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津戰役紀念館的戰役實施展廳里，陳列著一輛普通的“飛利浦”牌女式自行車和一臺老式發報機，它們的主人是中共地下黨員。斑駁的文物上依稀可見歷史的滄桑，仿佛在向人們訴說著它們的主人在解放戰爭中那段為北平和平解放而冒險開展工作的難忘歲月。

一

情報工作是黨的地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在北平開展情報工作的主要有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后改為“華北局城市工作部”，簡稱城工部）系統和中共中央社會部系統，也有其他解放區派出的系統。在這張地下工作網的建立中，有一個人功不可沒，他就是劉仁。

1941年6月，劉仁開始主管中共晉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的工作，領導華北敵占地區城市的地下工作，代號“老頭兒”。其實這位同志們口中的“老頭兒”一點兒也不老，時年才32歲。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駐守平津部隊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在共產黨人面前展露無遺。當時，為了配合解放軍解放平津，中共華北局城工部部長劉仁根據中共中央和華北局指示，周密部署地下黨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立足于打，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護廠、護校等各種形式的斗爭，尤其注意爭取一部分國民黨軍在解放軍發動總攻時，做好內應；另一方面，為了保護北平的文物古跡，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特別花大力氣去做傅作義的工作，爭取和平解決。

于是，中共華北局城工部指示北平地下黨接近“能跟傅作義說上話的人”，以影響并促成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和平起義。早在1948年春，劉仁就指示北平地下黨，大膽利用能對傅作義開展工作的各種關系，尤其要通過傅作義的親信和親屬，直接向傅做工作。在解放軍迅速完成對平津的分割包圍，特別是新保安戰役全殲傅部嫡系三十五軍之后，北平國民黨軍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北平地下黨抓住時機，利用一些上層關系做工作。時任北平學生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的崔月犁分管上層高級知識分子的統戰工作。為策反傅作義，劉仁指派崔月犁盡快聯系“能跟傅作義說上話的人”。很快，崔月犁圈定了三個主要人物：傅作義恩師、高參（中將總參議）劉厚同，傅作義女兒、地下黨員傅冬菊，傅作義的副手、結義兄弟、副總司令鄧寶珊。

這一年，崔月犁的工作狀態是一大早出去，騎一輛“飛利浦”牌女式自行車四處轉，天黑回家。此時，由于崔月犁的共產黨員身份已從秘密變為半公開，置身明處的他，危險環伺，國民黨便衣早已盯上崔月犁，特務組織交代，一旦捕獲即押送南京。

劉仁不斷提醒崔月犁“提高警惕”“絕對保密”“嚴格遵守組織紀律”。崔月犁做了最壞的打算——隨時獻身。他清理了馬列著作、進步刊物，燒毀了寫有電話號碼的紙片。幸運的是，機警的崔月犁多次虎口脫險。

二

1948年秋的一天，崔月犁會晤了66歲的劉厚同。崔月犁的公開身份是同仁醫院的“李大夫”。學養深厚、見多識廣的劉厚同會晤青年才俊“李大夫”后，感覺相見恨晚，盡管兩人相差近40歲，但他仍與崔月犁成了忘年交。很快，劉厚同送給崔月犁一張全家福以示對他的欣賞與接受。劉厚同約“李大夫”每周見兩次面。鑒于當時國民黨特務活動猖獗，每日每時捕殺異己，心思縝密的劉厚同叮嚀：“如果一星期不見你來，我就認為你被特務逮捕了，我會請傅先生派人到監獄救你。”一次，崔月犁因有急事爽約，劉厚同果然要傅作義派人到各監獄查問有沒有同仁醫院的“李大夫”。崔月犁得知此事后，感嘆劉厚同“對共產黨是友好的，也是講信義的”。劉厚同不負崔月犁厚望，隔三岔五勸傅早作和談決斷。11月29日，解放軍包圍張家口，該役徹底擊破了傅作義割據一方的夢想。劉厚同告訴崔月犁，傅作義研讀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后想與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很快，毛澤東就該想法致電平津前線領導人：與傅談判必須以他們放下武器為基本原則，在這個原則下給傅以寬大待遇。

1949年1月中旬，解放軍一舉攻克天津，傅的嫡系主力基本喪失殆盡。此時傅作義想戰無實力，欲逃無出路，現實明擺著，只有和談一條路。崔月犁請劉厚同力勸傅作義丟掉幻想，莫失和談良機。此時傅作義雖心向和談，但顧慮自己出路不明。崔月犁請劉厚同轉告傅作義：“只要共產黨和平接管北平，共產黨是不會虧待人民功臣的。”

