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常有一些對于抗美援朝戰爭的議論，諸如朝鮮戰爭是怎樣爆發的，中國該不該抗美援朝，停戰可否提前實現，志愿軍的傷亡情況，抗美援朝的得失等，這些議論涉及許多重要史實，如何認識抗美援朝，還是要實事求是。失之偏頗，必然流于淺薄。我是一名志愿軍老戰士，從1950年10月到1958年10月，整整8年，一直在志愿軍司令部工作，頭兩年任統計員，1953年起任參謀，直到志愿軍最后撤軍回國，參與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全過程。雖然是一名小兵，但總有一點兒親歷的見聞和體會，回國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又做了一點兒研究。我認為，抗美援朝在新中國發展史上的積極作用和深遠影響，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這里，謹根據我個人的經歷、體驗和研究，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關于發動朝鮮戰爭和抗美援朝的決策

首先必須弄清，發動朝鮮戰爭和決策抗美援朝，是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碼事，面臨的形勢不同，決策者不同，目的也不盡相同，不能混為一談。

有一種意見說，發動朝鮮戰爭，是毛澤東支持金日成干的，或者說毛澤東也參與了發動朝鮮戰爭的決策，因為毛澤東沒有認識到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已轉入和平與發展時代，“堅持仍然處于革命與戰爭時代這一過時的錯誤判斷”，還因為他（毛澤東）“有爭當東方革命領導者的念頭”，甚至說“朝鮮戰爭是由于毛澤東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線而打起來的”。這就把發動朝鮮戰爭的責任推到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身上。

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事實并非如此。

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快就出現了美蘇之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尖銳對立，大國政治家們縱橫捭闔，一方面“損人利己”，制造沖突，一方面又力圖把沖突置于可控范圍，而不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就是所謂的“冷戰”。這種狀況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一般認為到蘇聯和東歐集團解體，冷戰時期才結束），是觀察二戰后一切國際問題的基本點，朝鮮戰爭本身就是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產生的“局部熱戰”，“熱戰”過后，冷戰依然。因而，說二戰后世界就轉入了和平與發展時代，是脫離了當時世界形勢的實際。

說毛澤東堅持認為二戰后世界仍然處于“革命與戰爭時代”，有一定道理，因為二戰結束，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崩潰了，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削弱了，它們原來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以亞洲來說，印度、印尼、緬甸、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等許多國家，都是在二戰后，經過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而取得獨立的，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在二戰后取得勝利的。從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角度來說，把這種現象概括為“革命與戰爭年代”，同情和支持與中國有著同樣命運的國家取得獨立，毫不足怪。但決不能由此而說朝鮮戰爭是因為毛澤東要搞世界革命而有意支持金日成發動的。

實際上，1950年初，毛澤東還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蘇聯也正與朝鮮秘密討論關于以武力實現朝鮮統一的問題。2月中旬，中蘇締約以后，毛澤東回國。這時，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解決國內諸多緊迫問題上，如加緊恢復經濟、平抑物價，準備解放海南島、臺灣，進軍西藏，社會安定，軍隊整編復員等。4月，斯大林批準金日成向南發動進攻，并給予朝鮮大量軍事裝備，派去大批軍事顧問訓練朝鮮軍隊、制訂作戰計劃。5月中旬，金日成遵照斯大林指示，到北京向毛澤東通報即將向南發動進攻的問題，毛澤東對此毫無所聞，毫無準備，而且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時都在南方，東北十分空虛，朝鮮半島發生戰爭，勢必造成東北地區局勢緊張，東北是當時中國重工業最集中的地區，對全國經濟舉足輕重；人民解放軍正大力準備解放臺灣，朝鮮打起來，勢必打亂中國的部署，倉促間如何應對？因而毛澤東對金日成的行動計劃提出異議，不表支持，并連夜緊急詢問斯大林是怎么回事。斯大林這才回電說金日成的行動計劃是經他同意的，只是還要征求中國同志的意見，“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表面看來，斯大林似乎很尊重他的中國同志，其實他心里早就料定毛澤東不會不同意，因為中蘇新約剛剛簽訂，中國還有很多事依賴于蘇聯。而且這時朝蘇方面估計美國不會干預，也沒有要求中國給予幫助，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還能斷然說“不”嗎？所以雖有疑慮，也只能默認了。

