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時期的周恩來

1941年至1942年，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是處于十分艱難的時期。

根據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周恩來為書記，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南方局是抗戰時期中共中央派駐重慶，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的機構，直接領導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門地區的黨組織。由于國民黨不允許共產黨組織在其統治區內公開活動，因而南方局處于秘密狀態，其領導人對外以中共代表或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出面活動。

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在國民黨統治區極其復雜的情況下，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貫徹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各項工作。南方局通過各種公開的和秘密的渠道，爭取抗日進步力量，用各種方式向廣大群眾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并不斷發展黨的組織，壯大黨的隊伍。

南方局為維系國共合作，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林伯渠、王若飛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國民黨談判，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事宜。他們始終遵循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活動，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通過復雜的談判斗爭，既表明共產黨對國共合作抗戰的誠意，又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政治進攻進行堅決斗爭，從而擴大了共產黨的政治影響，維系了國共合作的局面。南方局重視同國民黨內民主人士的聯系，團結和推動他們積極參加抗日斗爭。南方局領導人把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譚平山等國民黨左派視為知己，經常征詢他們的意見，和他們一起反對國民黨頑固派。周恩來等還同馮玉祥、于右任、孫科、邵力子等人保持接觸，共商抗日民主大計。1941年夏，周恩來提議由一部分國民黨民主派以及國民黨政府中擔任幕僚的進步人士，組織一個秘密政治團體。經過王昆侖、王炳南等人的籌劃，在重慶秘密成立中國民族大眾同盟（后改名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參加者后來發展到200余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動，對爭取國民黨上層進步人士，分化國民黨頑固派，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方局還用很大力量團結和爭取其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重慶的中共參政員，同國民參政會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廣泛聯絡，加強相互了解，并同他們一起為促進全民族抗戰和國內民主提出許多提案。南方局領導人和工作人員積極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著名知識分子交朋友，經常就國際國內形勢、堅持團結抗戰的大局交換意見。章伯鈞、左舜生等人擬發起成立民主聯合會，周恩來對此完全贊同，表示在挽救民族危亡中與他們風雨同舟，共同奮斗。1941年3月19日，以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基礎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成立。參加這個同盟的先后有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因國民黨當局的壓制，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無法在重慶公開活動，于是派人到香港開展工作。周恩來等指示中共駐香港辦事處，對民主政團同盟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予大力支持。經過多方努力，1941年9月1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機關報——《光明報》在香港創刊。10月10日，《光明報》公開發表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和成立宣言，提出堅決抗日、加強團結、結束黨治、實行憲政、實踐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張，在國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

對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從多方面對他們開展工作。四川的盧作孚、胡子昂，重慶的康如心，云南的繆云臺，上海的劉鴻生、胡厥文，天津的李燭塵等，都成了共產黨的朋友。周恩來等人通過參觀他們開辦的企業、同他們座談等活動，鼓勵他們發展生產，支持抗戰。后來，許多民族工商業人士積極參加大后方民主運動，以個人、聯名或團體名義發表對時局的主張，要求國民黨當局真正實行民主。

南方局還積極爭取受國民黨統治集團排擠的地方實力派。1942年2月，周恩來在重慶會見川康地區地方實力派劉文輝，向他介紹國內政治形勢和共產黨的主張，表示共產黨愿意同國民黨內一切愿意抗戰的人士合作，尤其希望同西南地區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的聯系。四個月后，中共中央派人從延安到雅安，同劉文輝建立聯系，并設立同延安直接聯系的秘密電臺。同年9月，南方局派人赴云南同龍云聯系，商談合作抗日的問題，并建立秘密電臺。

南方局十分重視對華僑的統一戰線工作，同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建立聯系，促進華僑支持祖國團結抗戰，并贊助華僑參加當地的抗日活動。

南方局對宗教界人士也開展了統一戰線工作。周恩來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題詞：“上馬殺賊，下馬學佛”。葉劍英出席了南岳佛道救難協會成立會等活動。這些活動，對團結宗教界人士共同抗日，起了積極的作用。

南方局領導人和工作人員經常同外國駐華使節、援華機構人員和新聞記者會晤，廣交外國朋友，以大量確鑿的事實及文字資料說明共產黨在抗戰中的貢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內戰的陰謀，爭取國際輿論支持中國團結抗戰，努力擴大和發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加強抗日民主宣傳，支持進步文化運動的發展，也是南方局的一項重要工作。在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在重慶繼續公開出版發行，并同國民黨的報刊檢查制度和其他壓迫手段進行堅決的斗爭。周恩來、董必武等為報刊寫了大量評論文章，并對如何做好報刊工作給予指導。這些報刊積極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宣傳抗日根據地軍民抗日斗爭的戰績和各項建設的成就，切實反映群眾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聲，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活動。南方局還在其他城市通過進步報刊和中間性報刊，鼓勵不同階層的群眾為堅持抗戰、民主、進步，在各自的崗位上作出努力。茅盾、張友漁、胡繩等一批進步文化人士轉移到香港后，南方局決定成立以廖承志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加強黨對進步文化工作的領導。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領導下，香港的黨組織和黨外進步人士合作，大力宣傳共產黨堅持抗戰的主張。1941年4月8日，香港《華商報》出版。5月17日，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也在香港復刊。這些報刊在海外華僑和國民黨統治區的群眾中，發揮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在國民黨當局嚴格的禁錮和封鎖下，進步報刊的時事政治宣傳遇到重重困難。周恩來號召文化界人士坐下來研究社會科學，并用研究的成果宣傳、教育群眾，占領文化陣地。那時出版的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用唯物史觀闡明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對于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有很大的啟迪作用。南方局還支持文化界開展多種多樣的活動，舉辦各種講座、講演會和報告會等，推動抗日民主運動和進步文化的發展。1941年3月，重慶大學商學院師生隆重慶祝因公開抨擊蔣介石的戰時經濟政策遭逮捕監禁的該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60壽辰。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聯名贈壽聯以作聲援，表示了對國民黨當局迫害進步人士的憤慨。5月29日，茅盾等九人聯名發表《我們對于國是的態度和主張》，揭露國民黨的對日妥協傾向和對文化事業的殘酷迫害。