崔月犁與劉厚同一周見面兩次，與傅冬菊卻是每日上午見面。在平津形勢發展的關鍵時刻，因傅冬菊是地下黨員，所以崔月犁直接派任務給她，即了解傅作義的心理活動及觀察其情緒的細微變化；研究怎樣做傅作義的工作。

《大公報》記者傅冬菊，此番變為深居將軍府邸的“大小姐”，隨侍在四面楚歌的傅作義身邊。這使傅作義感到莫大的安慰。此時的傅作義，也只能向自己的女兒傾訴心里話了。于是，傅冬菊伺機向父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并將他思想矛盾的焦點和舉棋不定的疑慮，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以及華北“剿總”的軍事部署、與南京蔣介石的聯系和爭議等等，都密報給崔月犁，通過崔月犁又轉送到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和解放軍平津前線指揮部，使解放軍對敵情了如指掌，運籌帷幄，能在29個小時內，全殲天津守敵13萬人，活捉國民黨六十二軍中將軍長林偉儔、八十六軍中將軍長劉云瀚、警備司令陳長捷和市長杜建時等高級軍政大員，勝利解放天津，創造了被毛澤東稱為武力解決的“天津方式”。

崔月犁曾撰文描述了他和傅冬菊接頭時的情景：“每次見到我，她都滿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親頭天情況原原本本地告訴我，比如思想斗爭激烈時，他唉聲嘆氣、發脾氣、咬火柴棍，甚至用槍抵住自己的太陽穴……”

崔月犁收獲的是情報，傅冬菊得到的是解放區出版的報刊及宣傳冊，這些紅色印刷品不時出現在傅作義的辦公桌上。

1948年11月的一天，傅作義去南京開會，傅冬菊猜想該會與平津戰局有關。她怕父親再繼續從蔣打內戰，于是謊對父親說：“今天我見到一位老同學，他希望你接受和談。”傅作義立即問：“你的同學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來的？”傅冬菊答：“是毛澤東派來的。”傅作義沉默后道：“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后才能答復你。”11月7日，傅作義從南京回來。10日，他將蔣介石令他扣留衛立煌的電報給了衛立煌。11日，傅冬菊向崔月犁匯報了此事。

崔月犁請傅冬菊設法讓其父親閱讀山東《大眾公報》11月8日、9日刊登的解放軍俘虜王耀武的《告國民黨官兵書》和《告國民黨黨政軍機關書》。11月17日上午，傅作義問傅冬菊：“你的那位同學是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傅冬菊回答肯定：“是真共產黨，是毛澤東派來的。”傅作義遂讓傅冬菊替他致電毛澤東。電報原文大意如下：“我已認識到過去以蔣介石為中心統一國家、復興民族和隨蔣戡亂是完全錯誤的，決計將所屬的約60萬軍隊、200架飛機交毛澤東指揮，以達救國救民之目的，請求派南漢宸來北平商談和平事宜。”

崔月犁及時把地下黨，有時是平津前指、中央軍委直至毛澤東的指示，口授給傅冬菊，指示她對傅作義應講什么話、如何針對性地做思想工作。這種在父女親情氣氛中進行的政治策反，產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了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這對解放軍作出正確的判斷，下定正確的決心，進行正確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和談后期，傅作義指派能為共產黨接受的人物、副總司令鄧寶珊進行和談。時年54歲的鄧寶珊初見28歲的崔月犁，便說：“我是了解共產黨政策的，我有個孩子在延安學習過，我見過毛主席，陜北電臺我經常聽。”恰巧，崔月犁攜帶有陜北電臺的宣傳材料，他順勢送給鄧寶珊。交談中，崔月犁乘機勸說：“以你和傅先生的交情，望奉勸他抓緊時間和談，眼下時間不多了，爭取為人民做點好事！”鄧寶珊爽快應承：“誰都不愿當千古罪人。”

崔月犁二見鄧寶珊時，圍攻北平的包圍圈大幅縮小，炮聲隆隆。此次鄧寶珊情緒焦躁。他直截了當地對崔月犁說：“你能不能通知你們軍隊先不要打，請再給我一點時間，讓我與傅先生深談一次。”崔月犁坦誠交底：“我軍已包圍北平，傅先生的軍隊走不了啦，再不下決心就晚了。”匆匆話別時，鄧寶珊得知崔月犁欲步行回家，便說：“最近特務活動很厲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車帶你一段吧。”這個意外的舉動，讓崔月犁感覺鄧寶珊對和談是有誠意的。

