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需要國民黨實行政治改革，實現憲政和民主，這也是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但是，國民黨當局始終頑固堅持一黨專政，拒絕進行民主改革。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內不斷擴大特務組織，強化保甲制度，實行法西斯統治。國民黨的中統、軍統等特務機構，秘密逮捕共產黨人、革命青年、愛國民主人士和無辜群眾，施以酷刑，任意殺害。各地縣、區、鄉的許多官吏，為非作歹，欺壓百姓，魚肉人民。在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下，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自由權利被剝奪，人身安全毫無保障。1943年9月，國民黨召開的五屆十一中全會，誣蔑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全會選舉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規定國民政府主席為陸海空軍大元帥，進一步強化了專制獨裁統治。接著，國民黨又操縱第三屆第二次國民參政會，接受何應欽誣蔑八路軍的軍事報告，通過與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大體相同的對共產黨的決議案。抗戰后期，國民黨統治集團在政治上的專制和腐敗，喪失了民心。

國民黨統治區在經濟上也面臨著嚴重的危機。1943年以后，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繼續利用特權控制國家的主要經濟命脈，攫取巨額黃金、外匯、物資、地產等，大發“國難財”，猛烈擴張其買辦、封建性的官僚資本。他們加緊控制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等金融機構，并成立由蔣介石任理事會主席的“四行聯合辦事總處”，“總攬一切事務”。同時，設立貿易、工礦、農產調整委員會，控制中國的商業、工業和農業。國民黨政府推行統制壟斷國民經濟、絞殺民族工商業、破壞生產力的財政金融政策，靠向美國借款和大量印發鈔票來維持其財政。由于濫發鈔票，造成國民黨統治區內惡性通貨膨脹，商業投機猖獗。

國民黨當局從1941年開始實行田賦征實，規定正附稅額每元折征稻谷兩斗。為著供養幾百萬軍隊抗戰，征實是必要的，最初人們也能接受。但是，國民黨政府官吏乘機大肆貪污、勒索，使正附稅額折征稻谷猛增。1942年每元折征稻谷增為四斗，加上地主把原來的貨幣地租也改為實物地租，造成農民的沉重負擔。國民黨政府又以戰時需要的名義，推行“統制”政策，對絲、茶、桐油、豬鬃實行統購統銷，對糖、食鹽、卷煙、火柴等實行專賣制度，使這些商品的價格隨之增高，出現黑市。國民黨政府依靠對國內外貿易的壟斷特權，強行賤買貴賣，收購價格往往低于成本。農民因出售農副產品所得不夠成本，即不愿再生產，致使某些農副產品產量銳減，農業經濟萎縮。國民黨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運輸工具。商人請求運輸物品，手續十分麻煩。由于運輸環節梗阻，工廠經常停工減產。國民黨政府還采取“以花易紗，以紗易布”的辦法對紡織業實行“統制”，由統制機關供應原料，收買產品，給紡織業主一定數額的“工繳”(即加工費)。由于所供原料不能滿足生產需要，所付“工繳”又不敷實際開支，織布業不斷虧損，普遍陷于衰落。民族資本家備受摧殘，工廠倒閉和開工不足的現象日益嚴重。到1944年，紗廠不能開工的紗錠數達三分之一以上。

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官僚資本的巧取豪奪，使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受到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民族資產階級也受到排擠和打擊，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國民黨公布的顯然縮小了的統計數字也不得不承認：1944年產業工人的購買力下降到戰前的43％。依靠工資收入的工人、公務員、職員和大中小學教師，愈來愈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據調查，大學教授的工資，只相當于戰前的12％，一些教授不得不靠賣書典當度日。

國民黨的嚴重腐敗，導致其軍隊在日軍進攻面前幾乎完全喪失戰斗力。正面戰場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是國民黨長期消極抗日的惡果，使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威信掃地，進一步失去民心。

在上述情況下，國民黨統治區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爭取實行憲政的民主運動再度高漲起來。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