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后，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對其統治區人民的瘋狂掠奪和血腥鎮壓。7月4日，國民黨政府頒布《國家總動員案》，并下達“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7月19日，又明令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規定凡規避征雇兵役、工役和規避征購征用糧食、被服、藥品及各種軍用物資者，“均應依法懲處”。同時還限制國民的基本政治權利，規定對罷工和所謂“煽動叛亂”的集會及言論、行動，要嚴加“懲處”。隨后，國民黨政府又頒布《厲行消費節約綱要》、《后方共產黨處理辦法》、《特種刑事法庭組織條例》、《戒嚴法》等一系列反動法令。僅1947年10月，上海、杭州、北平等八個城市就有2100余人慘遭殺害，而全國被列入黑名單的竟達6萬人。整個國民黨統治區為白色恐怖所籠罩。

　　1948年3月28日至5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所謂“行憲國大”，由國民黨中央圈定的“代表”，選舉蔣介石為“總統”，選舉桂系首領李宗仁為“副總統”。“行憲國大”完全是一次由國民黨壟斷的國民大會，它將國民黨堅持獨裁專制的面目暴露無遺。

　　根據國民黨統治區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提出了這一時期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方針，即：長期打算，積蓄力量，發動斗爭，推動高潮，配合反攻形勢，發動第二戰場，準備里應外合，爭取全國勝利。中央要求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既要有整個的長遠計劃，又要根據不同地點、時間和條件，因時因地制宜，進行扎實的工作，使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在有效地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基礎上，繼續深入發展。由于廣大群眾越來越把希望寄托在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上，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不再提“反內戰”的口號，而是在“反饑餓”、“反迫害”的旗幟下，領導人民繼續開展斗爭。

　　1947年10月26日，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29日慘死獄中。慘案發生后，11月5日，浙江大學校長、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向記者披露真相，說明于子三之死是“千古奇冤”。杭州、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昆明、廈門、西安、重慶、廣州、長沙、武漢等12個城市10萬名以上的大、中學生，為此舉行罷課和示威，抗議反動當局的暴行。1948年1月，上海同濟大學開展民主選舉產生學生自治會的斗爭，國民黨政府上海當局對此進行血腥鎮壓，制造“同濟血案”。各地學生和各界人士紛紛進行抗議國民黨當局的暴行、聲援上海學生的斗爭。3月，國民黨政府北平當局公然宣稱“學聯為共匪策動之組織”，宣布取締華北學生聯合會。4月，北大、清華等10所大學的學生舉行抗議總罷課。各校還分別成立“保衛華北學聯”的機構，進行“反對迫害、保衛學聯”的斗爭。同時，北平各大學的教職員工、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和北大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醫護人員，為要求調整待遇和搶救教育危機也一致舉行罷教、罷研、罷診、罷工、罷職。這樣，學生的罷課與上述斗爭匯聚一起，形成“六罷合一”的“四月風暴”。

　　在開展反迫害斗爭的同時，反饑餓斗爭繼續發展。1947年秋，面臨失學危機的成千上萬的大、中學生，也在黨的領導和全國學聯的組織下，以解決同學實際困難為號召，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助學運動”。華北學聯于1947年暑假在北平開展“助學運動”，數千名大、中學生以向社會勸募義賣，舉行音樂、戲劇、電影等義演及體育義賽等方式向社會募捐，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支持，活動持續兩個月之久。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漢等地的“助學運動”也掀起高潮。由于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大批因家境貧寒而面臨失學危險的大、中學生，獲得繼續求學的機會。

　　同學生運動相呼應，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運動迅速高漲。1947年9月，國民黨政府上海當局企圖在上海工廠中抽丁，并向工人征收所得稅，激起六大市政企業工人的大罷工。大罷工在上海廣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下，取得勝利。同時，上海還發生電力工人、法商電車電燈公司工人、大陸鐵廠工人等的罷工斗爭。1947年，全國參加罷工斗爭的工人達320萬以上，波及上海、天津、北平、武漢、杭州、寧波、青島、濟南、唐山、廣州、汕頭等20余個大中城市，參加斗爭的部門包括水電、郵務、海關、交通、鐵路、機器、紡織、化學、絲織、卷煙等50多個行業。

　　1948年五六月間，以學生為先導，由各階層人民參加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侵略勢力復活的運動迅速興起。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學生1.5萬多人在交通大學集會，聲討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許多大中城市的學生、教授、社會名流、工商業者先后參加斗爭。許多素來傾向保守的輿論機關和政治人物，也對美國明目張膽的扶日政策表示異議。香港的一些中國居民團體還抵制日貨的傾銷。這一斗爭，同反對美國扶蔣打內戰的斗爭結合在一起，成為群眾性的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