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基本上依據1941年1月制定的《對華長期作戰指導綱要》，以確保占領地區為主，使這些地區成為支持其擴大侵略戰爭的基地。同時，通過政治誘降和有限的軍事進攻，力圖迫使重慶國民黨政府屈服，盡快結束在中國戰場的戰爭，以擺脫其多面作戰、在戰略上極為被動的局面。

1941年至1942年，日軍對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發動了一些進攻戰役，如豫南戰役、贛北上高戰役、晉南中條山戰役、長沙戰役、浙贛戰役等。國民黨軍隊對日軍的進攻進行抵抗，有些戰役還取得了局部勝利，但有些戰役由于指揮不當、作戰不力，部隊遭到很大損失。1942年初，中國政府組成遠征軍進入緬甸，為保衛滇緬公路和支援盟軍，在異國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戰斗，取得了仁安羌大捷等作戰的重大勝利。中國遠征軍第五軍第二O O師師長戴安瀾奉命率部在緬甸東瓜與敵血戰10余天，殲敵5000余人。戴安瀾后在與敵遭遇戰中親赴第一線指揮，不幸身負重傷，光榮殉國。中國軍隊廣大愛國官兵的英勇作戰，抑制了日軍的進攻，堅持了正面戰場的抗戰。但是，國民黨統治集團對于抗戰的總方針是保存實力，消極防御，等待勝利。特別是在美、英等國參戰后，以為只要依賴美、英盟軍的作戰，國民黨軍隊不必做多少努力，就可以坐享抗日的成功。因此，在正面戰場上極少采取主動的軍事行動。國民黨政府竭力爭取盟國的經濟、軍事援助，主要不是用來準備對日反攻，而是用來擴充實力，以對付共產黨。它利用偏安西南地區的時機，加強了對各階層人民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掠奪。一大批國民黨軍政要員在“曲線救國”的口號下，相繼投敵。投降日本的國民黨軍隊成為偽軍后，同日軍配合，包圍和進攻抗日根據地。在一些地區形成日軍、偽軍、國民黨軍三方夾擊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力量的嚴峻局面。

在此期間，國民黨頑固派企圖消滅共產黨的決心絲毫沒有改變。他們集中更多的力量用來限制、削弱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1940年冬，國民黨政府不僅完全停發八路軍的薪餉、彈藥和被服等物資，而且調動幾十萬軍隊對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揚言“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斷絕對邊區的一切外來援助。

在國民黨統治區，特務大肆搜捕和殺害共產黨人，破壞共產黨組織，殘酷鎮壓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動。1941年1月20日至23日，八路軍駐廣西桂林、廣東韶關辦事處被迫撤銷；貴陽交通站被封閉；中共鄂西特委遭到嚴重破壞，400多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閩西特委和龍巖、永定縣委機關遭國民黨軍隊2000余人襲擊，干部和群眾700余人被逮捕，200余人被殺害。2月，國民黨封閉了著名進步人士鄒韜奮主持的生活書店成都、昆明、貴陽等分店，逮捕了貴陽分店全體職工。在桂林、重慶出版的《救亡日報》、《國民公論》等數十種進步報刊，先后被禁止發行或被迫停刊。共產黨的黨報《新華日報》、黨刊《群眾》，也受到限制和壓迫，文稿經常被刪、被扣。1942年3月，國民黨政府公布《國家總動員法》，不顧抗戰、團結的需要，對人民的言論、出版、著作、通訊、集會、結社等自由，加以無理的限制。5月27日，國民黨特務破壞中共粵北省委，逮捕省委書記。5月30日，逮捕正在廣東曲江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領導人廖承志。7月，駐桂林的中共廣西工委機關被破壞。國民黨特務活動的橫行，使共產黨的大后方組織遭到嚴重打擊和破壞。據統計，1941年黨員人數同1940年比較，川康特委由3000余人減到1400余人；川東特委由3000人左右減到1900余人；鄂西特委由1900余人減到1300余人。其他一些地方的黨員數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減少。中國共產黨在大后方的工作遇到許多困難。