有人說：“如果毛澤東不支持金日成南下進攻，或者堅持先做解放臺灣的準備而不進行積極援朝的部署（如在鴨綠江邊派駐大批軍隊準備進朝參戰），也許這個仗就打不起來。”這種說法也只是“如果”“也許”而已。試想，在斯大林、金日成已經決定要打，朝鮮人民軍已經在三八線集結待命的情況下，這種箭在弦上的局面，毛澤東和中國政府是很難改變的。至于在鴨綠江邊派駐大批軍隊，是因為東北軍區那時非常空虛，只有一個42軍，還在參加農業生產（中央軍委1949年12月22日曾發布《關于一九五零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以減輕國家負擔）。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央軍委組織東北邊防軍（第13兵團率第38、39、40、42軍、炮兵第1、2、8師等共約26萬人），部署在鴨綠江沿岸，以防不測，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在邊防可能受到威脅時都不能不考慮的問題，而且是在金日成大舉南進之后才作的部署，與鼓勵或支持金日成發動朝鮮內戰根本沒有關系。

抗美援朝，這確實是毛澤東的決策。但毛澤東決不是要搞世界革命而作此決策的。

現已披露的許多史料表明，關于抗美援朝的決策，當時中共中央領導層存在著分歧。因為新中國成立還不到一年，臺灣、西藏還沒有解放，大陸各地還分散著國民黨殘余武裝和土匪武裝，基層政權還不鞏固，經濟千瘡百孔，民生苦不堪言，亟須休養生息；而美國卻是世界第一霸主，經濟與軍事實力十分強大，正處于巔峰時期，同這樣的對手打仗，確實有孤注一擲的危險，或者說，有賭國家之命運的危險。那么，究竟是出于怎樣的考慮，促使毛澤東下決心非抗美援朝不可呢？

當時，朝鮮戰爭已打了將近4個月，美國第七艦隊早就控制了臺灣和臺灣海峽，麥克阿瑟也親自“訪問”過臺灣，把臺灣說成是美國在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艦”，不僅使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的行動受阻，美國還可以由此威脅中國大陸；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后，朝鮮人民軍全線崩潰；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在朝鮮已轉入戰略反攻和戰略進攻，10月上旬大舉越過三八線，氣勢洶洶，直逼鴨綠江；美國戰機多次偵察和轟炸中國東北邊境（筆者那時在第13兵團司令部工作，目睹了美機轟炸安東的實況）。這時，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金日成也要求中國出兵。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反復衡量出兵或不出兵的利弊，認為在美國大軍壓境的危局之下，國際國內反動氣焰高漲，解放臺灣不成，經濟建設不成，只有橫下一條心同美國打一仗再說。但要和高度現代化的美軍打仗，談何容易？為求穩妥把握，必須加強我軍裝備，并需蘇聯提供空軍掩護，所以又派周恩來、林彪等到蘇聯反復與斯大林談判，直到10月13日才最后定下出兵的決心。這無疑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困難、最冒險的抉擇之一。

因此，必須把發動朝鮮戰爭和決定抗美援朝區別開來。沒有蘇聯支持，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在前，也就沒有抗美援朝在后；抗美援朝是毛澤東的決策，是在不打這一仗其他一切都無法進行的情況下被迫做出的。唇亡齒寒，所以抗美援朝的決策并沒有錯。

關于斯大林、金日成策劃發動朝鮮戰爭和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的經過，沈志華教授在《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中，根據有關各國歷史檔案，特別是俄羅斯國家檔案館的解密檔案，作了翔實、客觀的敘述和分析，有根據，有深度，有說服力，讀者看后，自會明辨。

