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抗戰初期，國民黨對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在政治上，也有了一些進步的表現，同共產黨的關系有所改善，對群眾的抗日運動有所開放，全國出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氣象。但是，國民黨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一黨專政的基本立場，對共產黨和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存有諸多疑嫉。國民黨統治集團害怕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越出自己的控制，尤其害怕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壯大，會危及自己的統治地位。它所推行的是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這條路線不可避免地要給抗戰帶來很多困難和障礙。為了爭取抗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以多種方式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建議和方案，希望能夠影響、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改變政策，真正實行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和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組織動員全國民眾，實現全面抗戰。

南京失守前夕，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機關大部西遷武漢。武漢成為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在武漢組織長江局，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發展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運動。同時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的聯系和談判，繼續推動國民黨的改革和進步。不久，兩個組織合為一個，對內為中共中央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王明、周恩來、項英、秦邦憲、董必武、葉劍英、林伯渠為成員，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長江局領導云南、貴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河南等省以及東南分局和新四軍的黨的工作。長江局成立后，迅速恢復和建立各地黨組織，大量發展黨員，積極領導以武漢為中心的抗日救亡運動。長江局除設組織部、宣傳部和黨報委員會外，還有民運部，并先后建立了職工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委員會，負責領導各方面的群眾救亡工作。在武漢，出版公開的黨報黨刊即《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及其他抗日書刊，開展廣泛的宣傳活動。同時，完成新四軍的組建工作，指導新四軍出動到皖南、蘇南和皖西抗日前線。在湖北的七里坪、湯池和河南的竹溝舉辦訓練班，為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培養一批干部，并在敵后地區組織起幾支抗日游擊隊。在長江局的動員組織下，大批青年積極參加抗日斗爭，僅河南就有1萬多名城市工人、學生、革命知識分子到鄉村開展救亡工作，參加抗日游擊戰爭。長江局還向延安輸送了一大批知識青年。總之，長江局為開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也為發展華中的敵后游擊戰爭做了相當的準備。

長江局還代表中共中央開展對國民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的統一戰線工作，負責與國民黨當局繼續就加強兩黨關系問題進行談判。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國共合作應當有固定的組織形式，國共兩黨應當協商，正式公布共同綱領，并提出加強合作的具體建議。開始，蔣介石表示同意成立兩黨關系委員會，并起草共同綱領。但國民黨統治集團總是不愿放棄一黨專政，力圖通過合作來“溶化”和取消中國共產黨。因此，國共雙方在談判過程中草擬的共同綱領草案雖于1938年春完成，卻被國民黨中央長期擱置。兩黨關系委員會的工作也陷于停頓。這兩個問題始終未能獲得解決。

但是，在全國抗日高潮的影響和共產黨的推動下，在全國人民及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呼吁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某些諾言，采取一些改革措施。

1938年1月，國民政府決定改組軍事委員會，主要是按照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伐軍的經驗設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領導大權固然是由蔣介石嫡系的有力人物掌握，但也邀請周恩來、黃琪翔(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任副部長，郭沫若任掌管宣傳工作的第三廳廳長。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是為了鞏固國共兩黨在軍事上以及政治上的聯合，推動國民黨軍隊的改造，并便于對國民黨的各個派系開展統一戰線工作。4月1日，第三廳正式組建成立。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第三廳團聚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運動的進步文化工作者。他們廣泛深入地進行救國宣傳，推動抗戰文化工作的發展，并開展對敵、對國外的宣傳。此時在武漢成立的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全國歌詠協會和全國戰時教育協會，都是以共產黨員為領導核心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這些協會的部分領導人，同時擔任第三廳下屬機構的領導職務。第三廳還以政府的名義，大力協助各協會沖破國民黨對民眾運動的統制政策，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第三廳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抗日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陣地。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3月25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加強國共合作，繼續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須發布以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為基本原則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作為動員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目標。在這一綱領下，遵照孫中山先生聯共的精神，建立一種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中共中央要求國民黨繼續改善政治機構，整頓地方政府，洗刷貪官污吏。這次會議通過的《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雖然在堅持抗戰和開放民主方面，接受了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一些合理要求，但卻沒有包括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關于實行民主、改善民生等許多重要主張，而且有不少內容不過是好聽的諾言，根本不打算實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例如綱領也說要發動全國民眾，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其實是要統制和包辦民眾運動。事實上，在通過這個綱領的前后，國民黨當局在上海、西安、武漢等地壓制群眾的抗日活動，解散了許多群眾組織起來的很有影響的抗日團體。

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國民參政會有各黨派的成員參加，國民黨占大多數。它既不是各黨派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機關，而是一個建議、咨詢性質的機構。國民政府以“文化團體代表”的名義，邀請共產黨員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七人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的發布和國民參政會的設立，表現了抗戰初期中國政治的某些進步，以及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國民黨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有條件地接受了共產黨和各抗日黨派的一些主張，因而它在這一時期的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這些進步的方面，得到了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贊同和支持。但是，國民黨政策的轉變是很不徹底的。它始終不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沒有正確地解決國共合作的共同綱領、組織形式等重大問題，因而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嚴重障礙。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