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在北平解放后，必須召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以便確定組建新中國的有關事項。經過充分準備，中國共產黨于3月5日到13日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

　　出席這次中央全會的有中央委員34人（中央委員出缺4人，由候補中央委員遞補出席3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列席會議的11人。全會主席團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組成。全會聽取并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批準1945年6月七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準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批準毛澤東關于以八項條件作為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的聲明，并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相應的決議。

　　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即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全會指出，黨著重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這樣一種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當然城鄉必須兼顧，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城市工作時，黨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吸收大量工人入黨，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共產黨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統治集團、官僚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同時，黨要立即開始著手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并將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

　　全會充分地研究了經濟政策問題。全會指出，當前，全國工農業總產值中，現代工業大約占10%，農業和手工業占90%。這是黨在中國革命勝利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考慮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全國現代工業雖然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0%左右，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官僚資產階級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人民共和國所有，就可使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不能從基本性質上改變過來，但我們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同時要對它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進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斗爭的主要形式。

　　全會指出，革命在全國勝利并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國內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

　　全會強調應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防止資產階級思想侵蝕黨的隊伍。在全會召開前，黨已貫徹了公開建黨的方針，積極擴大黨的隊伍，努力在產業工人中發展黨員在城市公開建黨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公開發展黨員，重點是在產業工人中發展黨員。到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工人成分的黨員比重較小。如東北工人中的黨員是比較多的，但到1949年3月，在90萬產業工人中，也只有黨員16508人，占東北產業工人總人數的1.8%。七屆二中全會后，工人黨員數量開始增加。東北地區產業工人中的黨員，到8月即發展到近3萬人，占東北產業工人總人數的3.3%。。在黨的組織和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全會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偉大的，但是勝利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巨。全會提醒全黨要警惕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的情緒的滋長，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全黨同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全會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和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規定。

　　在中國革命轉折關頭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議的主要精神表明，雖然黨已經考慮到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但黨所確立的是在革命勝利后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依據這個精神，會議所作出的各項政策規定，不僅對迎接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而且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都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

　　七屆二中全會后，3月25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屬機構由西柏坡遷至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