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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新中國工業化的奠基

作者:張化    發布時間:2014-08-15    來源:北京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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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領導人民努力推進工業化建設,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立起一大批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重要工程,為后來形成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打下重要物質基礎,是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一大歷史性貢獻。

站在21世紀新的時代高度,回顧近代中國的發展歷程,我們看到,自19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以炮艦打開中國的大門后,在苦難深重的中國實現工業化,成為無數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理想。從洋務派創建新式工業向西方尋求“機船礦路”;到孫中山制定《實業計劃》,提出修筑十萬英里長的六大鐵路系統,在我國華北、華中、華南沿海修建世界級先進水平的海港;再到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制訂《重工業建設計劃》,提出興建鋼鐵﹑冶煉等大、中廠礦,均表達出在中國實現工業化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思想追求。但是,在晚清政府、北洋軍閥及國民黨統治時代,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也由于統治者及官辦企業的管理混亂、風氣腐敗,上述設想均一一幻滅!自清代末年就籌備修建的川漢鐵路,拖了近半個世紀在四川全省連一寸鐵路也沒有建起來。

直到新中國成立,在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基礎上,實現工業化這一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目標,終于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得以實現,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化!這一舉世矚目的歷史性變化表明,毛澤東是20世紀推動中國發生歷史性巨變,改變了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的偉人!他的名字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聯系在一起,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標志。

回顧歷史不應忘記,新中國剛成立時建設的起步維艱。由于100多年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戰爭的摧殘,新中國剛成立時舊有工業的基礎十分落后和薄弱。1949年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占73.6%,重工業僅占27.3%。[1]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完成時,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35.5%。[2]面對這種狀況,毛澤東在1954年說過一段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話:“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3]在這樣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如何實現工業化?如何建立一個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新中國?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層思考的重要問題。在建設新國家的過程中,毛澤東在關鍵時刻對國家工業化目標的把握和符合中國實際的創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經過深刻的社會變革,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優先發展重工業化提供必要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新中國成立后,共和國領導層在考慮國家工業化戰略問題時,曾有過先發展輕工業和農業、等資金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再著重發展重工業的主張。然而不久,朝鮮戰爭爆發,凸顯了中國工業實力不強、武器裝備落后帶來的制約和影響。面對擁有原子彈等先進武器和現代化后勤保障的美軍,中國人民志愿軍卻處于“小米加步槍”的水平。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存在的極大差距,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客觀上要求我國加快工業化建設,不斷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在此同時,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只用十幾年時間就實現工業化,為打敗德國法西斯奠定了物質基礎的成功經驗,也不能不對中國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在恢復國民經濟的過程中,黨中央把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提上了日程。1951年12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央的一份文件時作了這樣的說明:“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們就要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了,準備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并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關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毛澤東有個概括:“重點是用一切方法擠出錢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4]1953年6月,在制定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為了保證國家的獨立,要把建設重點放在重工業上,以增強國防力量,向社會主義前進。[5]這樣,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實現國家工業化,成為中央領導層在歷史發展重要時刻采取的重大戰略步驟。

工業化建設需要大量資金、糧食的投入。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投入的資金、糧食更多。而在我國,土改后分散落后的個體經濟制約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很難滿足城市和工業對資金、糧食和農產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因此,在國民經濟開始好轉、抗美援朝戰局趨于穩定的情況下,為了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人力,保證重工業優先發展,黨和政府逐步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創了工業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道路。對此,毛澤東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他將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關系比作“主體和兩翼”,是密不可分、互為前提的。在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過程中,他始終強調工業化建設在轉變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我國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和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計劃經濟和統購統銷政策在當時起了重要作用,不僅穩定了市場,而且基本滿足了工業化建設對大宗糧食的需要。

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由于我們黨對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還不清楚,把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當作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藍本,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缺點和偏差。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經濟體制存在的中央集權過多、單一公有制、市場調節作用受到限制等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以后,又出現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重大失誤和嚴重挫折。

怎樣看待這些失誤和挫折?怎樣認識當年改造與后來改革的關系?是我們今天要回答的問題。一些人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實行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懷疑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搞錯了,甚至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還有人看到當前社會上出現的貪污腐敗、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兩極分化等問題,對當年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持否定態度。這使我們聯想到日常生活中常講的一句話:“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其實,談論歷史,評價前人,和這些日常談人論事的道理一樣,歷史發展從來沒有、也不會像長安大街一樣筆直平坦。談論歷史、評價前人時,如果以有沒有犯錯誤、走沒走彎路作為標準,看法難免簡單、片面。正確地談論歷史,評論前人,不僅要看有沒有犯錯誤、走沒走彎路,更重要的應看有沒有歷史性貢獻、是不是開辟了新的發展道路。僅就認識發展規律而言,犯錯誤、走彎路,正是后來找到正確發展道路必不可少的認識環節。基于這一點,我們說,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是什么、應該怎樣搞社會主義的認識還不成熟的情況下,社會主義改造中出現的缺點和偏差,甚至后來出現的挫折和彎路,正是改革開放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后來找到正確道路必不可少的認識過程。這就是當年改造與后來改革的關系。

