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制定了一條正確的路線，實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黨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黨內還存在著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黨的歷史上，如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共產國際的指示，黨內一直存在著思想分歧。分歧的焦點，是要不要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要不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全國抗戰爆發前，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兩次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黨還處于缺乏經驗的幼年時期。就全黨來說，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規律了解還很膚淺，還不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因而發生右的和“左”的錯誤。在中國革命的艱辛歷程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一批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對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進行了探索。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從組織上保證了黨能夠在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的正確道路上順利前進。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中央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中國國情，從實際出發，制定了正確的抗戰路線和軍事戰略方針，以及一系列方針政策，從而保證了黨的各項工作能夠順利發展。自遵義會議以來，黨從軍事上、政治上糾正了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然而，還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系統地徹底清算這種錯誤，黨的干部對這種錯誤的思想根源還缺乏深刻的認識。

1938年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任務。會后，在全黨主要是高級干部中掀起了學習運動。在這前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大力從事理論工作，研究中國國情，把黨的一系列獨創性的經驗上升為科學理論，使黨的理論建設和思想政治建設都出現了新的面貌。但是，這時黨內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還在經常作怪。1940年3月19日，王明在延安再版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并在再版序言中寫道：“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他還指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斷定不能作為昨日之是。”這表明，王明還在為過去的“左”傾錯誤作辯護。事實上，不僅王明“左”傾錯誤的思想根源沒有得到應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在黨內也還有一定影響。這種影響，使部分地區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時未能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因而使黨的事業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

黨在全國抗戰初期的大發展中增加了70余萬新黨員。這些新黨員革命積極性很高，但他們絕大多數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緊張殘酷的戰爭環境，使黨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比較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由于他們的階級出身和認識水平的局限，很容易受到一些錯誤思想和作風的影響。

上述情況表明，加強黨的建設，解決黨內的思想矛盾，提高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水平，已經勢在必行。

怎樣解決黨內矛盾，加強黨的建設，以往有過嚴重的教訓。黨內曾進行過反對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發生的右傾錯誤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錯誤的斗爭。這些斗爭雖然是必要的，但斗爭的方式過于簡單。犯“左”傾錯誤的領導者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法，更是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害。錯誤的黨內斗爭方法，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歷史上犯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錯誤的覿法，以致后來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看重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一道工作。遵義會議以后，在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斗爭中，改變了過去的錯誤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總結歷史經驗，深切地認識到黨內的思想矛盾是會經常發生的，解決這些矛盾絕不能單純依靠組織處分和采取壓服的方法，而必須使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辨別是非，觀察問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黨內進行一次普遍的、生動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這就是整風運動。

開展整風運動需要一定的主觀和客觀條件。這些條件在1941年前后已經具備。這時，已經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已經有一批比較了解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骨干；黨在思想上、理論上已經有了最基本的準備；敵后斗爭雖然處于困難階段，但總的斗爭形勢變化較小，特別是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局勢比較穩定。因此，有可能集中精力進行一次全黨性的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分為兩個層次進行：一個是黨的高級干部的整風，一個是一般干部和普通黨員的整風。重點是黨的高中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整風。高級干部整風的內容和重點是以討論黨的政治路線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黨員整風是以整頓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風為主。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即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消除王明錯誤的影響，通過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形態的主觀主義，教育全黨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深刻地論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尖銳批判了主觀主義作風，號召全黨注重調查研究，樹立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作風。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號召全體黨員和干部開展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遵守黨的紀律，加強黨的團結，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克服各種不良傾向和作風。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先后參加會議的共23人。毛澤東在會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的主題報告，指出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統治；分析了主觀主義的根源和遺毒，提出了克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等不正之風的辦法。強調“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絕大多數與會者發言，表示擁護毛澤東的報告，認為在中央內部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對于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大家列舉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種種表現和危害，認真地、尖銳地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王明不僅沒有作自我批評，還聲稱全國抗戰以來中央的路線錯了，要到共產國際去告狀。此后，他一直稱病，不再參加中央會議。

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盡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擾，但是通過檢討歷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初步統一了中央領導層的思想，為下一步的整風奠定了認識上的前提。會議決定在高級干部中開展整風，用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方法，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和黨的歷史，以克服錯誤思想，提高黨的高級干部的理論水平。

還在會議進行當中，9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學習研究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組織在延安的高級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同時決定成立各地高級學習組，頒發高級學習組的組織條例。按照中央的決定，延安和各根據地積極籌備成立高級學習組。學習的內容主要是閱讀六大以來黨的歷史文件，研究六大以來的歷史，學習、研究馬克思列產主義的思想方法論。為此，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了《馬恩列斯思量方法論》和《六大以來》等學習文件。這樣，就為全黨普遍整風做了重要的準備。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