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否要實行民主政治，始終是國共兩黨政策的主要區別之一。全國抗戰和國民參政會的召開，再次喚起民眾對實現民主憲政的強烈企求。1939年9月，國民參政會通過“實行憲政”的決議后，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實行憲政，掀起了第一次憲政運動熱潮。1943年9月后，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在重慶、成都、昆明等地組織各種討論時事的政治性團體，利用報刊和集會，討論憲政，抨擊國民黨獨裁專制統治，呼吁從速準備實行憲政。9月18 日第三屆第二次國民參政會召開的當天，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席張瀾發表《中國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強調實現民主政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明確提出準備實行憲政，必須具備“立即宣布人民依法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身體之自由”，“立即承認國民黨外各黨各派之合法存在與活動”等條件。11月12日，褚輔成、張君勱、黃炎培、董必武等組成憲政實施促進會。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積極參與下，第二次憲政運動迅速發展起來。

1944年1月，黃炎培等創辦《憲政》月刊，旗幟鮮明地宣傳憲政，呼吁民治精神。黃炎培還同沈鈞儒、章伯鈞、王造時、張志讓等16人發起憲政座談會，”多次開會討論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批評和剖析國民黨的“五五憲草”。2月，張瀾等在成都發起組織民主憲政促進會，提出實行約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動員、武裝人民等主張。5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發表對時局主張，譴責國民黨排除異己，拒絕進行民主改革，堅持獨裁制度。憲政運動在國民黨統治區形成巨大的聲勢，并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響應。

大后方的文化界、工商界人士，積極投身民主運動。文化界進步人士提出“抗戰、團結、民主”為文藝創作的三大目標。1944年5月間，重慶文化界舉行集會，要求言論出版自由，取消新聞圖書雜志和戲劇的審查制度。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等在昆明創辦《自由論壇》，疾呼民主，抨擊國民黨的獨裁專制。民族工商界人士呼吁經濟民主，迫切要求國民黨取消經濟“統制”，減輕民營工商業的稅捐負擔。中國西南實業會、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全國工業協會、國貨廠商聯合會和中國生產促進會等工商團體，于1944年5月聯名起草《解決當前政治經濟問題方案之建議書》，要求國民黨改變政策，解決工商界的具體困難。

中國共產黨積極支持全國人民的民主憲政要求，推動大后方民主運動的發展。1943年10月，毛澤東在《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一文中，分析國民黨當局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指出其可能選擇的三種方向：(一)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變政治方針。毛澤東號召一切愛國的抗日黨派、抗日人民和國民黨人團結起來，不許國民黨當局走第一個方向，不讓它繼續走第二個方向，要求它走第三個方向。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憲政問題》的指示，決定參加憲政運動，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于黨的周圍，達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建立民主國家的目的。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發表《關于憲政與團結問題》的演說，明確指出，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有三條是最重要的：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周恩來的演說，進一步指明了憲政運動的發展方向。

憲政運動盡管沒有達到它所熱切期望的“開始準備實施憲政”的目的，卻有力揭露了國民黨當局真獨裁、假民主的面目。在民主憲政運動逐漸高漲的背景下，民主人士進一步組織起來。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許多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參加了這個組織。譚平山、陳銘樞、楊杰、朱蘊山、王昆侖等國民黨民主人士在重慶籌備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1944年，李濟深、何香凝在廣西從事抗日民主活動，為另一個國民黨民主派的組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這期間，少數民族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也有發展。1944年8月，新疆伊犁地區的鞏哈縣(今尼勒克縣)的農牧民因反對為國民黨軍隊獻馬而發動武裝暴動，得到維吾爾、哈薩克等族人民的支持和響應，拉開了伊寧暴動的序幕。11月7日，伊寧暴動開始，12日成立臨時政府，不久，又建立了軍隊——民族軍。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相繼連成一片，被人們稱為新疆三區革命。雖曾一度有一些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煽動民族仇恨，制造國家分裂，妄圖把這場革命引入歧途，但由于阿合買提江等三區內部進步力量與新疆各族人民的斗爭，分裂者的陰謀未能得逞。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