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淪陷區的抗日斗爭，是黨領導的抗日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實施全面抗戰路線，在把工作重心放在廣大農村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的同時，十分重視被日軍占領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區的工作，制定了相應的工作方針。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明確指示：黨在被敵人占領的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務，是長期積蓄力量，保存力量，隱蔽力量，準備將來的決戰。留在城市堅持斗爭的同志，不必有什么特殊舉動，應埋頭苦干，而不要虛張聲勢。決不要為城市中的一時的便利所迷惑，為群眾中一時的抗敵情緒的高漲所影響，而走向冒險的斗爭，削弱自己的力量。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張聞天強調：黨的工作重心首先應放在敵后方戰區。黨在敵人占領的中心城市與據點(點線區域)的任務，是堅決地實行退卻，轉入秘密狀態，利用公開合法的形式，埋頭苦干，在大企業中建立工人的短小精干的黨的堡壘，輸送大批知識分子和工人干部到農村中去領導游擊戰爭；耐心地教育與培養干部，保存實力，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準備將來的反攻。按照中央制定的方針，黨在淪陷區的工作迅速完成工作重心和戰略策略的轉變。北平、天津、濟南、保定、石家莊、張家口、太原、南京、杭州、廣州、武漢等城市的黨組織，把大部分力量撤往農村。留在城市和交通要道的黨員干部，利用各種關系和公開的職業隱蔽下來，扎根群眾之中，堅持長期斗爭。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將其主要力量放在占領區特別是城市和交通要道的鞏固方面，大力強化殖民統治。黨在淪陷區的工作面臨更為嚴峻的形勢。為此，中共中央多次強調，黨在淪陷區的工作，要堅決貫徹隱蔽精干的方針。毛澤東及時提醒全黨：“在敵人長期占領的反動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動的黑暗的農村中進行共產黨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險主義的方針，必須采取蔭蔽精干、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

1940年以后，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已控制了華北敵后的大部分地區和華中、華南的部分地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為開展淪陷區的城市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基地。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加強黨在敵后大城市中的工作。1940年7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加強敵后城市工作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過去中央工作偏重軍事和戰區，對南方和日本占領區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須用大力加強這方面工作。9月18日，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開展敵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對淪陷區城市工作進行全面部署。通知指出：抗日戰爭沒有長期艱苦的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全黨同志應把開展敵后大城市的工作，視為黨的最重要的任務。中央要求全黨提高對敵后城市工作的認識，確定以上海、香港、平津、平西、晉冀察、晉東南、晉西北、大青山、膠東、魯西、魯南、皖東、鄂中、豫東等14個地區為工作的重點，責成當地黨組織和軍隊負責分頭進行，并成立由周恩來負總責，康生、王稼祥、任弼時、陳云等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敵后城市工作委員會，領導淪陷區黨的工作。同時確定以重慶為推進整個南方敵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為推進整個北方工作的中心。各地也成立相應的工作部門，并配備專門人員。此后，各地黨組織先后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或城工部，加強對淪陷區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領導，使這些地區黨的工作有了新的發展。

為了加強對東北淪陷區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東北工作委員會，以后又指示晉察冀分局和山東分局分別成立專門機構。晉察冀分局東北工作委員會先后向沈陽、哈爾濱、長春、吉林、齊齊哈爾、撫順、鞍山、阜新等地派出干部。中共膠東區委也多次向東北派遣干部，在大連、沈陽等城市發展黨員，建立起多個支部。

根據黨的隱蔽精干方針，淪陷區的黨組織采取各種措施，加強自身的建設。為適應秘密工作的環境，各地黨組織要求黨員通過學習，在政治上不斷提高，堅定革命意志；要求黨員要社會化、群眾化，嚴格遵守秘密工作要求，取得社會上可靠的掩護，獲得一定的社會職業，并力求持久。各地黨組織要求嚴密黨的組織，嚴格黨的紀律，黨員之間實行單線聯系，發展黨員必須遵循質量重于數量的原則，每一個新黨員都必須忠實可靠，防止奸細混入。黨的組織規模要短小精干，以克服規模過大容易暴露的缺點。在領導關系方面，黨在淪陷區的組織要打破呆板一律、集中統一的形式，采取多頭派出、建立平行組織的方式。此外，還實行異地領導，即把淪陷區黨的領導機關設在敵后根據地或城市邊緣鄰近根據地的地方。這些措施，對防止敵人的破壞，鞏固和發展黨在淪陷區的組織，領導人民群眾開展抗日斗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