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當時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沒有預見到汪精衛要叛變，五月指示不是給我黨發出的“危險信號”。在斯大林看來，許克祥、夏斗寅、朱培德的叛變僅是個別將領的問題，汪精衛是要革命的。他們認為，從武漢國民黨的階級性質來看，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從武漢國民黨的當前作用和發展前途來看，蔣介石的叛變把國民黨領導核心向左推移了，武漢政府成了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從革命發展的階段來看，當時中國革命仍然處于“國民黨階段”，企圖跳過這個階段是很危險的，因此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根本方針是“國共合作”，反對退出武漢政府和國民黨。

其次，關于武裝工農。五月指示說：必須立即開始建立由革命工農組成的、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8個師或10個師，這將是武漢在前方或后方用來解除不可靠的部隊的武裝的近衛軍。這說得很清楚，武裝工農的目的是為國民黨政府建立近衛軍，而顯然不是要中國共產黨組織自己的軍隊以防止國民黨叛變。斯大林在這年5月13日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講，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要使軍隊成為武漢革命政府的柱石。退一步說，即使當時共產國際“武裝工農”的指示是要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武裝力量也是根本辦不到的，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器甚至木棍都被收繳了，還怎能在保持“合作”的條件下建立武裝?

再次，關于土地革命。五月指示說得很清楚，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國共合作”，是在武漢國民政府的領導下開展土地革命，以“不過火”來保持“合作”，而不是要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進行土地革命，擴大農民運動的聲勢使汪精衛不敢叛變。這也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武漢國民政府根本反對農民的土地革命運動，這個矛盾是無法調和的。要搞土地革命，必須有革命武裝做保證，否則，即使是“從下面實際奪取土地”，一旦國民黨叛變，我們也毫無辦法。另外，要進行土地革命必須有符合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一套辦法，否則只能是寫在紙面上。

最后，關于改組國民黨和懲辦反動軍官。五月指示說：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些老領袖害怕事變，必須吸收更多的工農領袖人物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使“老頭們”堅定起來或變成廢物；要組織不是共產黨員的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這兩項內容的前提已不是國共合作，而是共產黨力量強大到足以任意處置國民黨了，想改組就改組，想懲辦就懲辦，而實際上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中從未占過優勢，是根本不可能做到這兩項的。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