還應看到,在“一五”計劃期間,優先發展重工業,主要體現在重點建設蘇聯援建的156項骨干工程。這156項重點工程,無論就其建設規模還是技術水平,在中國這樣經濟落后、長期積貧濟弱的國家,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些項目的建成,不僅為工業化打下冶金和制造業的基礎,推進了國防實力的增強,為中國建立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奠定了重要基礎,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開辟了一條從無到有實現工業化跨越式發展的途徑,為在中國這個落后的農業國實現民族復興打開了通道。所以,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不是否定了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恰恰是在毛澤東時代開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上進一步開拓創新而形成的。

第二,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為后來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思想積累。“一五”計劃時期我國以蘇聯為榜樣,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注重學習蘇聯的經驗,同時,也注意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在蘇聯模式暴露出一些問題后,毛澤東明確提出“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我們黨試圖擺脫外國影響、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思想更加明確。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道路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具體有:1.要從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的實際出發,堅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他認為,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6]2.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實現各部門之間的綜合平衡,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協調發展。3.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必須共同發展,以改變舊中國工業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合理狀況。4.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毛澤東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窮國,必須把立足點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同時盡可能多爭取一點外援。5.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把發展生產同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6.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7.興辦農村工業,實現農村工業化。由于中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毛澤東提出要將發展城市工業與農村工業結合起來,興辦農村工業。在政府的支持下,社隊企業雖在一段時間里受到限制,但是,后來迅速發展,為以后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8.提出實現工業化還只是第一步,更高的目標是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實行兩步走的發展戰略,即:到1980年,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2000年,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

上述思想認識的不斷形成,使黨朝著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目標,逐步積累起領導工業化建設的重要經驗。在我國工業化建設的每一個階段,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規劃的社會主義建設戰略目標,清晰地呈現在全國人民面前,對于調動全國人民的建設積極性起了重要作用,也為后來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思想積累。

第三,領導人民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爭取外援,艱苦奮斗、奮發圖強,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以及中國與世界大國存在的巨大差距,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在工業化建設上,毛澤東不僅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而且提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他說:“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怎么能說有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7]因此,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新中國這一時期的奮斗目標。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并不等于閉關自守、盲目排外。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這一時期我國先后三次從蘇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技術設備。對外引進使我國學習、吸收了國外先進的技術、工藝和管理經驗,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打下重要基礎。

上世紀60年代初期,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在國家遭遇嚴重困難,蘇聯撕毀協約、撤走專家的情況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人民團結一致,艱苦奮斗,在全國凝聚起不甘落后、奮發圖強的力量。在工業戰線,出現了大慶油田這樣的典型。以王進喜為代表的石油人在一片荒原上風餐露宿,終于打出石油,使國家摘掉了“貧油”的帽子。在科技戰線,出現了以錢學森、鄧稼先、王淦昌等一批在海外功成名就的科學家,他們放棄國外優越的科研條件和物質待遇回到國內,在海拔3200米的戈壁高原上隱姓埋名默默無聞地為國防尖端科技事業作貢獻。在農業戰線,出現了大寨、紅旗渠這些窮山溝里的農民,他們在大災之年向荒山開戰,讓河水改道,戰勝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實現了糧食豐收。在這些為了國家富強而甘于吃苦、樂于奉獻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身上,體現出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特有的精神風貌。1960年、1961年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兩次訪問中國后說:毛澤東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建設了一個統一的、人人獻身和有目的感的國家。他的人民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奮發圖強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些成就已經可以讓全世界震驚。回顧這一時代中國人的精神風貌,可以說,是毛澤東以他為國、為民的大情懷和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大目標,影響了幾億中國人,形成了全國上下萬眾一心、奮發圖強的精神。這是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特有的精神風貌。

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通過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培養了一大批各方面的骨干力量,科學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3.5%。到1978年,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增長到75.2%(1949僅占17%)。工業化促進了國防現代化。人民解放軍從原來只有單一步兵的陸軍,發展成有諸軍兵種合成的軍隊。國防尖端技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原子彈、氫彈、人造地球衛星先后發射成功。這些建設成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百年來落后挨打的歷史,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奠定了基礎;同時,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對于后來中國在國際關系變化劇烈的環境中,堅持走獨立發展道路具有重要影響。

回顧毛澤東與新中國工業化奠基的歷程,我們想起毛澤東在1956年紀念辛亥革命45周年時說的一段話。毛澤東說:“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8]進入21世紀后的中國發展表明,毛澤東預言的“大變”已經成為現實。今天的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而且在2010年在經濟總量上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歷史的發展,我們愈發感到,在毛澤東時代開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之路,是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是在新世紀繼續開拓前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之路。

雖然,毛澤東離開我們有37個年頭了,但是,他畢生奮斗為國家、為人民留下的制度基礎、物質基礎,仍在惠及后代子孫;他的思想、精神,仍在激勵著后來人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他的影響,超出了他生活的年代,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

[1][4]《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198-199頁。

[2]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頁。

[3]《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5]《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73頁。

[6]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頁。

[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頁。

[8]《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57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