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紅軍大學》

當全國抗日戰爭即將來臨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積極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好抗戰準備的同時，還為系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努力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思想理論建設，做了大量的工作。

自瓦窯堡會議確定“為擴大與鞏固共產黨而斗爭”的方針后，黨的組織有了明顯的擴大。冒險主義、關門主義錯誤受到初步批判，全黨對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認識逐漸趨于一致。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工作也有新的發展。對黨內矛盾的解決，改變了過去“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做法，雖然還沒有使用“治病救人”這樣的語言，但實際上已采取這種方針來團結犯過嚴重錯誤而愿意改正的同志，繼續讓這些同志參加中央和各級的領導工作。

中共中央特別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提高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武裝全黨，清除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影響，以便使黨能夠在國共合作抗戰的復雜環境中，正確地解決各種問題。毛澤東大力進行理論研究工作，著重從思想路線的高度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他在1936年底至1937年夏，先后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實踐論》、《矛盾論》等重要論著，并就其內容在紅軍大學(1937年1月改稱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了一系列講演。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斗爭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在這一著作中，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從中國社會和敵我雙方的基本情況出發，系統地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他指出，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又經過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敵人強大，紅軍弱小，有共產黨的領導和實行了土地革命。這些特點既規定了中國紅軍可能發展和勝利，又規定了它不可能很快發展和勝利，戰爭是持久的。戰爭形式主要是“圍剿”和反“圍剿”、進攻和防御的長期反復。只有在反“圍剿”中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發展紅軍，才能最后取得勝利。依據這些特點，紅軍的戰略戰術原則應該是：在戰略上，采取積極防御的方針；在作戰上，當強大的敵人進攻時，一般應實行戰略退卻，保存實力，準備反攻；在戰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戰，戰則必勝，并不失時機，連續再戰；要集中兵力，以運動戰為基本作戰形式，力求打殲滅戰；實行戰略上的持久戰與戰役戰斗上的速決戰，等等。

毛澤東把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到軍事科學上來，明確指出，軍事家必須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的行動，戰勝當前的敵人。戰爭的勝敗既決定于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等條件，又決定于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毛澤東還強調研究和掌握特殊的戰爭規律的重要性。他指出，任何一個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必須懂得中國革命的特點和特殊的規律，懂得從這些特點產生出來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那些“左”傾教條主義者把紅軍對國民黨軍隊的作戰，看作與一般戰爭或與蘇聯內戰相同，機械地照搬一般戰爭經驗和蘇聯軍事指導原則，就不能不招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以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戰爭的戰略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科學。毛澤東結合戰爭勝敗的經驗，對于主觀和客觀的關系、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的關系、戰爭的攻守和進退等種種辯證規律的論述，超越軍事科學的范圍，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這是一部通過軍事科學的論述而深入到哲學領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

《實踐論》著重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方面，徹底批判黨內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揭露其對中國革命事業造成的危害。《實踐論》根據人類的生產實踐、階級斗爭實踐，特別是中國革命斗爭實踐的事實，系統地闡明人的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指出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除此以外，再沒有第二個標準。《實踐論》深刻地論證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提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它們在認識論上卻有相同之處，“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

《矛盾論》全面地論述了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對立統一法則。毛澤東根據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結合黨在北伐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中的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逐一地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問題。《矛盾論》在闡述矛盾的普遍性之后，著重研究和闡述矛盾的特殊性。毛澤東指出：很多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對具體事物不作艱苦的認真的調查研究，不懂得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而把一般真理變成純粹抽象的公式，到處硬套，結果就不能不摔跤。

《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著作，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規律，作了系統的精辟的發揮，科學地論述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這兩篇著作既是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卓絕的斗爭實踐經驗的哲學概括，又是對中國共產黨批判“左”右傾錯誤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哲學總結。它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統地論述了黨內同志犯錯誤的思想認識根源。這對于提高黨的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也是一個杰出的貢獻。

毛澤東在反對“左”的和右的錯誤的斗爭中，集中全黨智慧，發展了適合于中國具體情況的革命的理論和政策；正確地解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問題；進一步發展人民戰爭的思想，闡明了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系統地論述了黨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等等。這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最重要的成果。

黨在加強思想理論建設的同時，還注重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按照瓦窯堡會議的精神，黨克服關門主義，注意發展黨員，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使黨的組織和黨員隊伍得以發展壯大。到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前夕，黨員已發展到4萬多人。

黨的各方面建設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為中國共產黨在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并牢牢掌握政治上的主動權，爭取抗戰勝利為人民的勝利，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堅實基礎。

從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是中國共產黨在極端艱難曲折的斗爭中發展并達到成熟的重要時期。

在這十年期間，黨經歷了兩次歷史性的轉變。第一次是由北伐戰爭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其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頑強戰斗，終于使革命事業恢復和發展起來。第二次是由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由于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正確領導，從而勝利地完成了長征，并在西安事變、特別是在全國抗戰爆發后最終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掀起了抗日民族戰爭的高潮。兩次歷史性的轉變表明，中國革命面臨的敵人是非常強大的，同這樣強大的敵人斗爭不可能一舉成功。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是曲折而艱難的。同時也表明，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的的中國共產黨人，有能力有智慧克服種種艱難險阻，包括來自黨內的右的和“左”的錯誤的干擾，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道路，將中國革命引向勝利。

在這十年期間，各革命根據地人民群眾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國民黨當局為了撲滅革命的烈火，對各根據地發動規模一次比一次更大的軍事“圍剿”，并對各根據地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根據地人民群眾克服困難，以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紅軍戰爭，保衛和建設根據地。他們不怕犧牲，前仆后繼，以鮮血和生命捍衛著紅色政權和土地革命的成果。他們把最優秀的兒女送到紅軍中去，其中許多人為革命、為人民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如在中央根據地瑞金縣24萬人口中，就有4.9萬人參加革命，3.1萬人參加長征，犧牲在長征途中的就有1萬余人。興國縣23萬人口中，參加紅軍的有8.5萬人，犧牲在長征途中的有1.2萬余人。尋鄔縣只有8萬人口，有2.5萬人參加紅軍，留下姓名的烈士有7700余人，被國民黨反動派斬盡殺絕的有近千戶。當各路紅軍長征后，原南方各根據地的人民群眾，承受著親人離別的極大悲痛，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報復，繼續給留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以有力的支援。各根據地人民群眾為中國革命作出的無私奉獻和重大貢獻，將被歷史永遠銘記。

在這十年期間，中國革命得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支持與幫助，但也有著深刻的教訓。歷史經驗證明，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原則，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反對來自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和共產黨內連續出現的“左”、右傾錯誤，依靠群眾，建立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游擊戰爭，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獨創性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初步解決了有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和前途等問題；初步解決了農民土地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武裝斗爭問題、統一戰線問題，等等。這樣，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毛澤東思想就在中國共產黨人異常艱苦的革命實踐和理論創造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在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所寫的許多理論著作和黨的許多決議，又使毛澤東思想得到進一步展開。這就為實現全民族抗戰和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保證。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