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各級軍政官員在收復區內進行掠奪性的接收，激起各階層民眾的強烈不滿。

日本政府剛宣布投降，國民黨政府就將接收的地區劃分成蘇浙皖、湘鄂贛、粵桂閩、冀察熱、魯豫晉、東北和臺灣七個區，分別派遣軍隊和大批官員前去接收。據不完全統計，接收日、偽工廠2411座，價值約達20億美元；接收日本侵占的大量物資、金銀、房地產、倉庫等，約值10億美元以上。據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公布的數字，共接收日、偽物資價值6200億元法幣。實際數字當遠不止此數。這批資產，形式上是由日、偽占有轉移為國民黨政府所有，實際上完全由官僚資本集團控制。

國民黨官僚資本集團還憑借政治特權，將大量民有企業和資產指為敵產，以“接收”名義加以侵吞。有些被日、偽霸占的民有企業，即使發還原主，也將日、偽原有股份變為官僚資本股份或另增加“官股”，由官僚資本控制。由于官僚資本的吞并和國民黨政府的重稅盤剝，民族工商業大批破產。如上海原有民營工廠3419家，倒閉2597家，占原有廠數的75％。在日、偽統治下長期慘淡經營、受盡煎熬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抗戰勝利后竟遭到如此嚴重的掠奪和摧殘，使許多民族工商業者極為憤懣。

在接收過程中，國民黨政府各級接收機構和官員競相搶掠，大發橫財。北平被接收的日、偽物資，入庫的數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絕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據為己有。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吳紹澍，利用職權侵吞日、偽房產1000余幢，汽車800余輛，黃金1萬多條；上海市長錢大鈞盜賣日、偽物資價值法幣42億元。人們把這種接收諷刺為“三陽(洋)開泰”(捧西洋、愛東洋、要現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車子、女子)，稱這樣的接收為“劫收”。這種“劫收”，充分暴露了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腐敗墮落。1945年9月27日《大公報》發表的社評指出，這種行為“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

在接收過程中，國民黨政府以大大壓低幣值的偽幣收換辦法，對各階層民眾進行殘酷掠奪。1945年9月26日，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頒布《偽中央儲備銀行鈔票收換辦法》，11月21日又頒布《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鈔票收換辦法》。前者規定流通于華中和華南淪陷區的偽幣中儲券200元兌換法幣1元；后者規定流通于華北淪陷區的偽幣聯銀券5元兌換法幣1元，并規定限期、限量兌換。按照這些地區與國民黨統治區批發物價總額比較，這兩種偽幣與法幣的實際比值分別約為35：1和0．5：1。據估計，僅通過這種掠奪式的貨幣兌換手段，國民黨政府就從收復區人民手中攫取達2億美元。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巨額的軍事費用和行政費用，印發大量紙幣應急，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面對這種局勢，它一方面將戰時在大后方實行的食鹽、糖等人民生活用品專賣制度推行到收復區，使那里的社會經濟納入它的統制之下；另一方面又用增加捐稅等手段，大規模地搜刮民脂民膏。國民黨政府的一些貪官污吏和官僚資本家，利用收復區與大后方在商品、貨幣比價上的巨大差額，憑借政治特權和握有大量法幣的優勢，加緊搶購和囤積物資，操縱市場，榨取民財。由于收復區被“劫收”的日、偽工礦企業有三分之二不能開工，民族工商業紛紛倒閉，城市失業工人日益增多。被長期戰爭破壞的農村經濟尚未恢復，廣大農民又受到新的壓榨。收復區城鄉人民的生活迅速陷于新的困苦之中。

抗戰勝利時，收復區人民曾對國民黨政府抱有很大希望。然而事實卻如人們所說的，“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國民黨政府的“劫收”，使人民對它的希望迅速歸于破滅。1945年10月24日，《大公報》發表《為江浙人民呼吁!》的社評說：“這一帶無數萬的人民都曾為勝利狂歡出而今卻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大眾不得聊生。他們痛苦極了，比未勝利時還痛苦。”社評稱國民黨政府的接收給廣大人民帶來“一片勝利的災難”。美國政府中的一些人也承認：“國民黨的文武官員在自日本手中收復之地區中的舉止，已使國民黨迅速地在這些區域中喪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們自己的聲望”①。一位負責經濟接收工作的國民黨政府要員也向蔣介石當面進言：“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了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他認為這樣的接收使政府“基礎動搖，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②。

①《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頁。

②邵毓嶙：《勝利前后》，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76、87頁。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