朝鮮戰爭1951年就能實現停戰嗎

有一種意見認為，志愿軍打過第二次戰役以后，美軍遭到慘敗，美國決策者在驚恐之余，有通過停戰談判而尋求結束朝鮮戰爭的愿望，有些國家在聯合國也提出了這方面的議案，前提是中國軍隊必須停止在三八線以北。由于中國拒絕了這一議案，提出了過高的條件，發動了第三次戰役，打到了三八線以南，所以錯過了這次停戰的絕好機會，不僅使戰爭又多打了兩年，多付了兩年的損失，還導致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中國為“侵略者”。這表現了毛澤東對朝鮮戰爭的積極，對和平談判的消極，傲慢而又好斗。

這里且不拿聯大議案和中國政府所提條件進行對比。就以聯大議案提出的時機和美國政府表態時機來說，為什么美國軍隊大舉北進，一直要打到鴨綠江時，他們從未提出美軍應停止于三八線以南，而當中國軍隊把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趕回去，即將打過三八線的時候，卻要中國軍隊停止于三八線以北呢？這是個極不公平的條件。

在聯大提出停戰議案之前，中國代表伍修權就應邀在聯大會議上控訴美國侵占我國臺灣的罪行，結果，聯大并未譴責美國為侵略者，反而譴責中國在朝鮮的行動為侵略者，這說明，聯大決議案是偏袒美國的。

退一步說，即使中國接受聯大提案進行談判，關于撤出外國軍隊、實現朝鮮南北統一、美軍撤出臺灣和臺灣海峽（美國說臺灣地位未定）、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等棘手的問題，雙方能很快達成協議嗎？顯然不能。這些問題談不成，戰爭必然就還要打下去。還要打多久，一年，兩年，誰也無法預料。

一般地說，戰爭的結局無非兩種，一種是有勝有敗，敗者以接受勝者的條件而結束戰爭；另一種是不分勝負，經過談判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而停止戰爭。中美在朝鮮戰場上的較量屬于后者。但在1951年初，中美雙方在朝鮮還只是初步交手，戰爭的結局如何，還是未知數。中國人民志愿軍發揮戰略和戰役的突然性，打了美軍個措手不及，取得了前3個戰役的勝利，推進到北緯37°線附近，但并沒有摸清美軍的底，反而因初戰勝利而“小”看了美軍的實力。美軍雖然被突如其來的打擊打得蒙頭轉向，慌忙后撤，但經過3次戰役，已經看出了中國軍隊的弱點，所以很快就穩住了陣腳，變被動為主動。從1951年1月25日起，美軍新任第8集團軍司令官李奇微就開始實施“霹靂行動”，倚仗其裝備與火力優勢，向志愿軍大肆反攻。志愿軍欲堅守漢江南岸而不能，只好改為機動防御，且戰且退。待美軍反攻到三八線附近時，志愿軍又發起了第5次戰役，在三八線南北形成拉鋸，戰爭出現長期化趨勢。只是到了這時，雙方才基本摸清對方的實力和底線，都認識到要把對方趕出朝鮮是不可能的，三八線的軍事意義不大，但政治意義重大，為雙方所必爭，所以，只有在三八線附近，基本保持戰前態勢而尋求停戰才是現實的、雙方都可能接受的條件。于是，雙方于1951年7月10日開始進行停戰談判。

即使如此，談判進行得也很不順利。在討論軍事分界線時，美方竟提出它的海軍和空軍控制著朝鮮大部海域和空域，這種海空優勢，必須在劃定陸地軍事分界線時得到補償，因此中朝軍隊應該后撤，讓出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給美方。中朝方面指出，地面控制線是雙方綜合實力較量的結果，美方的無理要求，當然不能答應。于是，美方代表便中斷談判，發出威脅性的叫囂：“讓飛機大炮去辯論吧！”

在其他議程上同樣也不順利。就這樣，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一直拖了兩年。既然美國還想再發揮它的優勢，重拳出擊，中國就只得奉陪。這期間，中國人民志愿軍轉入陣地堅守防御，美軍則使出渾身解數，發動了“絞殺戰”、1951年夏秋攻勢和1952年的“攤牌行動”（即上甘嶺戰役），結果都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或者得不償失，或者有失無得。無奈之下，美國的決策者們終于認識到，再打下去還是“無底洞”，只好就此罷手。1953年7月，雙方簽訂停戰協定。

