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將軍紀念碑

在中國人民抗戰最困難的年代，日本侵略者方面的困難和矛盾也在加劇。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加緊奴役和掠奪中國人民，使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銳。淪陷區的各階級、階層民眾無法忍受日本殖民統治下奴隸般的生活，許多人對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寄予很大的希望，給予種種幫助和支持。這種情況有利于中國共產黨在淪陷區開展工作。而日軍占據的地方越多，兵力也就越分散，后方也越空虛。長期作戰，使日軍看不到在中國結束戰爭的希望，特別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擴大，日軍士氣越來越低落。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發揚自己的軍事、政治優勢，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領導敵后軍民同日軍進行了殊死的搏斗。

1941年底，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先后發出關于抗日根據地工作和軍事建設的指示，規定在新形勢下對敵斗爭的方針，是更廣泛地開展群眾性的人民游擊戰爭。中央軍委11月7日的指示強調：“敵寇對我抗日根據地的殘酷‘掃蕩’，我軍人力、物力、財力及地區之消耗，使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敵我斗爭，進入新的更激烈的階段。”“在這一新階段中，我根據地軍事建設，必須適合新的客觀環境。每個根據地的軍事機構均應包含三部分：(甲)主力軍，(乙)地方軍，(丙)人民武裝(即不脫離生產的自衛隊及民兵)。”根據地的軍事建設應以鞏固和擴大地方軍、人民武裝為中心，主力軍采取適當的精兵主義。主力軍和地方軍數量上的比例，山岳地區一般是二比一；平原地區一般是一比一；在某些最困難的地區，取消主力軍和地方軍的區別，使全部武裝地方化。人民武裝應當占群眾中青壯年的大多數。

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各部隊相繼進行精簡整編，實行主力兵團地方化，并抽調大批精干人員充實到區、縣，普遍加強人民武裝建設。各抗日根據地的青壯年男女，都在自愿的和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成民兵、抗日人民自衛軍，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主力軍、地方軍和人民武裝三位一體的人民戰爭的軍事體制。在這一體制下，主力兵團隨時執行超地方的作戰任務，地方兵團在一定地區內擔任分散的游擊戰任務，民兵、自衛軍以廣泛的游擊戰打擊敵人，保衛家鄉。這樣就形成三者間各有分工、相互配合的強大的戰斗力量，使游擊戰爭得以空前廣泛地開展起來。

面對日、偽軍的殘酷“掃蕩”和“蠶食”，敵后軍民展開了艱苦的反“掃蕩”、反“蠶食”斗爭。

各部隊加強敵情偵察，及時掌握敵人動態，廣泛進行政治動員，大量制造和儲備手榴彈、地雷等戰斗武器，從思想、物資等方面做好反“掃蕩”的準備。在獲悉日、偽軍即將出動“掃蕩”根據地時，迅速組織廣大群眾空室清野，安全轉移人、畜，藏好衣物和糧食，封閉水井，使敵軍進入根據地后，沒有飯吃，沒有水喝，沒有人帶路，沒有消息來源，成為饑渴之軍，盲聾之軍。在日、偽軍開始進行“掃蕩”時，根據地軍民以我之分散，對付敵之集中。主力部隊除留下一部分兵力幫助地方武裝和民兵自衛軍堅持內線斗爭，牽制、迷惑和殺傷敵人外，大部分部隊機動靈活地轉移到外線，或者打擊敵人的薄弱據點，破壞交通，斬斷其歸路；或者擇地隱蔽，伺機而動，配合內線襲擊敵人；同時，組織鄰區軍民對各自地區的敵軍展開攻擊，吸引外出“掃蕩”的敵軍回援，以策應被“掃蕩”地區軍民的斗爭。在日、偽軍轉為分區“清剿”、兵力分散時，又以我之集中，對敵之分散。抗日根據地的主力部隊、地方武裝和民兵自衛隊密切配合，集中優勢兵力攻擊敵軍的薄弱部分，速戰速決，加以消滅或予以重大殺傷。在日、偽軍被迫撤退時，又以伏擊、側擊等多種手段追殲敵人，并乘機拔除敵人的殘留據點，恢復和發展根據地。在戰斗中，廣大群眾積極參加戰勤工作，運輸糧食、彈藥和搶救傷員。

