧她這個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從小要嚴格教育，不能寵！”這是伯父在周秉德離京時對她的交代。

周秉德被分配在西安市輕工業局人事科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時間，她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對象——他們要周秉德交出局長們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單，被周秉德拒絕了。被罵成“ 死老保”的周秉德，不斷被造反派拉去問話、批斗，還關過3天。“如果你講出你是周總理的親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關你了！”看過周秉德檔案的人事科長感慨地說，但周秉德聽后只是連連搖頭。讓周秉德欣慰的是，不論在哪里，自己依靠的還是組織，并沒有依靠什么關系為自己開脫。

直到1974年，丈夫因工作需要被調回北京，周秉德也隨他回京工作。她去西花廳看伯父、伯母時，一見面，周恩來聽說周秉德已調回京，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關系調回來的？”“恩來，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還是人驊的妻子，是軍人家屬。”鄧穎超的話剛說到這，周恩來連連擺手：“我放心了，是隨軍人調動的。”

自己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

在步入工作崗位后，周秉德面臨著談戀愛的具體問題。對侄女的終身大事，周恩來夫婦操了不少心。鄧穎超常常提醒周秉德：“對方最好工作表現不錯，群眾關系好，但也要考慮他的家庭可靠。”周恩來也曾跟侄女談到自己的戀愛觀，他說，找終身的伴侶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標要一致，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在晚年，周秉德回憶說，伯父不僅僅是我的長輩，還像一個知心的友人。

1958年夏，周秉德母親的一個朋友將自己的一個親戚介紹給周秉德，對方是在莫斯科留學的大學生。沒上過大學的周秉德也希望找個大學生當自己的“老師”，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與伯母的意見。“你的婚姻問題能不能在25歲以后解決？我們中國人口基數大，要實行計劃生育，從你們這一代開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點成家如何？”向來聽話的周秉德爽快許應后，伯父的臉上浮現出由衷的笑容。

另一次，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和丈夫金山到西花廳，孫維世留蘇的妹妹孫熙世夫婦也來了。此外，孫熙世還帶來了她留蘇時的一個男同學。用意不言自明，是要介紹給周秉德的。看到他們來，周恩來很高興，他掏出錢，說：“我今天有事，沒時間陪你們了。維世，你帶他們到四川飯店吃頓飯吧。”周秉德回憶說：“好像我與留蘇學生特別有緣。但由于當時的時代原因，我沒有征求伯父、七媽的意見便主動終止了交往。”

不知不覺，周秉德已是25歲的大姑娘了。有一天，聶榮臻元帥留蘇回來的女兒聶力出于關心，也把自己的同學推薦給周秉德。在接觸中，兩人談得很投緣，感覺對方很適合自己。但是，當時中蘇關系緊張，鄧穎超用比較嚴肅的語氣開導周秉德：“現在中蘇關系緊張，你現在交往的這位朋友在蘇聯上過學，在那里有許多熟人，一旦你倆成了夫妻，經常出入西花廳，會不會無意間被蘇聯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話雖沒明確表態反對，但理智的周秉德沒有一點猶豫：“您放心，我再也不會同他往來了，再喜歡也斷這門親事。”

1963年，已經26歲的周秉德還待字閨中，周恩來的老警衛秘書何謙見青年軍官沈人驊已30歲出頭還沒對象，便決意為周秉德牽線。見面后，周秉德對沈人驊第一印象不錯，對方英俊、謙和、穩重、正派，有知識，是黨員，有技術，會4國外語，家庭背景好。

周秉德認識沈人驊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講了對方的情況，請她參謀。一聽說沈人驊的祖父是沈鈞儒，鄧穎超臉上露出了笑容：“這家人我們太熟悉了，他的爺爺是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區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門診部的內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隊表現很優秀。這樣的人家，用不著再了解。”

第二年國慶節那天，周秉德與沈人驊結了婚。“伯父欣喜地送我們一件禮物——一張七媽在廬山拍的21英寸的大風景照。畫面上的云霧似在流動，兩個涼亭在云間若隱若現，十分傳神逼真。我十分珍愛。直到今天，我的床頭還依舊掛著這張照片。那天，七媽像嫁女兒一樣，準備了好些既漂亮又實用的東西，并不顧身體虛弱，帶著秘書張元阿姨登門道喜。”

婚后，周秉德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七媽的關愛都始終如陽光一般沐浴著我。后來的幾十年，我也從未間斷去看望他們。”

