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初，劉鄧大軍主力南移黃安以北、麻城以西地區后，從大別山的整個情況看，只是暫時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形勢并未根本好轉。一方面，已進入山北地區的數路追敵，隨時都可能撲上來；另一方面，劉鄧大軍新的集結地距離敵武漢行轅的巢穴武漢不遠，敵人正沿平漢線調集重兵防堵。也就是說，劉鄧大軍仍處在敵人的兩面夾擊之中。中央軍委考慮到大別山區的軍事形勢嚴重，為有利于分散敵人和便于籌集軍需物資，曾于10月4日指示劉伯承、鄧小平：“分出三個旅越路西進，相機攻占孝感、云夢、應城、安陸、京山、天門、鐘祥、隨棗諸縣，你們手中集中六個旅仍有每戰殲滅弱敵兩個旅強敵一個旅之能力。目前向西南，相機攻占麻城、黃安、黃陂、禮山、廣水、花園諸地，并相機控制鐵路一段。爾后則可向東方或東北方機動。”中央軍委指示的意思很明確，即要求集結于黃安北部地區的我軍主力一分為二，一部分（3個旅）穿越平漢線，插到敵后的江漢地區去開辟根據地；另一部分亦西移靠近鐵路沿線，以便相機截斷鐵路和攻占武漢外圍的部分地區，如黃陂、花園等。

    如果單從分散敵人兵力這一點來看，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還是很有道理的。但問題是，它與戰場的實際情況不符，首先表現在對劉鄧大軍的力量估計有誤。當時，劉鄧大軍除留在大別山北麓負責牽制敵人和向皖西展開的部隊外，集結在黃安北部地區受總部直接指揮的只有7個旅，而不是軍委估計的9個旅。若分遣3個旅去平漢路西，留在路東敵人包圍圈里的則只有4個旅，相比之下，兵力過于單薄。更為困難的是，根據指示的要求，留在路東的4個旅還要向敵重兵設防的武漢外圍和鐵路沿線出擊，無論從哪方面講，這樣做都是不利的。至于籌集急需的軍用物資問題，盡管這塊敵占區比較富庶，但若在軍事上不能取勝，這一任務也將難以實現。鑒于此，劉伯承、鄧小平于10月6日致電中央軍委，如實反映情況，據理申述：“我們現以三縱全部在皖西作戰，一、二、六縱各分散一個旅掩護地方工作，集結的只有七個旅（每旅約五千人），如果馬上分三個旅到路西，則不易殲敵。”電文雖然沒有陳述進擊敵武漢近郊和鐵路沿線的利弊，但要求以部隊集結的“現地”即安北、麻西地區為“基本區”，解決棉衣，同敵作戰；或者先向敵人防守薄弱的鄂東中南部地區出擊，待消滅“黃梅、廣濟、浠水、圻春等城之土頑”，即在掃清大別山西南部地區的反動勢力、打開建立根據地的局面之后，“再以主力出平漢”。

    中央軍委接此電文后，經過認真研究，認為劉伯承、鄧小平的“計劃很好”，并于10月8日復電撤銷原來的指示，批準按劉鄧的意見辦。根據中央軍委的批示，劉鄧最后選擇了上述建議中的第二點，即集中兵力東下鄂東中南部的方案，并迅速付諸實施。由于避實就虛，進擊方向正確，這一部署取得了迅速展開和連續殲敵的重大勝利。劉伯承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這些勝利大大打擊了敵軍和地方反動勢力的氣焰，鼓舞了群眾的斗爭情緒，提高了部隊進行無后方作戰的勝利信心，為進一步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這是對我軍東下戰略行動的科學總結和實事求是的評價。假如當初不顧實際情況執行分兵西進指示的話，不說因兵力過于分散易招致損失，起碼不會有鄂東地區那樣的重大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軍的東進行動，乃是打開大別山局面的關鍵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