稍加考察朝鮮停戰談判的過程，就可發現，那種認為如果中國在1951年初接受聯大議案進行談判，就能使自己以更有利的條件實現停戰，從而使戰爭進程縮短兩年的看法，是沒有看清美國的本性，至少是把談判估計得太簡單了，是不現實的。1954年日內瓦會議專門討論朝鮮和平統一及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的問題，結果什么問題也沒有解決，朝鮮至今還處于分裂狀態，那種認為“1951年初就能停戰”的說法，不過是人們的美好愿望。

關于志愿軍的傷亡減員情況

抗美援朝戰爭的書籍，已出版了不少，關于志愿軍的傷亡減員數字，因官方沒有正式公布，所以說法不一，甚至相差很大。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的《抗美援朝戰爭史》中記述：“自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2年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共斃傷俘敵71萬余人，自身作戰減員36.6萬余人，另非作戰減員2.5萬余人。”在腳注中對作戰減員又細分為陣亡11.6萬余人，戰傷22萬余人，失蹤和被俘2.9萬余人（見該書第三卷，第461頁）。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徐焰所著《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一書中，有更詳細的記載：

“在整個戰爭中以志愿軍名義先后參戰的部隊共有25個野戰軍（共79個步兵師），16個炮兵師，10個坦克團，10個鐵道兵師和12個空軍師……另外，還有第23兵團的4個師、2個公安師和未列入志愿軍序列的東北軍區部分后勤部隊入朝擔任后方支援。上述部隊連同戰爭中陸續補充的兵員，總計有200多萬人。除了入朝的正規軍以外，還有數十萬民工入朝出戰勤……”

“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戰爭中的人員損失情況是：陣亡11.4萬人，醫院共接收傷員38.3萬人次，失蹤2.56萬人。由于入院的傷員有些是第二次、第三次負傷，因而在統計上造成重復，傷員總數中又有一部分是非戰斗負傷，所以最后確定的戰斗傷亡總數是36.5萬人。志愿軍除了陣亡外，在醫院中因傷致死者還有2.16萬人，病死者有1.3萬人，總計已明確判定死亡者為14.84萬人。另外，志愿軍失蹤人員中，除了被美方證實已成為戰俘的2.1萬人外，還有4000人下落不明，估計多已在戰地或被俘后死亡。”

徐教授的數字與軍事科學院的數字基本一致，只有很小的出入，這是因為不同時間、不同部門的檔案本身就略有出入，都有據可查。

但有些人認為以上數字不可信，而尋求另外的數字。例如，有人就拿出了這樣的說法和數字，說什么“由于我方采取的是被稱之為‘人海戰術’的辦法，就使我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遭到近百萬人的傷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編印的《抗美援朝戰爭衛生工作總結》里面，談到我們先后出動的志愿軍人數達135萬，最后健全回國的只有37.2萬人，包括凍傷致死致殘在內的減員人數達到97.8萬。”

這真是駭人聽聞！

這一組數字的認定者以為他發現的這些數字才是真實的和權威的，是官方一直忌諱和隱瞞的數字。

筆者也想弄個究竟，找到了《抗美援朝戰爭衛生工作總結》（以下簡稱《總結》），這是總后勤部衛生部最初于1957年編印，專供軍內醫務工作者教學研究而用的有密級的一套書（分為《衛生勤務》、《野戰內科和衛生防疫》、《戰傷外科》、《衛生工作統計資料》4冊，這里所說的數字，多引自第1冊《衛生勤務》），1986年修訂再版，仍為軍內發行，對戰爭期間志愿軍的參戰人數、傷亡情況、疫病情況、醫院設置、救治方法、治療效果等，都有非常詳細的數字和記述。筆者核對結果發現，上面所說的那一組駭人聽聞的數字，有的在《總結》中根本就不存在，有的則是被曲解或誤讀。