非常時期的伯父成了一個“非常人”

1967年5月，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廳去看望伯父、伯母，無意間站在伯父辦公室門口往里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只見辦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處是一疊疊文件。原來，各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無法正常工作，全國各地的問題和文件都往西花廳報。于是，伯父睡眠的時間越來越少，夜以繼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是家常便飯。

一見面，周秉德見伯父的臉變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雙眼也布滿了血絲。吃飯時，周恩來三下兩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辦公室趕。這時，周秉德意識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在伯父辦公室門上，周秉德還發現了一張“大字報”，是他身邊人員寫的，還有伯母的5條補充建議，內容都是請求他注意休息，改變工作方式與生活習慣，保重身體。細一看，陳毅、葉劍英、李先念也在上邊簽了字，伯父在上面寫了8個大字：“誠懇接受，要看實踐。”但是周秉德聽伯母講，他還是沒兌現，休息得很少，于是在伯父的8個大字旁寫了兩行小字：“您的實踐做得不夠，必須真正實踐才行。”

周秉德記得那一天，自己被留在西花廳吃午飯。飯桌上，她就西安各大學的造反派沖擊陜西省委發了牢騷。周恩來耐心引導她，周秉德還是想不通：“為什么只相信少數學生，不相信廣大的工農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會都是走資派？”這一講，周恩來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來說服我的嗎？”其實，當時周恩來同絕大多數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樣，對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那場“文化大革命”也尚未理解，但畢竟是黨的領導人之一，必須維護與執行黨中央的決定。“我犯過政治錯誤，但從來沒有犯過組織錯誤。”這是他曾對周秉德等說過的一句話。

1968年8月，周秉德回北京打算探視已被關押半年的父親，可是未被允許。事后她才知道，這是外交部部分紅衛兵報到江青那里的一個案子，誣陷周恩壽參加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組織的“聚餐會”這個所謂的“反革命組織”。江青批送周恩來處，周恩來親筆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親弟弟。當夜，周恩壽被秘密抓走。幾個月后查清了有關來龍去脈，案子水落石出，但上邊有命令，人還押在衛戍區，案子卻移交給了“劉少奇專案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周恩壽被關了7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釋放出來。

周恩壽出獄時，周秉德與父親相擁而泣。周恩壽含淚對周秉德說：“秉德，你莫哭！你爸爸這些年來一直與部長以上的大人物關在一起，我擔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壓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沒有錯，你的伯父更沒有錯。”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話與不很在意的見面

1976年，周恩來去世的時候，周秉德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她從廣播里聽到這噩耗時，當時就驚呆了。同事給她買了當天的機票，周秉德趕回了北京。在回京的路上，悲痛的周秉德回想起與伯父通最后一次電話、見最后一次面時的情景。

1975年5月12日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的保健護士王力的電話后，便趕到她家。王力說：“總理有病，可能比較嚴重。昨天我們幾個醫生、護士在醫院與他見面時，他問‘你說我還能活一年嗎？’當時我愣住了。他有病，應積極治療，帶這種情緒會影響治療效果的。秉德，你設法去見見你伯父，好好勸勸他。”

可是，鄧穎超一再阻攔情緒激動的周秉德去305醫院見伯父，說中央有規定。于是，周秉德只得撥通病房的電話，通過電話與伯父交流。電話中，周恩來的聲音還是那么親切、從容。周秉德一再打斷他的噓寒問暖，問他是否講了那句話。“只是開個玩笑，有什么？”周恩來依然輕松地回答，周秉德急了：“這玩笑也不應講，我們聽了心里不好受，您要長命百歲，再為國家多做貢獻。”

“你是共產黨員，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是有那么一天的。說那話也的確沒什么，想開點，好嗎？”電話中的伯父，語氣時而嚴肅，時而緩和。

“我不忍多占您的時間，千萬請注意休養好，配合治療。如果不想呆在醫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電話前，周秉德一再懇求、勸告伯父甩掉思想負擔，保重身體。

1975年5月20日，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見到伯父。那天，一走進西花廳，周秉德只見伯父微笑地坐在一個小沙發上，雙腳擱在一個小墩子上，臉龐更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問候后，周秉德在伯父身邊坐下，當時伯父氣色還可以，他還詢問了自己的工作和孩子情況。聊了一會兒，周秉德怕過多打擾伯父休息，便起身告辭。出門時，周秉德提出要伯父合張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們再照吧！”周恩來握著周秉德的手，輕聲說。

