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1］這段話為我們研究國史、黨史提供了科學的指導，要求我們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本質聯系和重大區別。

一、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本質聯系

（一）主線一脈相承

新中國成立60多年的歷史，波瀾壯闊，又曲折復雜，但主線是一條，即這60多年歷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把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歷史。

這里的關鍵詞，一是“結合”，二是“探索”，三是“逐步形成”，其中最重要是“探索”二字。在探索過程中，我們犯過錯誤，但不是為個人私利；我們努力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但有時沒有結合好，主要原因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的不完整理解，脫離了國情，導致錯誤發生。經過挫折，我們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總結經驗教訓，正確認識國情，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終于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找到一條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總之，我們一直在探索適合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總結正反經驗，直至找到一條正確道路。這就是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后60多年歷史的一條主線。

主線，作為貫穿一個時期的紅線，在各階段呈現的面貌和表現的特點會有不同，包括在有的階段犯了錯誤、遭受挫折，但總方向、總目標一以貫之。

對主線做這一概括，有以下依據：

一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第6條對新中國成立后32年（1949～1981年）歷史的基本評價，即這32年，“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2］。從中，我們體會到觀察歷史的眼光和方法：盡管這32年中，有曲折，有錯誤，甚至有“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但對這段歷史的總體評價是這樣。這就是站在高處對一段歷史進行總體評價，所應具有的歷史眼光和應把握的方法論原則。

二是鄧小平說的：“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3］

三是2006年6月30日，胡錦濤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總體評價，即我們黨在85年歷程中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經28年艱苦斗爭，領導人民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第二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第三件，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幅度提高了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辟了廣闊前景。胡錦濤指出：“這三件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決定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在世界上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4］這三件大事，是對迄今90多年黨史的一個總概括。

以上所述中央對這段歷史的總體評價至今沒有改變過。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經歷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5］

這說明，前后兩個30年，從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這條主線來講，是一個整體，一脈相承。區別在于，前30年的探索出現失誤，沒能成功找到一條正確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但就“致力于探索”這點而言，兩段歷史一脈相承，而且前段探索為后段探索提供了有益借鑒——包括經驗也包括教訓。

（二）前30年奠定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必要的物質基礎

前30年的探索，特別是1957年以后，雖然發生了很多失誤，但仍取得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建設的偉大成就，為中國以后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所說，“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6］這段話，既是對毛澤東和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艱辛探索及整個這段歷史時期的客觀、公正、全面的評價，也指明了這段時期的成就對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奠基作用。這樣的奠基，也是兩段歷史重要的本質聯系之一。

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毛澤東時代奠定的。概括講，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的核心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同時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些基本政治制度延續至今，已為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前30年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為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其中包括提出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經濟戰略思想，不但對當時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如提出突破“蘇聯模式”，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創造性地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提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和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提出“四化”宏偉目標；提出打破封鎖，爭取外援；提出過一些改革經濟體制的思想；等等。

在經濟方面確實取得了實實在在的巨大成就。1956～1966年，是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我們雖有許多失誤，但總體看沒有放松生產，特別是1961～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經濟有較大發展。一個標志性的偉大成績，就是中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初具規模。從數量看，10年共建成530多個大中型項目，新建或擴建了大批重要企業，這意味著工業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從質量看，新興工業部門迅速成長，新產品、新品種不斷涌現，特別是電子、石化、原子能、導彈等新興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修配到制造，從仿制到自行設計，逐步發展起來。從布局看，除原有沿海工業基地外，廣大內地和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許多從來沒有工業的地方，辦起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建成一批新的工業基地。

總之，這短短10年中，取得的成就雖是初步的，卻是寶貴的，為之后的經濟建設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正如《歷史決議》對這10年的結論：“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2］(p��22)

在1966～1976年間，盡管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巨大挫折，但在全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2］(p��36)

綜上，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的不懈努力和艱辛探索，使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都有很大發展，為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必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打破了美、蘇核壟斷，提高了國防能力，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是中國大國地位的重要標志，是中國人民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保證。