關于志愿軍參戰人數，《總結》是這樣說的：“整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我軍參戰總人數根據軍務部門提供的為190萬。這是累計數，凡跨過鴨綠江到過朝鮮戰地參加過戰斗的，不管參戰時間長短都計算在內。如前所說，傷病員回國治愈后再入朝者都重復計算。”（《總結》，第315頁）這里根本沒有出現135萬的數字，而是說我軍參戰總人數累計190萬（徐焰教授的書里說200多萬），其中有不少是重復計算，例如第50軍曾三次入朝，以一個軍5萬人乘以3，累計就是15萬人次。那么，說“我們先后出動的志愿軍人數達135萬”的數字，是從哪里來的？這135萬是累計的人次呢，還是某一時段的最高兵力？要知道，在不同時段，志愿軍在朝兵力總數是有多有少的，不是固定不變的。出處不清，概念不清，就認定135萬，數字能準確嗎？

說“最后健全回國的只有37.2萬人”，不知這個數字來自何處？《總結》根本就沒有提到這個數字。再說，志愿軍也不是一次回國的，1951年，1952年，都有部隊回國，也有部隊輪換入朝；1953年初，有好幾個軍入朝，停戰前后又有好幾個軍回國，1954年至1955年，有8個軍陸續回國，1958年最后撤軍回國的是5個軍以及保障部隊和機關，哪一批也不是37.2萬人。如果是指1958年最后撤軍那一批，連37.2萬人也不到，只有25萬人左右。筆者仔細查看過《總結》一書，全書內容上限起自1950年10月，下限到1953年停戰為止，都是講戰爭期間有關衛生勤務方面的情況，壓根兒就沒有談到部隊回國的事情，怎么會冒出來“最后健全回國的只有37.2萬人”這一說法？筆者懷疑，這個數字是用簡單的推算而被“造”出來的——即用所謂的志愿軍總人數135萬，減去減員人數97.8萬，只剩37.2萬人了。但這么重要的數字，能想當然地亂造嗎？

關于志愿軍總減員情況，《總結》寫道：“在出國二年零九個月的戰爭過程中，共減員978122人”，其中陣亡114084人，傷員383218人，病員455199人，失蹤（包括被俘）25621人（《總結》，第316頁）。還有更細的分類數字，這里從略。何謂減員？部隊每個月要做一次實力統計，在統計基準日那天，凡因死亡、負傷、因病住院、調出等而不在原單位，比上月統計減少的人員，都叫減員（又分為戰斗減員和非戰斗減員）。但決不能把減員都看成死亡或殘廢而再也不能返回部隊的人，相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能夠重返部隊的，因此部隊的實力統計中，除了減員的項目外，還有歸隊、補充等項目，有減有增。

《總結》一書對此也說得明明白白：“三年中共救治傷員383218名，治愈歸隊者217149名，治愈歸隊率為56.7%；復員轉業93338名，占傷員數的24.4%；因傷死亡21679名，傷死率為5.66%。”（《總結》，第10頁）抗美援朝戰爭中，前后方共有45萬余名病員入院，在野戰區入院的約占35萬人，有40%治愈歸隊，其余后送回國。在后方入院的約10萬人。前后方合計治愈歸隊率為61.9%，病死率為2.9%。（《總結》，第11頁）由此可知，《總結》中所說的減員，除陣亡、失蹤者外，其余都是收治的傷病員，反映的是志愿軍醫務工作者的工作總量，而治愈率則是反映他們的工作效果。所以，決不能把“減員”誤解為從部隊中“消失”，按《總結》統計，一半以上是可以歸隊的。

夸大志愿軍減員數字，并說這是“由于我方采用的是被稱之為‘人海戰術’的辦法”是沒有依據的。難道45.5萬病員也是“人海戰術”造成的？第一、二、三次戰役，志愿軍兵力與“聯合國軍”不相上下，卻把對方一下子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以南，靠的是“人海戰術”？上甘嶺戰役中，“聯合國軍”向我軍4平方公里的前沿陣地實施“攤牌行動”，先后投入兩個多師十幾個步兵團、20個炮兵營和坦克營等共約6萬人的兵力，比我方的兵力還大，這是什么戰術？連美軍將領麥克阿瑟、布萊德雷、李奇微、克拉克在他們的回憶錄中，都把志愿軍看作“訓練有素”，指揮有方，不敢小覷，志愿軍各級指揮員在作戰中，一貫強調要講究戰術，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保存自己，減少傷亡，怎么能說我們采用的是“人海戰術”？《總結》明明把總減員區分為傷員38.3萬，病員45.5萬，怎么能把病員也計為傷員，說什么“我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遭到近百萬人的傷亡”？

