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大戰役進行期間和結束以后，國民黨統治集團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劃下，發動了一場“和平攻勢”。他們企圖利用和平談判的手段，達到“劃江而治”的目的，以便爭取喘息時間，保存殘余的反革命勢力，然后伺機卷土重來。

　　眼看國民黨政府的倒臺已成定局，美國的決策者不得不重新審查自己的對華政策。美國政府中的許多人看到，中國革命的發生、發展有其內在的深刻原因，非美國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美國直接出兵干涉，也無法挽救國民黨政權的敗亡。1948年9月，美國國務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繼續僅僅對蔣介石承擔義務，不是一種好的外交。10月，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說：國民黨政府，特別是蔣介石“已較過去更加不孚眾望，并且愈來愈眾叛親離”。他向國務卿馬歇爾提出，可否“勸告蔣委員長退休，讓位給李宗仁或者國民黨內的其他較有前途的政治領袖，以便組成一個沒有共產黨參加的共和政府”《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327頁。。馬歇爾因為害怕美國政府要對由此“產生的新局面擔負責任”，不同意這樣做。11月中旬，司徒雷登與李宗仁進行長談。李宗仁表示，美國政府應勸告蔣介石“在目前軍事上尚未完全失敗前離職”，并表示新的領導如果能夠得到美國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國西南地區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產黨的部隊阻遏在長江以北地區”《美國外交文件》，1948年第7卷，第569頁。中譯文見《戰后世界歷史長編（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頁。。據此，司徒雷登又向馬歇爾建議發表一項表示支持新的非共產黨政權的政策聲明。與此同時，美國輿論也加緊放出關于國共“和談”及“蔣介石下臺”的空氣。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他們抱著僥幸心理，希望幣制改革能取得成功，淮海決戰能扭轉戰局，更企望美國能提供更多的援助。11月9日，蔣介石致函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美國增加援助和公開發表一個支持國民黨政府的聲明，并要求美國派一高級軍官來華，“共商有關軍事援助之具體計劃，包括美國軍事顧問參加指揮作戰”。杜魯門復函婉拒后，11月底，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又赴美乞援，也處處碰壁。12月中旬，蔣介石不得不找李宗仁商談，準備以“主動下野”的辦法來促成“和談”。這時，桂系首領之一、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為了搶先打起“和談”的旗幟并逼蔣下臺，于12月24日和30日連電蔣介石，要求蔣“乘京滬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的和談部署，爭取時間”。在白崇禧的授意和影響下，國民黨湖北省參議會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軫、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等，都先后致電蔣介石，要求改弦更張，與中共“恢復和談”，并直接要求蔣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談的進行。這樣，蔣介石終于在1949年元旦發表要求和談的《新年文告》，表示愿與共產黨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辦法”，并聲稱只要和平能夠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唯國民的公意是從”。但同時，他又提出要以保存偽憲法、偽法統及反動軍隊等作為談判的條件。這就暴露了他的求和聲明的虛偽性。

　　對于這場主要由桂系勢力掀起的新的和平運動，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曾寄予希望。有的資產階級右翼分子還極力勸說共產黨把人民革命戰爭“立即停下來”。已經破產的“中間路線”的主張，又被某些地方實力派和民主黨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來。他們企圖在和談中造成同國民黨、共產黨三分天下的局面，或者建立區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劃地自保。

　　形勢的發展，在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明確指出，必須“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真誠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驟，粉碎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陰謀，將革命進行到底。針對少數人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的模糊和動搖，他強調說：“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對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線’。”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并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重申黨“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的堅定立場，要求在黨內、軍內和人民群眾中進行有力的教育和解釋工作，繼續揭露國民黨的“和談”陰謀。決議要求全黨繼續提高警惕，要“將美國直接出兵占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們作戰這樣一種可能性，計算在我們的作戰計劃之內”毛澤東：《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1949年1月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頁。。指出只要人民革命力量愈強大，愈堅決，美國進行直接的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將愈減少。

　　為了徹底揭露蔣介石的“和談”陰謀，1月14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指出蔣介石的“和平”建議是虛偽的，他所提出的和談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而是繼續戰爭的條件。聲明表示，雖然人民解放軍有足夠的力量能在不很久的時間內全部消滅國民黨政府的殘余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愿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這一聲明，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意愿，獲得全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的熱烈擁護。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譚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對聲明的堅決支持。他們還旗幟鮮明地指出：“人民民主陣營之內，決無反對派立足之余地，亦決不容許有中間路線之存在”，并明確宣告“愿在中共領導下”，為推進中國革命和建設新中國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毛澤東的聲明，是對蔣介石虛偽的求和聲明的有力揭露。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于1月8日要求美、英、法、蘇四國政府“調停”中國內戰的請求，也先后遭到四國政府的拒絕。在這樣的形勢下，蔣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視事”為由宣布“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其“總統”職務。

