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此時正是大革命的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但是，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并沒有承擔起挽救革命的重任。

會上，陳獨秀代表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長達六個小時的《政治與組織的報告》。報告中涉及了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既沒有正確總結教訓，也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略，反而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

會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以及農民土地、武裝斗爭等問題。會上他向代表們分發了此書。代表們同意瞿秋白書中的觀點，批評了陳獨秀、彭述之的錯誤。陳獨秀在會上也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但是，大會對這方面的討論不夠。此外，大會對陳獨秀錯誤的內容和性質，以及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錯誤也缺乏應有的認識。

大會通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已經背叛，中國革命已經發展到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民主獨裁”的階段，“應該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權之綱領去號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使革命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決議一方面把蔣介石的叛變看作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從而混淆了民主主義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衛、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漢政府當作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他們仍抱有很大幻想，對其公開叛變革命的嚴重危險缺乏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精神準備。

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雖然肯定“將耕地無條件地轉給耕田的農民”的土地革命原則，卻把實現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給武漢國民政府。實際上，中共中央在土地問題上采取妥協遷就的態度，使中共五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成了一紙空文。此時，最緊迫的問題是組織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軍隊。但是，大會并沒有認真討論軍事問題，更沒有在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認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裝力量為支柱的武漢國民政府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就能夠實現大會規定的任務。

中共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僅半個月這樣一個非常時刻召開的。全黨上下最焦慮、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嚴峻復雜的局面，如何從危難中挽救革命。這次大會雖然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確原則，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沒有提出有效具體的措施，這樣自然難以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