總之，對那些駭人聽聞的莫名其妙的數字，一定要核實、分析，找到確切依據，切不可以訛傳訛。

抗美援朝戰爭與國內建設的關系

20世紀50年代，我國的經濟和財政非常困難，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又不得不實行“戰爭第一”的財政政策，國家總預算中的軍費支出驟然增加，1950年高達45%左右，1951年高達48%，這當然就要削減其他方面的開支，影響經濟、文化建設。據統計，整個抗美援朝戰爭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余萬噸，戰費支出62.5億人民幣，以那時的國力來說，確實是沉重的負擔。

但是，還應該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由于黨和政府采取了“邊打邊穩邊建”的正確方針，由于抗美援朝運動在群眾中所激發的愛國熱忱，釋放出巨大的勞動熱情和生產能量，又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發展和各項建設。1950年6月上旬，即朝鮮內戰爆發前半個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中心議題是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那時估計要用三年時間才能把一些主要工農業產品恢復到1949年10月以前的最好水平，所以叫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實際上到1952年底，還不到三年，大部分指標不僅恢復了，而且超過了以前。1953年國家總收入是1950年的三倍多，國防預算支出則只占總支出的22.38%，比兩年前占比降低了一半。抗美援朝戰爭還沒有結束，我們就已開始編制和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打仗的同時，經濟獲得如此高速發展，堪稱奇跡。

有些議論，夸大抗美援朝戰爭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影響，說什么“嚴重損害我國經濟建設”，是不符合實際的。否則，三年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高速度，就不好解釋了。為爭取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正能量，當年開展得如火如荼的增產節約運動和捐獻運動，就是證明。

抗美援朝戰爭中的中朝關系

1959年廬山會議以后，有些人批評彭德懷在朝鮮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近年來又有些人強調戰爭期間中朝雙方在指揮權等方面的矛盾，我以為都不切實際。我那時就在志司（志愿軍司令部的簡稱）和聯司（中朝聯軍司令部的簡稱）工作，我覺得雙方的合作是比較好的。

戰爭期間，雙方的聯合指揮機構有：中朝聯軍司令部、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東海岸司令部、西海岸指揮部等，都是以志愿軍將領擔任正職，朝鮮人民軍將領擔任副職，因為志愿軍是戰場主力，承擔著主要作戰任務，所以聯合司令部都是以志愿軍的指揮機構為主而組成，這樣才有效率，有利于作戰。聯合司令部只管作戰指揮，朝鮮人民軍的內部事務概不過問，地方事務當然更不過問。

以聯軍司令部為例，朝方高層指派樸一禹（后來改派崔庸健）常駐志愿軍司令部，作為全權代表，朝鮮人民軍參謀部作戰部再派一個精干的聯絡組常駐志愿軍司令部，作為辦事機構，保持密切聯系，就算組成了聯合司令部。一般行動和事務，都歸各自的司令部指揮和管理，只有需要兩軍統一部署、聯合行動的重大作戰命令及緊急軍情通報，才以“聯司”的名義發出。事實證明，“聯司”的這種體制和職能，精干而有效，既能保證兩軍作戰上統一行動，密切協同，又保持了兩軍組織上的各自獨立、互不干預，是適當而明智的措施。

停戰以后，歷任志愿軍領導人都非常重視中朝關系。我曾親自聽過楊勇司令員在一次會上講，我們必須抓好兩件大事：一是搞好戰備和訓練，不要讓敵人把我們趕出去；二是搞好對朝關系，不要讓朝鮮人民把我們趕出去。志愿軍廣大指戰員比在國內更加注意搞好軍民關系。有人說“抗美援朝增加了中朝兩國的不和與矛盾”，令人不可理解。至于朝鮮后來的政策如何，那是他們的事情，與抗美援朝戰爭無關。

