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澤東當年為批駁美國政府發表的中美關系白皮書，為新華社撰寫的五篇評論文章中的第二篇。白皮書到底是怎樣的一部“書”呢？這還要從白皮書出臺的經過說起。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達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當天，美國國務院就中美關系問題發表了一部重點介紹從1944年至1949年期間美國對華關系的報告書，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著重1944—1949年時期》。

　　這部報告書（即白皮書）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征得了杜魯門總統的同意后，組織國務院工作人員編纂的。全書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錄在內的《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及《中美關系大事紀年表》，共1054頁，100多萬字。

　　《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用五分之一的內容，介紹了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50年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美國對中國局勢的看法及政府的對華政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等于是文件匯編，收集了近200篇美國政府官方發表過或未發表過的、與對華關系有關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國總統有關的演說詞、與國民黨政府往來的函件及電報、聲明，以及幾乎所有與中國有關的條約、協議、法案，也有相關的會談紀要、任命、國民黨和其發表的社論、聲明和文告等，還有相當一部分美國派駐中國的特使及大使給國務院寫的例行報告。　

　　與白皮書同時見之于公眾的還有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在信中，艾奇遜把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其自身的無能，以及聽不進美國的意見。從這封信中，人們輕而易舉地就可了解到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的用心所在。

　　由此可見，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系白皮書主要是出于三個方面的考慮：其一，對內平息國會中反對黨派和美國公眾就總統對華政策失敗而發出的指責，為自己辯護；其二，揭露蔣介石政府過去幾年與美國的實際關系，以表明國民黨政府的倒臺主要責任不在美國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國民黨本身的無能；其三，推卸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責任，對外重塑和平者的形象。

　　白皮書一經問世，便在中美關系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甚至包括那些美國政府內部與國務院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意見相左的人，都對白皮書的發表做出了異乎尋常的強烈反應。

　　白皮書里關于對中國共產黨的指責完全是歪曲事實的，特別是司徒雷登有關中共方面的片面的報告更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書發表的一周后，新華社以《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于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為題，發表了第一篇評論文章。緊接著，在從8月14日到9月16日一個月的時間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又親筆撰寫了五篇評論文章，以新華社社論的形式陸續公開發表，對白皮書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與批判。

　　毛澤東認為，通過對白皮書的討論，人們可以對中美關系、中蘇關系、100年來的中外關系、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系、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系、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斗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系中應取的態度等，有一個全面的、清醒的認識。因此，白皮書的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是一件好事。

    可見，毛澤東在對白皮書進行批判時，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個反面教材，引導那些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過現象看本質，去認識美國當權者向國民黨提供多達21億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內戰，導致中國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真實面目，從而一方面爭取更多的中間派人士對革命和對共產黨的支持，一方面進一步激發解放區廣大軍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意志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