1941年秋，日、偽軍7萬余人多路出動，對晉察冀根據地北岳、平西地區進行“掃蕩”，企圖對邊區黨政軍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進行“鐵壁合圍”。邊區部隊留一部兵力同民兵結合，在內線遲滯、消耗敵人，邊區黨政軍領導機關迅速轉移到安全地區，主力部隊則按計劃進到鐵路沿線和日、偽軍的側后，打擊敵人，使“掃蕩”之敵連連撲空，疲于奔命。在日、偽軍轉入分區“清剿”后，抗日軍民又內外線策應，頻頻打擊敵人。在此期間，晉西北、太行、太岳、冀南、冀中等區軍民也積極對各自的當面之敵發動攻擊，配合北岳和平西軍民的反“掃蕩”斗爭。9月末，日、偽軍被迫撤退，晉察冀軍民迅速集中力量乘機開展襲擊、伏擊和追擊作戰，有力地打擊了敵人。這次反“掃蕩”作戰，歷時兩個多月，作戰800余次，殲敵5500余人，粉碎了日軍摧毀北岳、平西抗日根據地的企圖。

1941年10月，“掃蕩”太岳根據地的日、偽軍企圖在沁源建立所謂“山岳剿共實驗區”。沁源抗日軍民以主力部隊、地方武裝、民兵和群眾相結合，組成13個游擊集團，對敵人進行反圍困斗爭。他們在以沁源城為中心的主要道路兩旁，組織20多個村鎮3200多戶1.6萬人轉移，對敵實施斷糧、斷水、斷交通。經過較長時間的圍困，迫使日、偽軍不得不退出抗日根據地。

在反“掃蕩”的斗爭實踐中，敵后軍民創造了很多極為有效的殲敵方法，發展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如在華中的水網地帶，軍民利用河湖港汊廣泛展開水上游擊戰。在華北的平原和山區，廣大軍民創造了地道戰、地雷戰和麻雀戰等戰法。平原地區的抗日軍民，在一家一戶挖的土洞、地窖的基礎上，建成戶戶相通，村村相連，能打、能藏、能機動轉移的巨大地道體系。有些地區還把發展地道同改造地形和村落結合起來，構成房頂、地面、地道三層交叉火網，形成立體作戰陣地，人自為戰，村自為戰，有效地打擊敵人，保存自己。華北敵后的廣大群眾，還就地取材，大量制造各式各樣的地雷，展開靈活多樣的地雷戰。有時在村內外埋設地雷，炸得來犯之敵血肉橫飛，使得其余敵人不敢貿然進村入戶進行劫掠；有時把地雷埋到日軍碉堡旁邊，炸得敵人心驚膽戰，防不勝防。

1942年5月1日，日軍出動5萬余人，700余輛汽車和大量坦克、飛機，由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親自指揮，開始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拉網”式的大“掃蕩”。日軍在占領區筑碉堡1753個，修鐵路、公路約8300多公里，挖封鎖溝、筑封鎖墻4186公里，把冀中抗日根據地分割成2670個小塊。日軍這次大規模“掃蕩”給冀中抗日部隊、地方干部和人民群眾造成慘重的傷亡。中共冀中區委和冀中軍區領導軍民堅壁清野，并利用四通八達的地道網，頑強地同敵人展開反“掃蕩”斗爭。冀中八路軍大部主力轉向敵人側后，乘虛襲擊敵人據點和交通線，策應內線斗爭；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裝，帶領各地游擊小組，高度分散，堅持內線斗爭。抗日軍民生死與共，依托村落，以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作戰方式，頑強地戰斗。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斗爭，共作戰270余次，斃傷日、偽軍1萬余人，保存了主力和地方武裝的大部，使日軍消滅冀中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的企圖破產。