抗美援朝戰爭的得與失

第一，抗美援朝戰爭展現了新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形象及應擔負的責任。

抗美援朝戰爭是冷戰時期最大的一次世界局部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后遇到的第一次涉外戰爭。中國是被牽連進去的，不是挑起者或發動者。中國參與進去，在當時的背景下，直接的、主要的原因還是保衛自身安全的需要。我們的口號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用現在的觀點和語言來表達，就是保衛祖國安全，維護地區穩定，這當然是正義的行動，是一個負責任的有尊嚴的大國所應采取的態度。

抗美援朝不僅是軍事斗爭，還有政治外交斗爭。伴隨戰爭的，有停戰談判；在聯合國，有中國對美國侵略臺灣的控訴案；在日內瓦，有關于解決朝鮮問題和印支問題的國際會議……在這些重要的國際政治舞臺上，新中國都得以嶄露頭角，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打開了良好的開端。

因此，抗美援朝戰爭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增強了新中國對亞洲事務和世界事務的話語權，初步顯現出新興大國的形象。

第二，抗美援朝戰爭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面對的是世界頭號霸主美國，它握有海空優勢和原子彈這樣的威懾力量，但較量的結果是，我們依靠自己的戰略戰術，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勇敢精神，卻以劣勢裝備把以美軍為主力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又在美軍的強大攻勢和狂轟濫炸之下，固守這條戰線達兩年之久，迫使美國不得不簽署停戰協定而結束戰爭。遠東美軍總司令兼“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說他是第一個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美國將軍”，他承認“沒有勝利”，而規避“失敗”一詞，就算雙方打成平手吧。對中國來說，敢于同美國這樣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對抗，不怕他嚇唬，打得他只得在停戰協議上被迫簽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激發起全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證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第三，實現了我國國防現代化和軍隊現代化的一次飛躍式發展。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時，我軍還是單一步兵兵種，特種兵很少，部隊裝備都是在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中繳獲的各種舊雜武器，本國的軍工生產能力極其薄弱。由于戰爭需要，當時從蘇聯購進和蘇聯援助了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較為先進的蘇式裝備。到戰爭結束前后，全軍步兵部隊裝備基本上整齊劃一，大大加強了火力和機動能力；新建的炮兵、裝甲兵、工程兵等兵種都達到相當規模；尤其是空軍，不到三年就組建了十幾個作戰師；海軍建設也走上新途；軍工生產發展較快；現代化軍事人才的搖籃——軍事學院、軍事工程學院等先后建成；全軍大部分部隊約200萬指戰員分批入朝作戰，經受了我軍歷史上最現代化的戰爭鍛煉，大大加速了我國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

第四，但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也付出了較大代價。

我們在戰爭中遭到傷亡40多萬的人員損失（戰斗傷亡36.5萬人，因傷致死2.16萬人，病死1.3萬人，被俘2.1萬人，失蹤0.4萬人，共約42.5萬人），其中第二次戰役凍傷凍死5萬多人（據《抗美援朝戰爭衛生工作總結》統計，東線3個軍凍傷30732人，凍死1057人；西線6個軍凍傷20796人，無凍死）；第五次戰役后撤時因組織不好，部隊間彼此協同掩護不嚴密，被敵俘去1.7萬人，是我軍作戰史上最大的教訓。

總之，只要把抗美援朝戰爭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國際背景中去考察，只要對比一下中美兩國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上的巨大差距，只要回顧一下中華兒女在100年來備受列強欺凌而積壓在心頭的憤懣，只要想想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的飛速發展、黨政風氣和社會風氣的清廉清明、人民精神面貌的激昂向上，就不難看出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不難看出抗美援朝戰爭對中國是何等嚴峻的考驗與何等重大的勝利，不難看出抗美援朝戰爭對新中國打開走向世界的局面、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樹立新興大國形象的里程碑意義，不難看出抗美援朝戰爭對我們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的巨大提振作用！

抗美援朝戰爭在新中國發展史上的地位，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那種對抗美援朝戰爭持完全否定態度，認為抗美援朝是比“文化大革命”更嚴重的錯誤看法是站不住腳的。

（作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博物館原副館長）

來源：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