南方局十分重視團結文藝界人士開展進步文藝活動。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有一大批進步文化人參加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活動。1941年，為了沖破國民黨對進步文藝的高壓政策，周恩來指導南方局文委在重慶發動一個戲劇演出運動。不少話劇團體相繼在重慶演出進步話劇，使沉寂的文化生活頓時活躍起來。郭沫若創作的《屈原》在重慶上演，更是轟動一時。在以后的幾年中，都舉行大規模的戲劇演出，上演劇目達200余個。南方局團結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導演和演員，培育了許多文藝新秀。演出活動還推廣到桂林、昆明、貴陽等地，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南方局還十分注意開展以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為主要對象的群眾工作，對人民群眾廣泛地進行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的教育。同時，關心群眾，服務群眾，開展一些關系群眾切身利益和民主權利的具體斗爭，并在工、農、青、婦中培養大批積極分子，為后來許多黨的外圍組織的建立和黨組織的發展，做了組織上的準備。

南方局根據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的具體斗爭環境，積極加強黨的地方組織建設，不斷提高黨的戰斗力。面對皖南事變后的險惡環境，南方局堅決貫徹隱蔽精干的方針。1941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要堅決執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把所有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務不注意的地方找職業，或是到抗日根據地，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各級領導機關切實把握短小精干的原則；在特務嚴密監視的部門中，不建立支部，黨員獨立活動；把黨和群眾工作的中心，盡可能地放在利用社會習慣、政府法令與合法組織方面，以密切同群眾的聯系。根據中央的指示，南方局和所屬地方組織及時展開撤退和疏散工作，各地黨組織迅速從半公開狀態轉到秘密狀態。10月24日，周恩來在南方局會議上強調：大后方黨的任務是建立秘密黨，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裝斗爭。10月27日，他又致電中共中央：“在大后方的黨，只能全力去執行中央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路線，而不能同時取得武裝斗爭路線。對此問題應有所取舍，即采取隱蔽組織而暫時舍棄武裝斗爭。”

1941年底，南方局在重慶紅巖召開會議。會上，周恩來提出要把西南的黨建設成為更加堅強、更能戰斗的黨。他指出，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工作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則：（一）要使黨員成為隱蔽的、堅強得力的、與群眾有聯系的、善于影響和推動群眾的干部。（二）要在主要的群眾集聚的單位建立起鞏固的一個乃至數個平行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作部門和機關保證有黨的組織或個人的聯系。（三）要使黨的領導機關有獨立領導的能力和自信。（四）要在思想上組織上鞏固黨。（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六）要做到凡有群眾的地方一定要進去工作。（七）要善于使上層工作與下層工作、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黨外的聯系與黨內的聯系相結合。會后，南方局提出國民黨統治區的黨員要實行“三勤”（勤業、勤學、勤交朋友）和“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要求黨員努力學習文化和科學知識，做好本職工作，廣泛地聯系群眾，取得廣大群眾的信任和尊重，使黨的工作在群眾中扎下根。南方局從所處的秘密環境出發，注意加強黨組織的政治思想建設，采取多種形式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強調愈是環境惡劣愈要嚴守黨的紀律，保持共產黨員的氣節，堅持共產主義的信念不動搖。

為了進一步鞏固黨的組織，避免國民黨的突然襲擊，代表中共中央負責管理大后方黨組織工作的陳云，于1941年12月寫了《大后方黨組織的徹底改組和擴大黨外的活動》一文。文章指出：大后方的黨應盡量縮小，真正成為既短小又精干能適應環境的組織。為此，必須讓不夠質量和只有退出才能保存的黨員大部分暫時退到黨外。同時，為增強黨在中上層社會中的力量，必須加強中上層分子的工作，適當吸收具備條件的少數人人黨。他還指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員成分基本上必須是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但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不僅可能而且應該吸收中上層社會出身或社會地位與中上層有聯系的分子入黨，只要他們不是投機分子，而是拋棄原有階級利益，決心為共產主義犧牲一切者。”吸收中上層人士入黨，既不能降低入黨條件，也不可將一切可能入黨者全數收入黨內。依據“黨內小黨外大”的原則，大多數進步的中上層人士應該暫時只作黨外共產主義者而不必入黨。這些方針同樣適用于敵占區城市的秘密黨組織。

經過南方局的艱苦工作，西南地區的黨員不僅絕大多數隱蔽下來，而且黨組織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更加堅強。

南方局長期戰斗在國民黨統治中心的重慶，是黨在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紅色堡壘。周恩來是南方局工作的主要領導者。1943年6月，他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七大籌備工作后，改由董必武主持南方局工作。南方局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團結和領導人民群眾同頑固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通過將近八年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全民族抗戰，推動抗戰時期民主運動的發展，提高共產黨在全國的威望及世界的影響，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南方局工作是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全部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南方局在抗戰時期的出色工作，不僅保存和發展了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和力量，在黨的周圍團結了更多的進步力量，而且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的形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