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的第一次偉大轉折,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黨史學家石仲泉根據多年的文獻研究和現場考察，詳細還原了從遵義會議始形成了毛澤東在第一代中央領導的核心地位的歷史過程。

說從遵義會議始形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核心，既不是要否定遵義會議前14年黨的歷屆中央領導，更不是說黨的歷史從遵義會議才開始。如果這樣理解，那是誤讀了。鄧小平在1989年6月回顧黨的歷史講領導核心問題時說：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遵義會議開始才逐步形成。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顯然，講“第一代”，是就“形成一個成熟的黨中央”而言的，即“第一代成熟的黨中央”。

這些年我堅持“走走黨史”，考察了包括長征在內的許多黨史現場，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所起的核心領導作用。前些年的一些黨史回憶材料提供的情況，也有助于這個問題的釋惑。這里，介紹兩個材料：

一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了會議，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戰(zhàn)略方針的決定，不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而接受毛澤東的建議，向黔北的遵義進軍。但李德對這個決定十分惱怒。兩天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在橘林里休息時，同為坐擔架行軍的張聞天和王稼祥歇在一起。張聞天憂心忡忡地對王稼祥說：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李德那樣頑固，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他打仗有辦法，比我們強。當晚，王稼祥將這一意見告訴了毛澤東及其他部分同志，隨后便在高級將領中傳開了，大家紛紛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這個材料很重要，印證了遵義會議發(fā)生的實際過程。因為遵義會議的原定議題，沒有人事變動問題。這是第一。第二，遵義會議原定是政治局會議，而不是擴大會議。博古最初不同意擴大到軍團主要領導參加，但軍團領導人紛紛要求擴大，博古等只好同意。這就為在會議中提出改組中央領導，讓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

二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改變原定議題和程序，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的情況，博古在會前一點都不知道。對會議嚴厲批評他，也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會后，博古對遵義會議上一些發(fā)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的村子改組中央，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周恩來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zhàn)爭道路。這以后，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tǒng)帥。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yè)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tǒng)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他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zhàn)、運動戰(zhàn)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zhàn)爭。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決心要盡快“去李換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希望你能拋棄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了革命事業(yè)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權”。

這兩個談話，對了解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后是怎樣成為中央領導核心的，很有幫助。

的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黨的總負責人，也不是軍事指揮的最后決策者，但為什么說他是領導核心呢？這涉及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是形式地看問題，還是從實質看問題。在醞釀由誰來接替博古時，周恩來、朱德等是力主毛澤東的，但毛澤東推辭不就，認為讓張聞天先干一個時期比較合適。這主要是考慮共產國際的背景，由張聞天接任，容易為共產國際接受。而讓張聞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這就是在遵義會議上沒有立即作出改變最高領導的決定的考量。在長征期間，軍事工作是第一位的，黨的工作主要是圍繞打仗轉。前述“張王橘談”已說明了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擁戴，讓他出山直接領導紅軍的軍事行動是首要任務。再則，張聞天為人民主而不專權，對博古交給他的這個“負總責”不會“念念不忘”。

在軍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來的態(tài)度很明確，要讓毛澤東來掛帥。周恩來長期處在軍事領導主要崗位，在李德到中央蘇區(qū)后，兩人的意見不時相左，特別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后，在軍事指揮問題上常常爭吵。湘江戰(zhàn)役后，兩人的爭論更加激烈，到黎平會議期間，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居然對李德拍了桌子，可見矛盾之尖銳。軍團領導人都擁護周，遵義會議剝奪了李德指揮權，自然就由周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決策權。但周恩來不攬權，在做最后決策時都要廣泛聽取各種意見，特別是毛澤東的意見。這在當年3月的茍壩會議上表現得最明顯。茍壩的頭一天會議上，與會的紅軍將領對來回渡赤水而沒打仗已有些不耐煩，一致同意林彪等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場守敵建議。但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zhàn)中消滅敵人，并以寧可不當剛剛擔任的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職務相抗爭，但他仍舊未能說服大家。毛澤東堅信自己的意見正確，到了深夜，提著馬燈，摸走山路，到周恩來住處，要周晚一點下達命令，并找來朱德，說服了二人。第二天，周恩來提議繼續(xù)開會，三人共同說服了求戰(zhàn)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撤消進攻決定，使紅軍免遭一次重大挫折。這次會議上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又稱“三人團”，周仍是團長。這個新“三人團”，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最高領導機構中的地位。他盡管不是主要負責人，但周恩來在作最后決定時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見。他的正確主張實際指導著此后中央紅軍的行動，其所發(fā)揮的核心作用凸顯無遺。

經過這些年的黨史現場考察與史料考索，在我看來，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歸根結底，是由這樣三個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勢”。紅軍長征從突破國民黨軍的一道道封鎖線開始，就是不斷打仗。戰(zhàn)爭的大勢將軍事領導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誰能領導軍隊，誰就能發(fā)揮核心作用。遵義會議前，毛澤東是隨隊行軍的。遵義會議后，他參與中央常委和紅軍的領導，使他有了發(fā)揮核心作用的大平臺，成為率領紅軍長征的實際主角。

其次是“才”。“勢”是前提，能否發(fā)揮核心作用唱主角，關鍵是才干。毛澤東能夠發(fā)揮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張聞天和周恩來對他的評價和期待，說明了這一點。“勢”為時事造英雄提供了機會，“才”是英雄造時事的根本。

再次是“場”。這就是毛澤東的活動場所和工作環(huán)境。遵義會議后改組過的中央政治局，跟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時的情況大不一樣。那時，毛澤東被排斥、受壓抑、處于逆境，才能得不到發(fā)揮。遵義會議后完全變了，中央政治局的4個常委，能夠發(fā)揮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張聞天、周恩來和他三人了，而張、周都很尊重他。張聞天主持政治局開會，注意發(fā)揚民主作風，能夠充分討論問題，這為毛澤東展現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場”。有這個“場”和沒有這個“場”大不一樣，毛澤東的境遇也因之完全不同。遵義會議后，有了這個“場”，毛澤東展示出卓越才能，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成為黨中央領導的實際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