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早日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

為了實現這個任務，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黨內發出《中央關于蔣介石釋放后的指示》，指出：為達到抗日的目的，必須“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自己所許諾的條件”；改革國內政治；擴大與鞏固紅軍，鞏固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與紅軍的團結，使陜甘兩省首先成為抗日的根據地，等等。

12月28日，針對蔣介石12月26日在洛陽發表的歪曲西安事變真相的所謂《對張楊的訓詞》，中共中央發表《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批評蔣介石歪曲事實真相，要求他“不打折扣”地履行自己的諾言，并嚴正指出：“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卷蔣氏以去�！�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機關由保安遷到延安。

同年2月10日，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中國共產黨發表《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向國民黨提出五項要求，即：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電文指出，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愿意作出四項保證，即：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五項要求是積極的合理的，是一切主張抗日的人們所贊成的。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重大讓步。這個讓步是必要的。有了這樣的讓步，才能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才便于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種讓步又是有原則的：第一，國民黨必須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的政策，同時共產黨取消兩個政權敵對的政策。第二，在特區和紅軍中必須保持共產黨的領導，保持工農已取得的權利；在國共兩黨關系上必須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的自由。超過這種限度則是不利于團結抗日的。

這個電文發表以后，得到廣大愛國人士的贊同，也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對親日派的斗爭。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贊成共產黨的建議，在2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恢復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案，呼吁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聯合抗日，反對汪精衛提出的堅持“剿共”方針的政治決議草案。這次全會雖然還沒有制定出明確的抗日方針，沒有檢討國民黨過去政策上的錯誤，但確定了和平統一、修改選舉法、擴大民主、釋放政治犯等項原則；雖然還沒有根本放棄反共立場，但提出的談判條件與共產黨所提出的條件在原則上是接近的。這表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

為了敦促蔣介石履行他在西安事變中承諾的六項條件，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決定應蔣介石在1937年1月間發出的邀請，派代表直接同國民黨代表進行談判。從同年2月開始到7月全國抗戰爆發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以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舉行多次談判。在2月、3月的西安和杭州談判中，周恩來等以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為基本指導原則，主要圍繞著國共合作問題、紅軍改編問題、陜甘寧邊區的地位問題、停止進攻西路軍和南方游擊根據地的中共軍隊問題，同國民黨代表進行了商談。蔣介石在談判中的基本企圖是首先把共產黨、紅軍和陜甘寧邊區置于國民黨控制之下，不許共產黨有獨立性，不許人民革命力量發展。他的真實目的，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產黨的力量。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等反復強調：為了真正實現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國民黨應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和獨立性；紅軍改編為三個師，朱德仍繼續任總指揮；陜甘寧行政區保持完整，不容分割；國共合作須先確定共同綱領；立即命令馬步芳、馬步青等國民黨軍隊停止對西路軍的進攻，送還被俘人員，等等。由于蔣介石缺乏誠意，談判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