真沒想到，這一天竟成了永別，伯父說的“下一次”再也沒有了，成了周秉德一輩子的遺憾。盡管周恩來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廳，但周秉德卻因當天要招待丈夫多年不見的老同學，而放棄了這次見面的機會——一心想著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療養會好一些的。

如今，周秉德想起來，“感覺那時的我太天真了，其實當時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個年頭了，并早已惡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這在當時都嚴格保密，住院期間，七媽堅持按當時中央的規定，不讓親屬探視。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嚴重，說什么我也要闖進醫院的”。

“其實，1976年1月8號中午七媽就讓秘書將噩耗第一個告訴了我愛人沈人驊，讓我愛人趕緊轉告我和在京親屬——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讓他們來參加葬禮。七媽特地囑咐秘書，給外地拍電報：見報請勿回京。也就是說見到伯父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來，要堅守崗位，不要影響工作。”周秉德回憶說。

回到北京，周秉德戴著黑紗來到了西花廳。原以為伯母會在床上躺著哭成個淚人，沒想到她是在客廳里，而且站著等自己，周秉德抱著她痛哭。鄧穎超始終沒有眼淚，說：“秉德啊，要堅強啊，不能哭啊！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

“1月10日，我們一起到北京醫院后邊的一個小太平間里去參加告別儀式，那時弟弟妹妹和有些親戚都來了。在條件很簡陋的一個小院子里，一個小的告別室，我打頭，弟弟妹妹，還有哥哥嫂嫂，跟我伯父做最后的告別。那天很冷，我當時沒有穿大衣，戴著圍巾、手套。來到告別室門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圍巾是對伯伯不恭，我就把手套什么的都脫下來，往地下一扔，才走進去。”看到伯父消瘦的遺容，周秉德難過極了。

周秉德回憶說：“除了撒骨灰，我們參加了所有的告別儀式，但七媽特別交代媒體不要報道我們，現在想起來她是在保護我們，因為那個時候‘四人幫’還沒倒臺，她不想讓我們多露面。”

“1月15日在人民大會堂開了追悼會以后，七媽在臺灣廳召集親屬、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共同開會。七媽對我們講話，特別是對于喪葬儀式的改革，講我國幾千年都實行土葬，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號召實行火葬，這是一場喪葬革命；現伯父主張火葬不保留骨灰，這又是一場殯葬革命，你們要支持伯父這個主張！就說要撒掉骨灰。另外因為兩位老人家一直說他們是黨的人，他們的一切行為，他們的葬禮都要由黨支部來執行。西花廳的工作人員是一個黨支部，所以他的事情都交給黨支部去做。15日至次日凌晨，西花廳黨支部工作人員羅青長、張樹迎、高振普，還有中組部一位領導，4個人一起坐軍用飛機，將伯父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山東北部黃河入海口等處。”周秉德說，伯父的身體雖然什么也沒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卻又裝滿了億萬人民的心田，在以后的日子，隨著歲月漸漸越走越遠，她越來越深地體會到這一點！

1992年7月11日，伯母鄧穎超溘然長逝，留給周秉德的依然是無盡的哀思和深深的懷念。“今年是七媽100周年的誕辰，老人的影子還是時在我腦海里出現，無法忘記七媽對我的關愛，她襟懷坦蕩、廉潔奉公的優良作風和謙虛謹慎、密切聯系群眾的公仆本色值得人們學習”。

伯父伯母去世后，每逢1月8日伯父忌日和3月5日伯父生日及有關伯母的相關紀念日，周秉德一大家都要和西花廳的工作人員一起，在周恩來像前鞠個躬。每每走進西花廳，周秉德都不敢多看那開滿海棠花、芍藥花的庭院和園中的小徑，她仿佛可以看見伯父、伯母的身影，聽到伯父朗朗的笑聲和伯母諄諄的教誨，自己又沉浸在對他們綿綿不絕的思念之中無法走出來。

周秉德曾先后任職于北京首飾進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貿局、北京國際信托投資公司，1988年到僑辦《華聲報》擔任副社長，后來到中新社擔任副社長，直到1998年退休。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為一些單位常找她去講課或作報告，講她所受的人生教育。她說，掐指一算，怎么也得上百場了！

這些年來，周秉德的記憶里一直蕩漾著伯父的音容笑貌，“我覺得他那雙眼睛依然在注視我現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對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一切都是人民給的，無論你今后從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利益。我將銘記伯父、伯母的教誨，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來源：黨史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