　　1月22日，即李宗仁上臺后的第二天，便以“代總統”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接著又采取了一些“培養國內和平空氣”的措施。他電邀李濟深、章伯鈞、張東蓀等“共同策進和平運動”，邀請宋慶齡、黃炎培、張瀾等贊助和談。他宣布取消全國戒嚴令，釋放政治犯，啟封被封的報館、雜志，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將“剿匪總司令部”改名為軍政長官公署等。2月上旬和中旬，他還邀請南京、上海的社會名流組成“人民和平代表團”兩次訪問北平，以推動和平談判。

　　但是，李宗仁采取的種種措施，只不過是國民黨方面的一種“和平”假相。這時，國民黨政府的實權仍然操縱在蔣介石及其親信手里。蔣介石在下臺前夕，就為繼續進行反革命戰爭作了部署。他任命陳誠、蔣經國分別擔任國民黨臺灣省政府主席和省黨部主任委員，命令國民黨中央銀行將所存黃金、銀元、外幣共約5億美元全部移存臺灣，為最后退保臺灣地區做準備。他還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朱紹良、余漢謀、張群分別為福州、廣州和重慶的綏署主任，準備固守長江和秦嶺山脈，在江南和西南地區抵抗人民解放軍的前進。他將國民黨中常會移到廣州，計劃爭取三個月至六個月時間，在江南重新編練200萬新兵，以便卷土重來。蔣介石下臺后，在浙江奉化溪口建立七座電臺，仍以國民黨總裁名義，“以黨控政”，指揮軍隊和特務系統，操縱黨政軍大權。就李宗仁本人而言，他雖然承認中共的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但其進行和談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企圖依靠美國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確保長江以南各省及西北的一些地區，實現“劃江而治”的局面，以此鞏固自己的地位，取蔣介石而代之。

　　在李宗仁看來，雖然北平、天津、徐州不守，但國民黨還有相當數量的兵力，而且長江以南和西南各省依然完整，如能拉攏一些自由主義人士進行“民主改革”，重振士氣，重新贏得民眾的支持，同時依靠長江天險，有可能成功地保住江南及其他某些地區。李宗仁還認為：“在那個緊要的關頭，美援實是唯一能起死回生的良藥。”《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8頁。因而他請求美國政府提供10億或至少5億美元的貸款，以便幫助制止通貨膨脹。他并且要求美、英、法三國政府發表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的聲明，以加強他在談判中的地位。李宗仁政府所制定的談判的基本指導原則是：“和談雙方必須建筑在平等的基礎上”；“中共所提八條要求，政府決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兩個政府共存的原則之下，以其為談判基礎。”《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3頁。總之是守江謀和，劃江而治。他在談論“和平”的同時，仍秉承蔣介石“以整飭軍事為重”的旨意，積極備戰，力求阻止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

　　盡管這樣，中國共產黨仍然把李宗仁同蔣介石加以區別，對他進行善意的爭取和幫助，希望他擺脫和斷絕同蔣介石的聯系，站到人民方面來，以早日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為此，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后又加派聶榮臻）為和談代表，周恩來為首席代表，同由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后又加派劉斐）組成的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于4月1日起在北平舉行和平談判。雙方代表進行了廣泛的商談，主要就戰犯問題和解放軍渡江問題交換意見。中共代表堅持無論和談成功與否，解放軍都必須渡江，并指出“長江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阻止過中國的統一”。但在戰犯處理、對待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人員以及聯合政府組成等問題上，表示可照顧到國民黨各方的情況，作寬大的處理和適宜的解決。經過半個月的協商，4月15日，中共代表團在盡可能地采納南京政府代表團提出的意見之后，提出八條二十四款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宣布4月20日為最后簽字日期。

　　南京政府代表團一致認為，這個和平協定可以接受，便于4月16日派黃紹竑將協定草案帶回南京。李宗仁向蔣介石請示。南京政府和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常會、中央政治會議進行了緊張的商討。到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決定拒絕在協定上簽字。這樣，中國人民解放軍立即發起渡江戰役，勝利強渡長江，開始解放江南和向陜、甘、青、寧、新廣大地區的進軍。國民黨和美國政府“劃江而治”以阻止中國革命前進的計劃終于破產。

　　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人員，在中共的真誠挽留下，都沒有南返，隨后參加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由于國民黨中央社制造“張治中在北平被扣”的謠言，張治中于6月26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以坦誠的態度表示：“我們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竟弄到這樣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今日我們就應該以誠意承認錯誤，以勇氣承認失敗。”他勸告國民黨中央和各地負責人能“正視現實，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懸崖勒馬的打算”；“為軍民減少犧牲，為國家多保元氣”，不要再“繼續作毫無希望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