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開。從六大至七大整整隔了17年，相距這樣長的時間，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的。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案中即提出了要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委托新的政治局開始必需的準備工作，以總結蘇維埃運動的經驗與通過黨的綱領和其他文件。后來由于中共中央和紅軍忙于粉碎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并進行了長征，無暇顧及七大的籌備事宜。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召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七大，并成立了25人的準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任書記，委員會下設立秘書處；還提出了七大的主要議事日程。193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第七次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給各地方黨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方黨組織立即進行召開七大的準備工作。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召開七大的問題。會議提出中央應該立刻開始的各項準備工作。會后，洛甫3月10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告全黨同志書》，但未發出。4月14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寫的《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大綱》中說，中共中央決定于最近半年內召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為500人，希望共產國際對第七次大會給以指示，并派代表指導。9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并批準了1937年12月會議關于召集七大的決議，同意準備委員會向全會提出的報告。全會提出，加緊從政治上、組織上、技術上進行大會的準備工作，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七大，同時決定了七大的議事日程。會議還決定七大代表為350人。1939年6月14日，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七次代表大會通知》（第二號）。根據六中全會作出的可以臨時增加代表名額的規定，決定代表名額增至450人，并參照各地黨員的數量、質量、環境、交通等條件分配了各地區的代表名額。7月21日，中央書記處又發出了《關于七次代表大會通知》（第三號）。要求“注意選舉當地有信仰的黨與群眾的領袖”，并規定除選舉正式代表外，增選候補代表150人。《通知》規定，各地要于1939年9月1日前選舉完畢。各地根據《通知》的精神，選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陸續到達延安。由于戰爭環境的惡化，代表人員不能到齊，會議具體日期未定。代表們有的進黨校學習，有的暫時分配了工作。后來，又準備在1942年召開七大，但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規模“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陜甘寧地區出現了嚴重困難，這個時期，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集中力量克服邊區在經濟上的困難。七大又一次被推遲。

1943年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會的指示》，決定在1943年底召開七大，但后因日本侵略者對各解放區的“掃蕩”更加頻繁，七大再次延期。

1944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為召集六屆七中全會發出的通知中說：“為著進行七大準備工作，決定召集七中全會。”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決定了七大召開的日期和議程。

綜上所述，中共七大推遲召開的原因主要是：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長期處于嚴酷的戰爭和惡劣的環境之中，中國共產黨必須集中全力領導抗日戰爭和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而且，頻繁的戰爭造成的交通不便，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寇、國民黨蔣介石分兵占領。中共許多高級干部戰斗在第一線，難以集中。

同時，全黨對于黨內重大是非問題還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從中共六大到遵義會議以前，黨內思想是比較混亂的，曾經出現過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于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性質和根源，在短時期內不可能作出深刻的總結。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仍然很嚴重。對三次“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認識必須經過長期耐心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即整風才能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倉促地召開中共七大。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