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軍開槍開炮猛轟盧溝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制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同復雜的國際形勢有著密切的聯系。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德、意、日等國發展很快，要求重新劃分勢力范圍，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又尖銳起來。為了適應對外擴張和爭奪霸權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義和瘋狂的擴軍備戰政策，不惜通過戰爭手段改變世界格局，企圖建立由它們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成為歐洲和亞洲的戰爭策源地。1936年11月，德國與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意大利隨后也加入這個協定。這個協定的主要矛頭針對蘇聯，同時也是對英、法、美等國的示威。它的簽訂，表明東西方三個法西斯國家以反蘇反共為紐帶，在瓜分世界、劃分勢力范圍方面達成默契，結成了威脅整個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團。日本一方面利用反蘇反共的口號，另一方面對英、美采取軟硬兼施的策略，企圖排斥英、美在中國的勢力，并進一步把英、美、法、荷等國支配下的東南亞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而英、美等國雖然同日本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仍企求妥協。因為它們更為關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歐洲緊張局勢或本國的問題。它們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東方對它們實行攻擊，同時也敵視社會主義蘇聯，害怕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興起會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擴張，反而對日本實行綏靖慫恿政策，甚至陰謀以犧牲中國的部分領土為代價來緩和同日本之間的矛盾，還指望把日本軍國主義這股禍水引向蘇聯。蘇聯政府雖然同情和支持中國抗日，但因為擔心日本和德國東西兩面夾攻而不愿意過早地卷入與日本的直接沖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挑起了盧溝橋事變。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做了充分準備的。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勢力連續策動兵變和政變，導致日本內閣更迭頻繁，法西斯勢力迅速膨脹。1936年2月26日政變上臺的廣田內閣，進一步實現軍部法西斯勢力對政府的控制，并加緊進行以征服中國和稱霸亞洲為主要目標的擴軍備戰，推進國民經濟軍事化進程，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步伐。1936年4月，經天皇批準，日本的中國駐屯軍擴大編制，兵力增加近三倍，形成一個有5700多人、多兵種的軍事集團。9月，日軍強占北平西南門戶豐臺，嚴重威脅當地中國駐軍，加劇了華北的緊張局勢。同時，日本軍部制定了1937年度大規模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在華北，擬用八個師團占領北平、天津為中心的華北五省；在華中，擬用五個師團，一部進攻上海，一部從杭州灣登陸，兩軍策應向南京作戰；在華南，擬用一個師團占領廣州地區。同時以海軍控制中國沿海及長江水域，協助陸軍占領各戰略要地。按此計劃，日軍準備用于侵華戰爭的兵力，由1936年的9個師團增加到14個。

為了保證這一侵略計劃的順利執行，日本1937年度的國家預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總數達30．4億日元，其中軍費預算占整個預算的將近一半。維持這樣巨大支出的主要手段是大量發行公債和增加稅收，這就造成通貨膨脹和物價暴漲。加上1937年開始的新一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日本的所謂準戰時經濟體制面臨困境。日本人民深受擴軍備戰所帶來的痛苦，對受軍部操縱的政府表示不滿。這種不滿在統治集團內部也有反映。1937年1月，廣田內閣因軍部同政黨官僚之間的矛盾激化，被迫總辭職。這時，日本統治集團感到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不穩，又看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趨向合作而聯合尚未牢固，英、法、美給予蔣介石政府一定的援助但態度并不甚積極，于是，便急于乘機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此來緩和國內的矛盾，并擴大它在中國大陸的殖民統治，加強同英、法、美等國及蘇聯對抗的地位。

從1937年5月起，日軍在北寧鐵路沿線以及豐臺、盧溝橋一帶頻繁進行實彈演習。五六月間，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和駐天津的中國駐屯軍司令部頻頻開會，策劃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關東軍首腦人物堅持主張首先擊敗中國來加強對蘇戰備。6月初，經過幾度內閣危機之后，近衛文磨受命組閣，暫時緩和了統治集團內軍部、財界、政黨官僚之間的矛盾，獲得所謂“舉國一致”的擁護。近衛上臺后，繼續強化戰爭體制。這時，在日本統治集團中“對華一擊論”占據上風，以為侵華戰爭一旦發動，憑借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利用國民黨政府的軟弱動搖，在很短的時間內即能達到降服整個中國的目的。它完全沒有估計到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的偉大的革命潛力。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一部在盧溝橋附近借“軍事演習”之名，向中國駐軍尋釁，并以一名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日方的無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絕。當交涉還在進行時，日軍即向盧溝橋一帶的中國駐軍發動攻擊，并炮轟宛平縣城。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一部奮起抵抗。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標志著全國抗戰的開始。

7月8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出通電，指出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人民群眾和共產黨領導的群眾團體，紛紛起來支援第二十九軍的抗戰。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北平各界救國聯合會、北平市學生聯合會等抗日團體和戰地的工人、農民群眾，積極組織和參加募捐、救護、運輸等多種戰地服務，全國人民也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線的熱潮，給前方將士以巨大鼓舞。7月14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紅軍做好開赴前線的準備。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本政府決定向華北增兵，擴大侵略戰爭。這種形勢迫使國民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對日本的態度。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提出解決事變的最低限度條件，表示了中國政府的抗戰決心。但在日本政府所謂“不擴大方針”和“就地解決”的煙幕影響下，中國政府仍希望能夠把盧溝橋事變作為“局部事件”，通過外交途徑求得和平解決。中國政府外交部和駐日大使許世英同日本進行磋商，第二十九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同華北日軍進行談判。7月下旬，日軍大批增援部隊到達中國，向北平、天津發動大規模進攻。第二十九軍官兵雖英勇作戰，但未能擋住日軍的猛烈攻勢。副軍長佟麟閣和師長趙登禹在南苑戰場犧牲。7月28日夜，宋哲元等奉蔣介石命令率部從北平撤退到保定。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日軍占領天津。8月初，日軍以30萬兵力，沿平綏、平漢、津浦鐵路向華北腹地大舉進攻。

上海是中國的工商業和金融中心，也是英、美、法等國在華利益集中的地區。為了直接打擊中國政府，并對西方各國施加壓力，日本政府決心把戰爭迅速擴大到上海。日軍在上海早就駐有一支裝備精良的海軍陸戰隊。盧溝橋事變后，日本政府決定向上海增派軍艦和特別陸戰隊，并加強其駐淞滬的海軍第三艦隊。駐上海日軍一再向中國軍隊尋釁。8月9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驅車闖進虹橋機場進行武裝挑釁，被中國哨兵擊斃。日軍以此為借口，要挾中國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隊和拆除防御工事，并向上海增兵。8月11日，中國政府令京滬警備司令官張治中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師等部開赴上海市區組織防御。8月13日，日軍在虹口、楊樹浦一帶搶占有利據點，并向中國軍隊進攻。這就是八一三事變。張治中率部奮起抗擊，中國空軍也出動參戰。淞滬戰役由此開始。8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日本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犯，表示：“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8月20日，國民政府頒發戰爭指導方案，全國劃為五個戰區：第一戰區為河北及山東北部地區；第二戰區為山西、察哈爾、綏遠；第三戰區為蘇南、浙江；第四戰區為福建、廣東；第五戰區為蘇北、山東。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