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對于停止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起了積極的作用。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比較重要的會議。可長期以來，對于到底在什么地方召開中共的六屆三中全會的問題，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是在廬山舉行的。主要因為向忠發在中共的六屆三中全會所作的《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向忠發在報告中的確是這樣說的：“我們能夠在這帝國主義買辦資本家地主官僚想來‘安心’避暑的廬山，來開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這是有極大意義的。”

其實，根據當年與會者異口同聲的回答，可以毫無疑問的確定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是在上海召開的。既然如此，為什么向忠發報告中卻說是在廬山召開的呢？這種說法是在秘密環境下，為了迷惑敵人，掩護會議進行，保證代表安全的一種策略。會議中間為了防止以后會議文件落入敵人手里，引起不必要的意外，會議記錄同時還把向忠發的報告寫成特生報告，把周恩來的報告寫成少山報告，把李立三發言寫成柏山發言，把瞿秋白作的結論寫成之夫結論。在向忠發的報告中，為了轉移敵人的視線，故意把在上海召開的會議說成是在廬山召開。可是，他在報告中也露出了一些口風，當說到:“只看今年在廬山避暑的大人物和豪商紳士,已經沒有當年那樣‘安心’了，天氣還沒十分涼快，就趕緊逃回租界去了！”時，引起了全場大笑。試想，大家正坐在上海的會場里開會，報告人卻大講在廬山開會，怎能不引起全場與會者大笑呢。向忠發報告中就有這個“全場大笑”的記載。這個記載就是對廬山開會說法的否定。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落到了國民黨手里，他們看到了“特生報告”后，就相信了在廬山開會的說法。

可見，說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廬山舉行其實是種策略，在當時是必要的，的確起到了迷惑敵人，保護自己的作用。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