（三）前30年提出過一些有重要意義的創新思想

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毛澤東大膽提出一些富有創見的思想，有些雖未實行，但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1．提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概念從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到三大改造完成后的一段時間，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有了一定認識，多次講建成社會主義15年只能打個基礎，真正建成要50～100年。在后來糾正“大躍進”錯誤時，毛澤東經過深入思考，提出中國正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并說從“不發達”到“比較發達”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2．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有突破性認識“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是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恩格斯曾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7］。這是以建立在高度發達生產力基礎上的全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為前提的。而后繼的社會主義者往往只注意到馬恩的結論而忽略了他們說的前提，是一種不完整的理解。毛澤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已形成傳統的“社會主義消除商品經濟”觀念提出異議。他的觀點總的來說是，發展商品生產，限制商品生產的消極作用，并提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8］。毛澤東的這些觀點是正確的，可惜沒能很好地貫徹到實踐中，相反在晚年他又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只能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倒退。這是由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不可能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樊籬。他在商品經濟問題上的思考，達到了歷史條件允許的高度，但也就止于歷史規定的限度。所以，這些正確思想在以后非但沒能堅持反而有所反復，也是不奇怪的，但他畢竟提出過這些有突破性的見解，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有一定開創意義。

3．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在所有制結構問題上，毛澤東的確是想建立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讓資本主義絕種”，“讓小生產絕種”。但在現實生活啟示下，他改變了這種設想，在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談話中他提出，對于我國的自由市場，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開私營工廠，可以開投資公司，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他把這稱作“新經濟政策”，認為這應實行相當長一個時期。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頁。雖然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他這個認識沒深入展開也沒付諸實踐，但畢竟已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設想。

4．創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蘇共肅反擴大化引發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引起我黨高度重視。毛澤東對現實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提出一個課題：社會主義社會是否真的沒有矛盾？如有，怎樣解決？他適應歷史發展的需求，深入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形成系統的理論。主要觀點是：第一，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正是矛盾推動社會發展。第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第三，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劃分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第四，毛澤東闡明了兩類矛盾的不同解決方法，由此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及一系列方針。此外，他還提出兩類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轉化，應該創造主客觀條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轉化。這些重要觀點，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創造。遺憾的是，此后發生的“左”的錯誤，使這一正確理論提出的許多重要思想和原則沒能很好貫徹：實際工作中大量混淆兩類矛盾，即使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也有許多未能正確處理。這又從反面證明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特別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極端重要性。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這一科學論斷，對社會主義改革與發展問題的探索是一個很大貢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革理論與此是一脈相承的。

總之，毛澤東對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浸透著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思考，既包含著他的失誤，更包含著他的貢獻。這些正反兩方面經驗是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和直接的思想理論準備。

（四）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奠基

新中國成立后頭30年，除“文革”10年外，有些精神文明成果值得總結。在戰勝經濟困難的過程中，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號召，對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也激勵了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一代的革命熱情，樹立了社會主義新風。在這種良好社會風氣影響下，大批先進英雄人物成長起來，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以及對其他先進英雄人物如焦裕祿、王進喜、歐陽海、王杰等人的事跡和南京路上好八連先進典型的宣傳、學習，在群眾中產生強烈反響。為人民服務、公而忘私、樂于助人、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等美德深入人心，成為全民崇尚的行為準則。此外，黨在這個時期開展的一些學習、教育活動，雖然由于“左”的影響而帶來不良后果，但不能否認這些思想政治工作對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密切聯系群眾，起了很好的作用。廣大黨員干部，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水平有所提高，組織觀念增強，堅定了社會主義方向和共產主義信念，多數能夠做到廉潔奉公，遵紀守法，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愛戴。好的黨風又帶動整個社會形成良好風尚。這個時期還出版了大批優秀文學作品，塑造了許多優秀的典型藝術形象，這也是整個社會精神狀態的反映。

比如，鄧小平曾多次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那個時候，黨和群眾心連心，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比較高，社會風尚好，廣大干部群眾精神振作。所以，盡管遇到困難，還是能夠比較順利地渡過。經濟上發生過問題，但總的說還是有發展。”“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來，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社會秩序很好。總之，建國后十七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面還是對的。”［3］(pp��302,296)鄧小平對這段時期政治局面、經濟發展、社會風尚的基本評價，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回顧建國頭30年這段歷史，盡管有嚴重失誤，但成績巨大，我國從貧窮的農業國變成初步工業化的強國。胡錦濤在1999年紀念五四運動8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談到這段歷史說：“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封鎖和武力威脅，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迅速醫治了戰爭創傷，創造性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和具有世界意義的社會變革。在積極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過程中，我們遇到過不少困難，也發生過嚴重的失誤。但是，黨和人民同甘共苦，團結奮斗，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我國就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為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和文化基礎，這在世界的發展史上是罕見的。”［9］

這段論述，客觀而準確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艱難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為現代化建設做出的寶貴貢獻，及其對于今天的重要奠基作用。

二、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重大區別

兩個歷史時期的重大區別，就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認識的差異。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以往正反經驗，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新的實踐，創造性地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以往失誤的糾正。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30年，我們失誤的根本原因，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不太清楚，脫離了國情實際，也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致使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遭到嚴重挫折。所犯錯誤主要有三：經濟建設急于求成，所有制結構急于求純，階級斗爭擴大化。對這些失誤原因，要做正確分析，總結教訓，避免重演，起到資政育人的作用。

