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
抗日戰爭結束時,華北、華中和華南日、偽軍所據守的城市和交通干線,大都處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包圍和控制之下。人民軍隊和解放區雖然遍及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但各地區發展尚不平衡。長江以南的人民軍隊尚未得到廣泛的發展,兵力比較分散、薄弱;華中解放區的人民軍隊已經具有較好的基礎;最大最鞏固的是華北解放區,兵力占人民軍隊總數的四分之三。依托華北解放區便可形成北取東北、南抗國民黨軍隊進攻的有利戰略基地。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中即已指出:“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①因此,抗戰勝利后,如何調整戰略布局,使自己處于更為有利的戰略地位,以便在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面前,能夠更有力地進軍東北和保衛華北解放區,已成為全黨全軍的緊迫任務。
調整戰略布局的關鍵,是進軍東北。東北地區有人口3000余萬,東、北、西三面與朝鮮、蘇聯、蒙古相鄰,南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西南與冀熱遼解放區毗連,幅員遼闊,物產豐富,交通便利,尤其是重工業較為發達,鋼材年產量占全國年產量的90%以上。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人民和東北抗日聯軍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打下了一定的群眾基礎。在華北和東北的結合部,黨已經建立了冀熱遼解放區,為進軍東北創造了有利條件。蘇軍進入東北后,占領了一些主要交通干線和大中城市。但在大部分中小城市及廣大鄉村,社會秩序仍然十分混亂,土匪、偽滿軍警與日軍殘余互相勾結,危害人民。廣大群眾苦不堪言,人心思治。這些情況表明,東北地區條件較好,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如能控制東北,就可以依靠那里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建立鞏固的戰略基地。
根據中國革命力量在華北、華中、華南的發展態勢,根據東北地區主要交通干線及大中城市均已在蘇聯紅軍和東北人民自衛軍控制之下,以及國民黨軍隊在短期內尚難進到東北等情況,中共中央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就開始研究調整全國的戰略布局問題。8月11日,朱德總司令發布命令,指示八路軍中的原東北軍將領萬毅、呂正操、張學思等部和李運昌部進軍東北,配合蘇軍作戰,準備接受日軍和偽滿軍投降。但由于時局變化,在重慶談判前,中共中央判斷,“派干部去是確定的,派軍隊去現在還不能定,還要看形勢”。8月29 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晉察冀中央局等,要求他們就近迅速派干部和部隊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和(蘇聯)紅軍未曾駐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大大的放手發展”。遵照這個指示,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首先率部分三路挺進熱河和遼寧,8月30日在蘇軍的配合下從日、偽軍手中解放山海關,控制錦州和遼西地區,9月6日進駐沈陽,隨即分兵赴遼南、遼東等地,迫使日、偽軍投降,初步打開了局面。9月中旬,中共中央通過先期到達東北的冀熱遼軍區部隊和膠東軍區派出的偵察分隊反映的情況,進一步了解了東北的實際情況。9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以彭真、陳云、程子華、林楓、伍修權為委員,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立即奔赴東北。9月17日,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與在重慶的毛澤東、周恩來等就調整戰略布局問題進行了磋商。9月19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并發出致各中央局的《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指示強調:“目前全黨全軍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打擊敵偽,完全控制熱、察兩省,發展東北我之力量并爭取控制東北,以便依靠東北和熱、察兩省,加強全國各解放區及國民黨地區人民的斗爭,爭取和平民主及國共談判的有利地位。”指示還提出:“浙東我軍即向蘇南撤退,蘇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
實施“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戰略方針的核心是控制東北。為此,中共中央從山東軍區、新四軍及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等軍區和延安總部,先后派出2萬名干部和11萬人的部隊迅速開往東北。干部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員10人(其中4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中央委員10人。部隊包括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榮桓等所率山東主力部隊6萬余人,新四軍第三師師長兼政治委員黃克誠所部3.5萬人等。
人民軍隊進入東北后,獲得很大發展,但為了盡一切努力爭取國內和平,并照顧蘇聯履行中蘇條約,11月20日以后,中共中央連續給東北局發出指示,決定東北部隊讓出中長路沿線及大城市,將主要力量迅速轉向東滿、北滿和西滿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并加強熱河、冀東的工作。11月22日,中共中央還就讓出中長路沿線及大城市問題致電在重慶的中共談判代表團,說明已電告東北局“速從城市及鐵路沿線退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12月28日,中共中央向東北局發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強調指出: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根據中央的指示,東北局先后組織部隊撤離沈陽、長春等大城市,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離國民黨占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發動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開展減租減息和生產運動,建立地方武裝和人民政權,很快在東滿、北滿、西滿及南滿的廣大地區建立起根據地。到1945年底,東北人民軍隊總兵力發展到27萬余人。
在集中力量爭取東北的同時,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新四軍蘇浙軍區主力分別撤至蘇皖北部地區和山東;新四軍軍部率第二、第四、第七師主力北移山東。八路軍南下支隊王震所部和八路軍河南軍區王樹聲所部轉移到鄂豫皖地區,與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所部匯合。