崔月犁第三次見鄧寶珊，一見面還未曾開口，鄧已笑意在先：“傅先生的問題解決了，他決定同共產黨合作。”接下來，鄧寶珊提出要見共產黨更高級別人士。崔月犁于是派人將鄧帶到解放軍平津前線指揮部。至此，地下黨的任務告一段落。鄧寶珊后來在中共地下黨的策動下，率先在內蒙古起義，對促進傅作義率部起義起了重要作用，解放后他曾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等職。

三

雖然有了以上這些地下黨員冒險奔走獲取情報，但北平的地下工作仍需一樣重要的東西支撐，那就是地下電臺。城工部部長劉仁從抗日戰爭后期就準備在北平建立地下電臺，經過幾年運籌，1947年正式建臺。地下電臺由地下學委秘書長崔月犁領導，李雪負責技術指導和日常管理，整個北平的地下情報組織也因此連成網。

1948年春，劉仁來電通知，敵人每天出動10輛載有儀器的吉普車在北平城內進行流動偵察，要電臺工作人員特別提高警惕，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電臺保護好。保證電臺的安全是地下電臺第一要務，譯電員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對付敵人：1.建立三處電臺，萬一一處電臺出現故障或被敵人破壞，還有其他電臺可以堅持工作。電臺在一個地方不能時間過久，容易被發現。工作量不大時，三處電臺輪流作業，開機時間互相錯開。2.電臺的波長、呼號經常更換。3.譯出的收發報一律密寫，用米湯或面湯寫在紙上，用碘酒一擦，字跡就顯示出來了。4.所有電臺工作人員，尤其是報務員、譯電員不參加群眾活動，不去公共場所，不上影劇院，不看進步書刊，斷絕一切社會關系。三處電臺不發生橫向關系，報務員、譯電員、交通員不知道彼此的住址和姓名。5.來往電報內容，除了譯電員外，其他人都不允許知道，李雪也不例外。1948年9月，劉仁指示地下電臺要做好一切準備配合解放軍解放北平。11月29日，平津戰役打響，形勢日趨緊張，地下電臺的工作量日增。接著，解放軍完成了對北平的包圍，切斷了平津交通線。在此情況下，電報就成為主要的聯系手段。譯電員方亭、艾山等人每天兩次在不同的胡同內與交通員交換電報。電臺幾乎每天都發出敵人軍隊的調動，軍用列車的數量、去向等有關情報，與解放區電臺的聯絡增加到每天三次：早8點、晚8點、夜里2點。譯電員方亭每天夜間都要工作，工作完畢，就將四角號碼字典和亂碼表藏進沙發靠背下的縫隙里。為了減輕收發報時的嘀嗒聲，譯電員艾山把機器放在床上，下面墊上棉被，坐在小板凳上收發報。工作完，她再把收發報機藏起來。劉仁要求電臺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因此，北平解放前的兩三個月是地下電臺工作最緊張的時期。

為了配合解放軍準備攻城，地下黨接受一項任務，對北平各城門及城墻的位置、高度、厚度進行詳細調查，再把數據發往解放區。在解放大軍重重包圍之下，北平守敵企圖留一條逃路。1949年1月，國民黨軍在東單廣場緊急修建了一座臨時飛機場，準備逃跑。解放軍沒有校正炮彈落點的偵察機，幾番炮擊，炮彈都打偏了方向。地下黨員現場觀察，記下了每一發炮彈的具體落點，方亭譯成電文，報至解放區。炮兵逐步校正彈道，越打越準，終于轟掉了這座短命機場。

北平和談期間，傅冬菊對傅作義在和談期間的動態、情緒變化，具體到徘徊觀望，怎么睡不好覺，如何在屋內焦慮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進嘴里咬等細節，都及時作了匯報，這些都由電報傳遞出去。在北平和平解放過程中，地下電臺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貢獻。

1949年1月7日和16日，傅作義先后兩次派代表與解放軍平津前線領導人談判。1月21日，傅作義宣布接受共產黨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放下武器并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1月31日，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這座馳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完整無損地回到了人民手里，創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成為之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中共地下黨員為這一偉大勝利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平津戰役天津前線指揮部總指揮劉亞樓在總結平津戰役的勝利時，特別提到地下黨的作用，贊揚“地下黨做了大量工作，沒有他們，我們也不會這么快就取得這么大的勝利”。

來源：黨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