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理論指導失誤密切相關。

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作過一系列決議和指示。就目前能見到的而言，均未提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的理論。相反，他們認為“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中國的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提出，“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于中國。因中國并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1924年6月25日，鮑羅廷與謝持、張繼談話時說：“第三國際認定中國革命只能用國民黨黨綱，不能用他種主義。”“中國國民黨宗旨最適用，中國尚可以用一百年”。當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中共代表團不同意宣言中的某些條文時，鮑羅廷轉達了莫斯科的決定：“國民黨作為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體現，必須取得政權。”斯大林強調不能越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階段”。布哈林也明確地說：中國革命開始時，在某一個階段，資產階級是領導力量，這是事實。這個階段在中國由于社會力量的特殊組合和帝國主義的特殊作用而長得多。類似的言論還可以列舉很多。在此思想指導下，共產國際當然不可能對中國革命的新民主主義性質及其規律有正確的認識。他們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就是這種錯誤理論的必然產物。雖然共產國際也曾多次指示中國共產黨要力爭在民主革命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但這種領導權有兩個缺陷：第一，它是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相脫離的所謂政治領導權，即是以共產黨正確的綱領、路線、政策去影響國民黨，使之更好地進行國民革命；第二，這種領導權要通過國民黨來實現，即共產黨能否實現領導作用，決定于國民黨的態度，受國民黨的制約。兩個缺陷本質是一個，用鮑羅廷的形象語言說，現在是共產黨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候。共產國際用這一理論指導中國革命，革命的結果將不可能是非資本主義前途的。

共產國際指導思想的失誤，對年幼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中共二大的宣言中可以看出“二次革命論”的端倪，中共三大宣言則更明確地說：“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須知，此時的國民黨還是國共合作前的國民黨，說它處于國民革命的領袖地位，其實就是承認資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袖。陳獨秀1923年撰寫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的兩篇文章，明顯地打上了共產國際思想的烙印。這期間，中共對國民黨的三次大退讓，共產國際代表不能辭其咎。陳獨秀一再反對共產黨包辦國民黨的工作，放棄掌握政權和發展武裝，從根本上說就是這種指導思想的反映。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除了他自己思想認識上的原因而外，共產國際理論指導的失誤亦是重要原因。就中共全黨的認識水平而言，除毛澤東、鄧中夏等極少數同志曾對“二次革命論”表示疑義，并初步論述了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外，多數同志還在共產國際錯誤思想的束縛之中。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