經濟建設急于求成（主要是“大躍進”）的原因一是從客觀講，我們當時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壓力太大，急于趕上，導致急于求成。二是從主觀講，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不足，加上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過分夸大主觀意志的作用，因而在速度問題上缺乏冷靜頭腦和正確指導。三是認為當時具備了高速度條件。一個條件是，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毛澤東認為，建設速度也應當適當加快。另一個條件是，可利用當時出現的“國際休戰時間”加快建設。1955年4月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和4～7月舉行的日內瓦會議，是兩個重要的國際會議，增強了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力量。黨中央分析認為，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應當利用這10～12年的和平時期加快經濟建設，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四是錯誤地把加快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與階級斗爭聯系在一起，這是“大躍進”能發動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有制急于求純，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搞“一大二公”、刮“共產風”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超越階段，即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國情做出的基本判斷，是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極大飛躍。但在此前，我們沒有這個認識，所以容易在理論和實踐中超越階段。超越階段的具體原因：一是實踐經驗不足，思想準備也不足，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的認識還很不夠。如前所述，毛澤東曾提出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應該重視商品經濟等正確思想，但未能堅持，也未能付諸實踐。二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認識不足。特別是對于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艱巨認識不是特別充分，這是造成許多失誤，也是造成所有制問題上超越階段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重要理論有些不完整的理解。比如所有制結構急于求純，與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于“社會主義是全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這一結論，理解不完整有關，一度忽略了馬恩當時概括的這一社會主義基本特征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聯系，所以希望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情況下建立起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就違反了規律，不能不對生產力發展造成消極影響。

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原因1957年以后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發生的失誤，有理論上的失誤，有國際環境的影響，有制度方面的問題。在理論認識上，一是把階級斗爭存在的范圍擴大，二是把階級斗爭的作用夸大，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為此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在國際環境方面，例如1956年，毛澤東從蘇共二十大、國際反蘇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總結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沒肅清，現在自食其果，火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所以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由此看出當時的國際環境對“以階級斗爭為綱”認識形成的影響。在制度方面，一些制度不健全（這也是一種時代、環境的客觀因素），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為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提供了一定條件。這也是許多失誤發生且不能及時糾正的重要原因。

總之，對我們發生過的錯誤，要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即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去觀察和衡量，著重分析歷史背景，而不應該著重個人責任，尤其不能著重從個人品格、個人恩怨找原因。這樣分析犯錯誤的原因，才能比較客觀、公允、準確、全面。

三、改革開放新時期對錯誤的糾正

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的歷史大背景是，國內“文革”剛結束，百廢待興；國際上，社會主義實踐出現嚴重曲折，世界資本主義發生許多變化，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也在眾多領域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在這種國內外形勢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帶領全黨認真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解決實踐中不斷涌現的新問題，同時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社會主義實踐出現的嚴重曲折進行深入思考。思考就集中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這是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產生的深刻歷史背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科學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包括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戰略構想等方面。鄧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講了許多馬恩列斯毛沒有說過的“新話”，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上實現突破，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他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第一次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第一次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主題的理論，第一次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理論，等等，從而逐步找到了一條“適合于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正確的理論指導。這是我黨思想理論上的重大成果，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巨大飛躍。

在改革開放之初，我認為最重大、最根本的突破有三個理論，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論。這三大理論，不僅是總結我黨以往經驗教訓的結晶，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當時，最大的實事求是，就是弄清國情；而國情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社會處在什么歷史階段。這成為確立合乎中國實際的發展戰略的出發點。鄧小平總結1957年后的失誤時多次說：“總起來說，第一，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3］(p��312)我們最大的錯誤之一，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見，鄧小平認為，超越階段，是我們以往犯錯誤的最主要教訓。所以，他在1981年主持起草的《歷史決議》中就明確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2］(p��61)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科學概念在黨的決議中第一次提出。

之后，在黨的十二大報告和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都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加以重申，并對初級階段的主要經濟特征等問題作過闡述。1987年8月，鄧小平在談到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三大的歷史地位時第一次明確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10］黨的十三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作了全面、系統的論述，并以此為依據明確概括和全面闡述了黨的基本路線，提出了經濟建設發展的戰略和改革開放的原則等。此后，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決議著重強調了初級階段的長期性。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為我們黨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從而保證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而這一認識，是在吸取前30年失誤的教訓中獲得的。正如中共十五大報告深刻闡述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中出現失誤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務和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階段的錯誤觀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拋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錯誤主張。”［11］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

