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

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附近開荒種菜

南泥灣大生產運動

加強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獨立堅持長期敵后抗戰的重要一環。沒有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要支援抗日戰爭、改善人民生活和鞏固抗日民主政權，都是不可能的。

全國抗戰初期，陜甘寧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的財政開支，相當一部分是國民政府頒發的軍餉和華僑、國際友人的捐贈。1938年，外援占邊區整個經濟收入的51．6％。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由于日軍作戰逐步轉向敵后戰場和國民黨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抗日根據地在財政經濟上日益困難。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出“自己動手”的號召。1941年，為克服經濟上的嚴重困難，中共中央再次強調走生產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學人員和人民群眾響應號召，掀起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首先是在陜甘寧邊區展開的。邊區政府專門成立生產委員會，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鼓勵生產，要求在原有基礎上擴大耕地面積，提高糧食產量，并號召種植經濟作物。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令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赴荒無人煙但土質肥沃、適于開墾的南泥灣。部隊在缺乏資金、工具的困難情況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一面開挖窯洞解決住宿問題，一面勘察開荒地區，學習耕作技術，制作生產工具。從旅長王震到公勤人員、隨軍家屬，人人動手開荒種地，使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與此同時，在延安的數萬名黨政軍學各方面人員，都投入到大生產的熱潮之中。部隊、機關、學校根據不同情況，擔負不同的生產任務。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帶頭參加生產勞動，經常利用休息時間開荒、種菜。周恩來、任弼時還參加中央直屬機關紡線比賽，被評為“紡線能手”。

軍隊和機關、學校所發展的自給經濟，是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它在其他歷史條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當時卻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完全必要的。軍隊不要發餉，完全由自己供給，這是一個創造，對于抗日民族解放事業有著重大的意義。

在大生產運動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視總結根據地財政經濟工作的經驗。毛澤東在1942年12月的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報告，后來又為中共中央起草《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黨內指示，并發表《組織起來》、《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等講話。他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方針作了系統的闡述。他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边@個總方針，闡明了經濟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財政與經濟的關系。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不僅要爭取人民的民主自由，而且要爭取人民的物質福利，爭取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財政情況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毛澤東強調，我們不但應該會干政治，會干軍事，會干文化，也應該會干經濟。如果我們樣樣能干，唯獨對于經濟無能，那我們就是一批無用的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于滅亡。

為了保證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的實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抗日根據地所處的具體環境(主要是以個體經濟為基礎的、被敵人分割的、進行游擊戰爭的農村)出發，制定了經濟建設的具體方針。主要有：第一，在各項生產事業中，實行以農業為主的農業、畜牧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和商業全面發展的方針。第二，在公私關系和軍民關系上，實行“公私兼顧”和“軍民兼顧”的方針。第三，在上下關系上，實行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第四，在生產和消費的關系上，實行努力生產，厲行節約的方針。第五，實行組織起來的方針。

毛澤東還指出，在發展經濟過程中，要反對兩種錯誤觀點：一方面，要反對那些只在財政上打算盤，不注意發展生產的保守觀點；另一方面，要反對那些空嚷發展經濟，不考慮根據地的客觀條件，盲目要求建設重工業，提出大軍工計劃等不切實際的觀點。在財政工作中，也要反對兩種錯誤觀點：既要反對不顧軍隊和政府的需要，不顧抗日戰爭的需要，片面強調減輕人民負擔的所謂施“仁政”觀點；又要反對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不顧人民的困難，不管人民生活的“竭澤而漁，誅求無已”的觀點。在財政經濟工作問題上，應該以90％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后以10％的精力從農民那里取得稅收。只有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戰。

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使陜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得到迅速發展，邊區軍民的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毛澤東指出，我們要“感謝”那些封鎖我們的人們，因為封鎖這件事，除了它的消極的壞處一方面之外，還產生了積極的一方面，那就是促使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而其結果居然達到了克服困難的目的，學得了經營經濟事業的經驗。

戰斗在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華南等地區的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軍民，也在“勞動與武力結合”、“戰斗與生產結合”的口號下，一面戰斗，一面生產，在十分艱苦的環境中，創造了開展大生產運動和進行經濟建設的多種形式。各根據地政府采取發放農貸(包括貸款、貸糧、貸種子)、支援牲畜、代制農具等措施，幫助群眾發展生產。各根據地還派出小股部隊，打擊敵人，掩護軍民生產。農忙時節，各部隊更是大力支援農民搶收搶種。在發展農業的同時，敵后各根據地還注意發展工業生產，建立小規模的各類工廠，制造槍彈、地雷、手榴彈等武器，生產衣被、毛毯、文具、紙張、肥皂等生活用品。

在發展經濟中，各根據地還注意運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農民群眾組織起來，如變工隊、扎工隊、互助組、合作社等。它們是在農民自愿互利的原則下，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即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其中，合作社是主要的形式，發展較快。除農業生產合作社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即綜合性合作社(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信用合作)、運輸合作社、手工業合作社。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和經濟建設，由于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和各項具體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農業生產和工商業都得到迅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也取得顯著成績。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經過幾年奮戰，使荒蕪的南泥灣根本改變面貌，因而成為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許多部隊實現了糧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給或部分自給。由于軍隊努力生產，增加收入，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1941年陜甘寧邊區農民交的公糧，占總收獲量的13．58％，1942年降為11．14％。大生產運動和經濟建設，為渡過嚴重困難，鞏固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支持敵后長期戰爭，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發揚了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積累了一些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經濟工作干部。正如毛澤東后來所指出的：大生產運動在保證物質生活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適時的抓住這個環節，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革命鏈條，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前進。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