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徹執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必須正確處理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關系，以及統一戰線中統一和獨立、團結和斗爭的關系。然而，在黨內的一些人中，對這些重大問題還缺乏清醒的認識。

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之后，共產黨內的右傾思想開始出現，并對實際工作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影響。其主要表現為：對國民黨的壓制和干涉政策的無原則的遷就讓步；過分相信國民黨，傾向于把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一切活動公開化；個別地區的紅軍部隊因對國民黨的反共陰謀喪失警惕，以致在改編時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繳械；軍隊中個別人員以受國民黨政府的委任為榮，不愿嚴格接受黨的領導；少數人主張在國民黨尚未改變其一黨專政的情況下，共產黨可以參加國民政府；有的人對國民黨特務在根據地進行破壞活動不敢進行堅決斗爭，等等。針對上述傾向，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強調指出，必須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堅決執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認清國共兩黨兩條不同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否則就不能正確地領導抗日戰爭。報告提出在黨內、在全國都必須反對投降主義的任務。在黨內，要反對引導無產階級去適合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不徹底性的投降主義。在堅持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的同時，必須在一切統一戰線工作中實行獨立自主原則。在全國，要反對引導中國去迎合日本帝國主義利益的民族投降主義。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就是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右翼集團——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只有堅持獨立自主，反對投降主義，才能保存原有的陣地，特別是要發展新的陣地。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這樣，中共中央在實際工作的指導上，已經對以上右傾錯誤傾向進行了必要的批評和糾正。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同陳云、康生一起從蘇聯回國到達延安。王明在蘇聯時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并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1937年8月1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召開專門會議，討論中國抗戰形勢和中共的任務。季米特洛夫在會上說明：中國共產黨面臨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而黨內的狀況很特殊，中國紅軍是一支農民軍隊，黨內工人的比例很小。他擔心中國共產黨能否適應新的環境和新的任務。他認為，“必須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國際形勢的人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看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比較弱小，中國的抗戰要依靠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應竭力促成在國民黨政府基礎上的全國的團結統一，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不要提誰領導誰的問題，而應運用法國共產黨關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和“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經驗，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王明被派回國，正是為了貫徹共產國際的上述“新政策”。王明回國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王明回國時，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已齊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首先，由張聞天作《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王明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他講了要堅持抗戰、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正確意見，但重點是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的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他認為，過去對國民黨的根本轉變認識不夠，對國民政府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作用，以及對國民革命軍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軍的作用估計不夠；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民生問題，沒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沒有采取“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工作方法。他認為，應有統一的群眾組織和統一領導的群眾運動，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限制，要到國民政府去立案，爭取合法；他不同意公開批評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認為這樣的提法太尖銳，使人害怕。他不贊成關于國民黨營壘有左、中、右三種不同勢力的提法，認為只能以抗日或親日為標準；也不贊成國民黨和共產黨誰吸引誰的提法，認為不應空喊領導權，不應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他指名批評劉少奇在《抗日游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一文中所提的要求過高、過多，認為不應提改造舊政府機關，在山西等地區仍應維持舊縣政府和舊縣長，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于王明說他的報告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這就使得許多與會者產生盲目的信賴，一時不能明辨是非。許多人根據王明提出的很多錯誤的或片面的觀點，檢查總結過去統一戰線工作的得失，承認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12月11日，毛澤東在講話中，對獨立自主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國民黨營壘左、中、右的不同傾向，國共兩黨誰吸引誰，群眾救亡運動中的遷就主義，統一戰線中“和與爭”的對立統一，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必要性等問題，作了有針對性的闡述和進一步的解釋。張聞天、劉少奇等也闡明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這時，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強調中國各民族團結、國共兩黨團結和中國共產黨全黨團結，這些方面同中共中央是沒有分歧的。但是在如何實現團結抗日，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是存在分歧的。在保持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方面，意見是一致的，而在如何堅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方面則存在分歧。這次會議沒有展開對這些分歧的討論，也未就王明的主張形成決議。會后，中共中央仍按照原來的方針進行工作。

這次會議通過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和近期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增補王明、陳云、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決定由周恩來、王明、秦邦憲、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會后，王明等即去武漢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工作。