從1941年起，敵后戰場的狀況也發生了變化。日軍用很大的力量在其占領區進行所謂“治安建設”，將共產黨和抗日根據地的人民武裝作為主要的進攻對象，企圖在一定期限內通過反復的“掃蕩”、“清鄉，，加以消滅。1942年，日軍用于華北、華中的軍隊有55萬余人，其中用于鞏固占領區的約有33．2萬人。這使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承受著巨大的軍事壓力。同時，經過幾年的經營，偽政權、偽軍警及各種漢奸特務組織已經在淪陷區建立起來，形成比較嚴密的日偽法西斯統治；大量的封鎖線和軍事據點的建成，使日軍在軍事上的地位也有所增強。這時的敵后形勢，已進入敵我雙方依托相當鞏固的陣地，進行持久爭奪戰的局面。日本侵略者還吸取過去的教訓，把單純的軍事占領擴大為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統治。為此，在華北、華中等地大規模地推行以“總力戰”方針為指導的“治安強化運動”和“清鄉運動”。

日本侵略者將華北劃分為“治安區”(即淪陷區)、“準治安區”(即游擊區)和“未治安區”(即抗日根據地)，并對三種地區分別采取不同的侵略手段。對淪陷區，普遍加強漢奸偽組織的力量，強化基層的保甲制度，擴大警察特務組織，對一切抗日活動嚴加鎮壓；大肆掠奪、控制和禁運經濟物資，加緊對中國人民的征斂搜刮；廣泛進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騙，等等。對游擊區，主要采取“蠶食”手段，通過大量修筑公路網、碉堡群、封鎖溝墻，隔斷游擊區和根據地的聯系，隨著軍事推進，逐步扶持日偽組織，將在淪陷區的一套做法逐步在這些地區推行。對抗日根據地，則以軍事“掃蕩”為主，實行毀滅性的打擊政策。

從1941年到1942年，日軍在華北連續五次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萬人的，達132次之多；萬人以上至7萬人的27次。有時對一個地區的“掃蕩”時間達三四個月之久。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瘋狂地搶奪人民群眾的糧食、牲畜，燒毀房屋，制造無人區，使根據地人畜不留，廬舍為墟。1941年1月下旬，日軍“掃蕩”冀東豐潤的潘家峪，屠殺群眾1230余人，燒毀房屋千余間，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潘家峪慘案。1942年5月，日軍在對冀中區的大“掃蕩”中，殘殺傷害和抓走群眾5萬多人，還滅絕人性施放毒氣，毒死定縣北疃村地道里的抗日軍民800多人。1942年8月，日軍集中4．6萬余兵力把冀東抗日根據地分割成20余塊，進行分區“清剿”。日軍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古北口的長城沿線，制造了東西長350余公里，南北寬40余公里的無人區，實行“集家并村”，拆毀房屋、燒毀村莊，將群眾趕進“人圈”即“集團部落”，凡拒絕者一律抓捕或殺害。“人圈”周圍挖有又寬又深的壕溝，圍墻高約三至五米，村民住在茅草搭成的窩棚里，吃糠咽菜，衣不蔽體，許多人死于饑寒和瘟疫。“人圈”外，大片田園荒蕪。日軍在華中分時期、分地區反復進行“清剿”，名之為“清鄉運動”。日軍與汪精衛的偽軍相配合，從軍事“清鄉”、政治“清鄉”到經濟、思想等方面的“清鄉”，企圖摧毀長江下游一帶共產黨和新四軍等抗日力量，實現完全的殖民地化。

這期間，日本對華北、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掃蕩”、“清鄉”，所用兵力之多，次數之頻繁，手段之殘暴，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都是罕見的。由于日軍的殘酷進攻，加上華北連年的自然災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出現嚴重的困難局面。主要表現在：軍事上戰斗頻繁，傷亡重，部隊減員多，干部犧牲很大。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減為約40萬人。華北平原地區(主要產糧區)相繼由根據地變成游擊區。一些抗日民主政權被摧毀，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口由1億減少到5000萬以下。根據地的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財政經濟情況極端困難。有些地方抗日軍民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用，沒有菜吃，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

面對敵后抗戰的嚴重困難局面，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人民沒有被難倒。中國共產黨認為，人民群眾是戰爭舞臺的真正主角，是打不破的銅墻鐵壁。抗日民主根據地聚集的是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壓不垮的中華民族的中堅力量。中共中央具體地分析存在著的困難方面和有利方面，強調在新的殘酷的斗爭中，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發動群眾，依靠廣大根據地軍民，正確處理各抗日階級、階層之間的關系，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戰勝困難，爭取勝利。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