敵后軍民還在游擊區開展了激烈的反“蠶食”斗爭。1941年6月9日，中共中央軍委在《關于冀南平原對敵斗爭的指示》中指出：“敵在冀南之蠶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縮小我之活動地區，擴大其占領地，若不予以擊破，則我在平原將困難立足。擊破這種政策的中心環節，在于有正確的政策，主要應從政治上著手，而不能只是軍事進攻，或以軍事進攻為主。”指示強調，對被“蠶食”的地區，應多采取革命的兩面政策，一方面加強對偽軍、偽政權組織的工作，引導其在適當范圍內為我服務；另一方面，抗日團體及政權組織應采取隱蔽的方式，注意保存自己。遵照這一指示，敵后軍民緊密結合，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廣泛深入地開展反“蠶食”斗爭。他們在對死心塌地的漢奸進行堅決鎮壓的同時，盡量做爭取偽軍、偽政權組織成員的工作。對俘獲的偽軍官兵，一般在教育后予以釋放，以促使他們反正。當敵軍向游擊區“蠶食”推進時，以主力部隊、游擊隊和民兵密切配合，乘敵人立足未穩給予堅決打擊，斬斷敵人“蠶食”的魔爪。當敵人在游擊區建立據點、碉堡時，根據地軍民密切協作，以坑道爆炸和地面游擊相結合，對敵進行圍困，使其斷糧、斷水，難于立足；在有利時機，則集中優勢兵力，進行交通破襲戰，堅決拔除敵軍據點。1941年5月上旬，冀南軍民7萬余人展開五晝夜大破襲，一舉切斷了敵人的主要交通運輸線。7月中旬至8月底，冀中軍民乘“青紗帳”時期，破壞公路、鐵路共150多公里，攻克敵據點、碉堡多處，打開了青縣、大城、任丘、高陽等地區的局面。在反“蠶食”斗爭中，山東的八路軍提出“翻邊戰術”，即敵打進我這里來，我打到敵那里去，有力地打擊了敵人。

在敵后抗戰最困難的時期，為了爭取對敵斗爭的主動權，抗日根據地軍民實行“敵進我進”，“把敵人擠出去”等軍事斗爭方針，同日、偽軍展開激烈的地區爭奪。中共中央北方局、華北軍分會要求主力部隊必須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兵力分散到邊緣地區，與黨政機關密切配合，開展游擊活動，及時有效地打擊敵人的“蠶食”推進。根據地軍民為深入到敵人的心臟地區活動，創造了武裝工作隊(簡稱武工隊)這種新的斗爭方式。武工隊是軍隊、政府和人民相結合的精干的戰斗組織，成員包括軍隊干部戰士、根據地政府工作人員及對敵工作干部等。每個隊員既能打仗，又能獨立進行各項宣傳和動員群眾工作。他們深入到敵占區和接敵區，以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相結合，公開斗爭與隱蔽斗爭相結合，廣泛宣傳群眾，揭露敵人，搜集情報，鋤奸反特，破壞日、偽統治秩序，爭取和瓦解偽軍、偽政權組織，發展秘密武裝，直至建立兩面政權。通過這些工作，在敵占區和接敵區形成了“隱蔽根據地”，把敵人統治的心臟地區變成打擊敵人的前沿陣地，使日軍的所謂“治安區”不得安寧。建立武工隊，是堅持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一個新創造。它對逐步扭轉敵后抗戰的困難局面，改變敵強我弱的形勢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敵后軍民艱苦抗戰中，涌現出成千上萬的民族英雄。1941年8月27日，偽軍包圍冀中獻縣東辛莊，采用拷打和屠殺的辦法，威逼群眾交出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的母親。許多人被打得死去活來，仍守口如瓶，當場數人被殺。馬母見情不忍，挺身而出。敵人對她威脅利誘，要她寫信勸兒子投降。馬母痛斥敵人說：“我是中國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堅貞不屈，最后絕食而死。9月25日，八路軍戰士馬寶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學義、葛振林在敵3500余人進攻時，為了掩護四個縣的黨政領導機關和群眾的轉移，主動把敵人吸引到懸崖絕壁，據險抵抗，斃傷敵90余人。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彈后，他們毅然跳崖，被譽為“狼牙山五壯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駐遼縣的八路軍總部遭到敵人合圍的緊急情況下，不顧個人安危指揮部隊突圍，不幸中彈，壯烈殉國。同年冬，日軍對魯中根據地進行“掃蕩”，山東軍區特務營奉命掩護軍區機關和群眾突圍，先后斃傷敵軍600余人。全營最后只剩14名戰士，被敵人壓縮在對崮山東端，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跳崖殉國。晉察冀邊區民兵爆炸英雄李勇領導的游擊小組，以步槍結合地雷作戰，創造了斃傷日、偽軍364名、炸毀汽車25輛的戰果。日軍“掃蕩”冀中深縣王家鋪子時，群眾為掩護子弟兵表現了崇高的革命氣節。日軍逼迫被抓的20多人說出八路軍藏在哪里，殺一個不說，又殺一個還是不說，連續殺了14人，群眾仍然沒有吐露一個字。河北省平山縣擁軍模范戎冠秀，在反“掃蕩”戰斗中，不避艱險，奮不顧身地安置救護傷員，被譽為“子弟兵的母親”。這些英雄人物獻身于民族解放事業，表現出中華兒女不畏強暴、反抗侵略的偉大民族精神。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