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勝利后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中國共產黨通過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指導方針和斗爭策略，從而及時地為全國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黨在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線。針對抗戰勝利后蔣介石集團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和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圖，中共中央決定繼續放手發動群眾，堅決保衛人民的勝利成果，鞏固已有的陣地，擴大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同時，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力爭實現和平建國。

在日本乞降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關于日本投降后我黨任務的決定》中指出，國民黨正積極準備向解放區“收復失地”，奪取抗戰勝利的果實。這一爭奪戰，將是極其激烈的，有可能發展成為大規模的內戰。在這種情況下，黨的任務分為兩個階段：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偽軍向我軍投降，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猛力擴大解放區。為此目的，各地應將我軍大部迅速集中，脫離分散游擊狀態，組織成團或旅或師，編成超地方性的正規兵團，集中行動，以便在解決日、偽軍時保證我軍取得勝利。解決日、偽軍后，主力應迅速集結整訓，提高戰斗力，準備用于制止內戰。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解放區大舉進攻，我黨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決定還指出：“國共談判將以國際國內新動向為基礎考慮其恢復”，但各地“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危險，應有必要的精神準備”；同時，“對美國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須表示好意”，但要清醒地看到美國武力干涉中國內政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報告指出：“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么國的斗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目前這個斗爭表現為蔣介石要篡奪抗戰勝利果實和我們反對他的篡奪的斗爭。”

報告指出，由于蔣介石打內戰的方針是早已定了的，又由于不要打內戰的一方力量還不足以制止要打內戰的一方，因此，內戰的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同時，由于蔣介石要放手發動內戰還有許多困難，由于國際國內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經過斗爭，使內戰限制在局部的范圍，或使全面內戰拖延時間爆發，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黨的方針應當是：一方面要“堅決反對內戰，不贊成內戰，要阻止內戰”；另一方面，必須對蔣介石可能發動的全面內戰切實做好相應的準備，“有了準備，就能恰當地應付各種復雜的局面”。

報告指出，蔣介石對于人民的方針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的方針應當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以軍事自衛對付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報告揭露蔣介石所玩弄的“你交出軍隊，我給你民主”的陰謀，指出“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報告還提出要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強調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

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全國人民熱烈歡慶抗戰勝利，用各種方式表達對于和平建國的強烈愿望。同時，隨著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之間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美、蘇之間在中國問題上達成某種妥協，它們希望國共兩黨舉行和平談判、停止內爭的態度日益明朗。國民黨統治集團壟斷抗戰勝利果實的行徑，遭到全國人民尤其是解放區軍民的強烈反對，它要立即發動大規模的內戰面臨著種種困難。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連發出三封電報，邀請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問題。會議認為：當前的形勢表明，中國人民需要和平，蘇、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贊成中國內戰，國民黨暫時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此，內戰是可以避免和必須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爭取通過和平的途徑實現中國的社會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我黨現在提出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這是有現實基礎的，能得到國內外的廣泛同情。毛澤東在會上指出：“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他所以可能采取暫時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種條件的存在，他還需要醫好自己的創傷，壯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將來消滅我們。我們應當利用他這個暫時和平時期”，“準備有所讓步，在數量上作些讓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讓步換取在全國的合法地位，養精蓄銳來迎接新形勢”①。

會議確定，今后對待國民黨的方針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以斗爭達到團結，做到有理、有利、有節。通過斗爭，迫使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實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進國內和平，建立聯合政府，逐步實現政治民主化。在會上，毛澤東把這種聯合政府的形式稱之為“獨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權形式，把中國共產黨在政府中對蔣介石的政策形象地稱之為“洗臉”政策。他說：我們參加這樣的政府，就是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這就是七大時講的長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②。

會議決定，先派周恩來前往重慶，隨后毛澤東再去談判。在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會議決定增選陳云、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還決定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闡明中國共產黨關于“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實施避免內戰和實現民主政治等為主要內容的六項緊急措施。鑒于形勢的發展，當晚，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立即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通知，說明關于和平談判的方針：在談判中我方準備在不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讓步，以便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對談判結果可能出現的兩種局面，中共中央提出對策：如果出現和平發展的局面，我們應當努力學會合法斗爭的一切方法；如果國民黨發動軍事進攻，我們就站在自衛的立場上，堅決徹底消滅來犯者。通知告誡全黨，絕對不要因為談判而放松對蔣介石的警惕和斗爭；必須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動指導上的正確，必須堅決依靠人民。 《會談紀要》簽訂后，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周恩來等留在重慶就懸而未決的問題繼續同國民黨方面商談。由于仍無結果，周恩來于11月25日暫返延安。

①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新形勢和新任務》(1945年8月23日)，《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9頁。

②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新形勢和新任務》(1945年8月23日)，《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頁。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