初級階段的歷史定位，帶來一系列理論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市場經濟的理論問題。初級階段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有密切關系。

隨著改革的深化，能否實行市場經濟成為改革能否深入的核心問題。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確立，恰恰為人們在這個問題上解放思想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人們開始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在總結實踐新經驗和理論新成果的基礎上，以極大的政治的、理論的勇氣果斷提出，改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創立，同其他理論的創立一樣，是個漸進過程。1979年11月，鄧小平會見國際友人時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3］(p��231)這是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的第一次，對傳統觀念是一個極大的突破。但這時的認識還局限在社會主義只可以搞一部分市場經濟。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2］的原則和方針。同年12月，這條原則和方針載入了新憲法。1984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前進一步，提出，我們的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12］(p��484)。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徹底打破了長期以來給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戴上的社會基本制度屬性的帽子，指出，搞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是一個很大的思想解放，使大家的思想從長期困擾中解放出來，為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理論和思想上的準備。

根據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一系列論述，江澤民于1992年6月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重要講話中第一次確認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概念，并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新經濟體制。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鄭重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并深刻闡述了這一改革目標的理論原則。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一個立足于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綜合配套的改革方案。

可見，一個理論的形成是很不容易的。創新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要突破傳統觀念，要經歷一定風險，然后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在實踐中取得驗證。在鄧小平的帶領下，我們黨就是這樣，逐步完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重大理論的開創。

（三）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理論的形成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決定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同時，就做出了改革經濟體制的重大決策。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倡導者和總設計師，他說：“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12］(pp��15，603)“改革的意義，是為下一個十年和下世紀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續發展的基礎。”［10］(p��131)他不僅為改革開放提出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同時領導全黨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豐富和完善改革開放的理論，制定了一系列推進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

首先，鄧小平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是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基本手段和基本方式，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社會是在改革中前進的。鄧小平在毛澤東逝世后寫信給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成果，同時認為，指出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就此作深入具體研究，探索用什么方式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他思考的結論是，“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改革就沒有出路”。［10］(pp��237，370)

其次，鄧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就其廣度來說，改革在經濟上主要是兩條，一是所有制從單一公有制到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二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也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然經濟體制改革也進行不下去。就其深度來說，改革不是對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在一定的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10］(p��142)，但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而不能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所以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改革開放的保障。

再次，鄧小平提出了改革的標準——三個“有利于”，即生產力標準改革沒有固定模式，亦不能照搬別國經驗，只能根據自身特點和實際確定改革的具體內容和形式。這就要求有個科學的標準來檢驗改革的成效。這個標準鄧小平最后確定為三個“有利于”，即，“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p��142)這也就是十三大概括的“生產力標準”［12］(p��502)。

此外，鄧小平關于改革還提出過許多其他重要觀點，例如，改革是一場偉大的試驗。既然是一場試驗，就不要把已有的認識固定化，不要墨守成規。他還反復講，改革也是有風險的，但風險中孕育著成功，沒有冒險就沒有成功；另一方面也必須慎重，還要不斷總結經驗，不斷糾正失誤，等等。

總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論，作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體系中的重要理論，是深刻總結以往經驗教訓，在新的實踐中的偉大創造。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后制定的。”［10］(p��234)

此后，以江澤民和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準確把握時代特征，科學判斷我黨所處歷史方位，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集中全黨智慧，以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理論勇氣進行理論創新，先后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系統的科學理論。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路線、發展道路、發展階段和發展戰略、根本任務、發展動力、依靠力量、國際戰略、領導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問題上取得了豐碩成果，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又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這表明我們黨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不斷豐富和發展，指導思想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斷深化、日趨成熟，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理論高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

綜上所述，新中國成立后60年多的歷史是一個整體，要把握歷史的連續性和整體性。頭30年與改革開放新時期是緊密聯系的。這60多年中，發展最快、最健康的是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但歷史不能割斷，這30多年的發展與前30年的發展分不開。前30年，雖歷經挫折，但整個看來成績是主要的，為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制度的和物質的基礎，提供了許多正反兩方面經驗。正因為有這些正面經驗可以繼承，有這些反面經驗可供鑒戒，才能有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發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正是在深刻反思前30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才創造性地解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才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1］

［參引文獻］

［1］《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第1版。

［2］《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00頁。

［4］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5周年暨總結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頁。

［5］《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

［6］《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頁。

［8］《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

［9］胡錦濤：《發揚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努力奮斗——在五四運動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9年5月5日，第1版。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頁。

［11］《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頁。

［12］《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