大批主力部隊按照中央的戰略部署迅速北移,爭得控制熱察、進入東北的先機,打破了國民黨獨占東北、南北夾擊關內解放區的企圖。同時,及時地將分散于南方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個擊破的危險,加強了華東、華北各解放區的力量。這樣,就形成了反擊國民黨軍事進攻的有利的戰略態勢。后來的實踐證明,“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戰略決策,對爭取解放戰爭的勝利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中共中央在調整戰略部署的同時,還要求人民軍隊加速實行軍事戰略的轉變,即在思想上迅速適應由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向國內革命戰爭的轉變;在作戰形式上實現由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主向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主的轉變。為此,各戰略區迅速組建能在較大范圍內實施機動作戰的野戰兵團,并健全野戰軍、地方軍和民兵游擊隊的三結合武裝力量體制。在東北解放區,根據中共中央10月31日的決定,進入東北的部隊和東北人民自衛軍統一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年1月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林彪任總司令,彭真、羅榮桓分別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員。在華東解放區,新四軍軍部和部分主力部隊北移山東后,由新四軍軍部兼山東軍區,新四軍軍長陳毅任司令員,饒漱石任政治委員,并由北移部隊和原山東軍區一部分主力組成津浦前線野戰軍,陳毅兼司令員,黎玉任政治委員(1946年1月改稱山東野戰軍,由陳毅兼任司令員、政治委員)。另在蘇皖地區組成華中軍區,張鼎丞任司令員,鄧子恢任政治委員,并由北移的新四軍江南部分主力與華中留下的部分主力組成華中野戰軍,粟裕任司令員,譚震林任政治委員。在華北地區,晉冀魯豫軍區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并建立晉冀魯豫野戰軍,劉伯承兼司令員,鄧小平兼政治委員。晉察冀軍區由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并組成晉察冀第一野戰軍,聶榮臻兼司令員、政治委員;晉察冀第二野戰軍,蕭克任司令員,羅瑞卿任政治委員。在陜甘寧和晉綏解放區,將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所轄區域,劃分為陜甘寧、晉綏兩個區域。在陜甘寧區仍保留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番號,王世泰任代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在晉綏區建立晉綏軍區,賀龍任司令員,李井泉任政治委員,并組成晉綏野戰軍,賀龍兼司令員,關向應任政治委員。在中原解放區,以新四軍第五師與八路軍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隊、河南軍區部隊組成中原軍區,李先念任司令員,鄭位三任政治委員。
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加強黨的領導,中共中央還調整和健全了各大區黨的領導機構。除前述新建立東北中央局外,8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晉察冀中央局,聶榮臻為書記,程子華、羅瑞卿、劉瀾濤為副書記。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北方局,成立以鄧小平為書記、薄一波為副書記的晉冀魯豫中央局。8月21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10月30日改稱中原中央局,徐向前任書記(因病未到職),鄭位三任代書記。10月,華中局隨新四軍軍部及部分主力北移山東后,12月18日,華中局改稱華東中央局,饒漱石任書記,陳毅、黎玉任副書記。10月,在原華中地區組成華中分局,鄧子恢任書記,譚震林任副書記,受華東局領導。10月,中共中央調整西北中央局領導人,由習仲勛任書記。此外,為了加強黨對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領導,12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恢復南方中央局(暫名重慶局),董必武任書記,王若飛任副書記。同時,為了加強對國民黨軍隊的爭取、策反工作,中共中央書記處又于10月25日發出《關于成立國軍工作部》的指示,決定在中央軍委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以下各級黨和軍隊機構內設立國軍工作部。上述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強了黨的領導。
在調整戰略布局、編組野戰兵團的同時,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心在平綏、平漢、津浦和同蒲路沿線,組織幾個有力的戰役,以阻滯國民黨軍隊的推進。據此,各大軍區、各野戰軍自10月起,以控制四條鐵路干線為作戰目的,開始了保衛解放區的作戰。
晉察冀軍區、晉綏軍區主力5.3萬余人,為阻止傅作義部東進,于10月18日至12月14日舉行綏遠(平綏)戰役,收復綏東、綏南廣大地區和集寧、豐鎮等城市,殲滅傅作義部1.2萬余人。
晉冀魯豫軍區主力6萬人,在10萬民兵的配合下,為阻止孫連仲部沿平漢路北犯,于10月24日至11月2日舉行邯鄲(平漢)戰役,殲滅國民黨軍第三十、第四十軍和新八軍約3萬人,其中,國民黨軍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勛率部約1萬人起義,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以下1.7萬余人被迫放下武器。
山東野戰軍在華中野戰軍一部的配合下,為阻止國民黨軍隊沿津浦路北犯,于10月18日至1946年1月13日發起津浦路徐(州)濟(南)段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隊5萬余人,控制鐵路200余公里,挫敗了國民黨軍隊打通津浦路的企圖。
晉冀魯豫軍區太岳縱隊等部,為阻止胡宗南部沿同蒲路北上,于10月26日至1946年1月13日舉行同蒲路南段作戰,殲滅國民黨軍隊8000余人,控制鐵路110余公里。
綏遠、邯鄲、津浦路戰役和同蒲路作戰,共殲敵10萬余人,阻滯了國民黨軍隊向華北等解放區的推進,有力地掩護了人民軍隊在東北的戰略展開。
此外,華中野戰軍主力和剛進入東北的八路軍一部,分別在鹽城、高郵地區和北寧路榆(關)錦(州)段進行作戰,殲滅大批日、偽軍和一部分國民黨軍隊。
人民軍隊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堅決從日、偽軍手中收復失地,并對進犯的國民黨軍隊進行了必要的自衛反擊。到1946年1月,解放區已擁有239.1萬平方公里土地,1.49億人口,506座城市。人民革命力量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壯大。
①毛澤東:《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頁。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