王明到武漢后，開始在實際工作中貫徹他的錯誤主張。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在強調鞏固國共兩黨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確的，但未能把握統一戰線中聯合與斗爭的辯證統一。這個宣言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原則的問題上，實際上是從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所確定的目標后退了。在這一時期，王明發表的《挽救時局的關鍵》等文章，提出了許多對國民黨無原則遷就退讓的錯誤觀點。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在軍事問題上，他指望通過外援，組建幾十個有新式武器裝備的師團，作為全國軍隊的骨干；他完全脫離實際地提出全國抗日部隊“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和“統一作戰行動”的主張。2月28日，毛澤東在會上發言，著重講了軍事問題。他認為要充分認識戰爭的長期性。國民黨的腐敗和共產黨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國幫助日本多于幫助中國，蘇聯對中國也不能有更大的幫助，這些情況，造成中國抗戰的長期性。他強調，堅持抗戰和爭取抗戰的勝利，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為此，要在將來戰爭發展過程中創造許多抗日區域，如陜甘、綏遠、山西、山東、鄂豫皖、湘鄂贛、皖南等，形成敵我之間的包圍和反包圍。在這種情況下，“分割指揮，更便于發展”。至于創造新軍隊，主要方向是從游擊隊創造出大兵團，晉察冀軍區便是好例，過去紅軍就是由許多小隊伍擴大起來的。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歷史決定了國共兩黨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是有經驗的。他們目前需要兩黨合作，但又怕我們發展；要利用共產黨與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產黨與民眾的力量。目前階級斗爭的形式更復雜了。”他說：“發展統一戰線只與國民黨談判是不夠的，必須用強大的民眾力量來推動統一戰線的發展。”他贊同毛澤東的意見，主張大力發展黨的力量，大力開展民眾運動，創造各個地區的根據地。

會后，王明回到武漢，將自己的錯誤主張寫成《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等文章，在《群眾》周刊上公開發表。他不重視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政治局會議上其他領導人提出的正確意見，繼續把工作重點放在大城市和同國民黨上層的關系上。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確定華中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武裝民眾，準備與發動游擊戰爭，有計劃地建立幾個基干游擊隊與游擊區”，并強調動員住在武漢的鄂豫皖三省的大批學生、失業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回到鄉村，領導抗日游擊戰爭。為此目的，武漢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損失亦不應顧惜。但是王明沒有認真執行中央的上述部署，沒有積極組織力量向華中敵后地區和廣大農村開展工作。

總之，王明從蘇聯回國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傾錯誤觀點。他的右傾錯誤的主要表現是：政治上，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影響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在軍事上，對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的作用認識不足，不重視開展敵后根據地的斗爭；在組織上，不尊重、不服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

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為顧全中央的團結統一，沒有立即對王明提出批評。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人才”等問題，說明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系的情況，以使共產國際更多地了解中國的實際和中共的政策，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援。1938年4月14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工作與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17日，他在共產國際會議上對報告大綱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任弼時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困難和障礙，來自國民黨的“自大主義”和對共產黨的“仇視觀念與成見”；從國內戰爭中成長鍛煉起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仍然保持了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有優良的政治工作傳統和群眾工作、軍事工作活動，有豐富的游擊戰與運動戰的經驗，盡管武器比較落后，但憑借政治覺悟和熱情、戰術上的靈活機動、同人民群眾的密切關系，能夠克敵制勝；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將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領導和推動作用。任弼時的報告和口頭說明，對共產國際正確認識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經過認真討論后，通過《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決議案明確指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聽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的報告以后，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復雜和困難的條件之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之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的侵略。”“共產黨員應該運用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軍隊后方繼續開展游擊運動，要以光榮的八路軍在山西的活動區域為模范，去幫助建立許多游擊運動的根據地。”決定進一步指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聲明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

1938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王稼祥回國，由任弼時接替其工作。7月初，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見他和任弼時時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

8月初，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毛澤東、張聞天、王明、周恩來等出席。會議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是朱德、毛澤東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毛澤東先后兩次發言，強調黨內團結，并論述了統一戰線中統一與斗爭的辯證關系。周恩來、朱德分別作了關于中共中央代表團的工作報告和八路軍工作報告。

共產國際指示和這次政治局會議，進一步統一了中央領導層在重大政治、組織原則方面的認識，維護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的團結一致和統一領導。這為堅持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糾正抗戰初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創造了有利條件；對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做了重要的準備。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