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發展，為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這種形勢迫切要求中國內部加強團結，實現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仍堅持一黨專政及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他們一方面對日軍繼續采取避戰觀戰為主的政策，把抗戰最后勝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英、蘇等國際力量，盡量保存自己的實力；另一方面，力圖削弱和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準備搶奪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以求在戰后繼續維持其獨裁統治。

1943年3月，國民黨以蔣介石的名義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本書偽造和篡改中國的歷史，歌頌封建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公開提出既反對共產主義又反對自由主義(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主張，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它誣蔑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根據地為“變相割據”，暗示兩年內一定要消滅共產黨。國民黨還大量出版其他反共、反民主的書籍和刊物，大肆壓制和扼殺進步文化。

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同時指出：中國共產黨曾經得到共產國際的許多幫助，但“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國民黨頑固派利用共產國際解散的時機，大肆制造反共輿論，叫嚷“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于中國”，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陜北特區”。6月18日，胡宗南根據蔣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并把防范日軍進犯河防的部隊調到彬縣、洛川一帶，準備同原來包圍陜甘寧邊區的兩個集團軍一起，分九路“閃擊”延安。7月上旬，國民黨軍隊向陜甘寧邊區的關中地區挑釁，企圖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大力制造**共輿論和進行武裝挑釁的嚴重情況，中共中央決定立即發動宣傳戰進行政治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規模進攻。

為了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在思想領域掀起的反共、反民主的逆流，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劉少奇在會上指出，在宣傳上應采取新的方針，不要怕蔣介石投降分裂，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要痛駁。會后，他受中央委托部署反擊國民黨的反共宣傳。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評(中國之命運)》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蔣介石集團利用封建主義的文化糟粕來推行法西斯主義的獨裁統治；指出中國共產黨為民族和人民謀利益，為人民所共見，是消滅不了的；說明中國共產主義者可以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團結合作，這種合作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極為有利；呼吁一切愛國的國民黨人，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反對封建的法西斯主義，為建立民主的新中國而奮斗。中共中央南方局除組織文章在《新華日報》上駁斥法西斯主義，還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一些重要文章印成中、英文小冊子，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外人士中散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為了制止國民黨頑固派對陜甘寧邊區的軍事進攻，1943年7月上旬，朱德總司令分別致電胡宗南和蔣介石等，嚴正抗議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挑釁活動，呼吁團結，要求制止內戰。7月9日，延安軍民3萬余人舉行大會，呼吁緊急動員起來，反對內戰，保衛邊區。7月12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戰，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制止內戰危機。接著，中國共產黨又陸續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中國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六年戰果》、《兩年來國民黨五十八個叛國將領概況》等文件。這些文件一方面用鐵的事實證明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已經成為堅持抗戰的主力；另一方面深刻地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戰、危害國家的種種活動。與此同時，各解放區軍民紛紛開展聲勢浩大的反對內戰、保衛邊區的群眾運動。陜甘寧邊區的警衛部隊一次又一次地擊退國民黨軍隊的試探性進攻。

解放區軍民的抗議活動和反內戰斗爭，得到國際輿論的重視和支持。美國和英國政府認為，如果這時中國發生反共內戰，只會使日本得到好處。外國記者紛紛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提出質問。蘇、美、英大使也警告蔣介石不要發動內戰。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揭露、聲討和全國人民的反對，以及國際輿論的譴責，蔣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軍事行動。7月11日，蔣介石、胡宗南致電朱德，表示無意進攻陜甘寧邊區。7月12日，胡宗南令其部隊從彬縣、洛川撤回。這樣，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還沒有發展成為大規模武裝進犯的情況下就被制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繼續堅持下來。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