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將抗日反蔣方針改為逼蔣抗日方針，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決定的。

1935年華北事變后，面對日本的步步進逼，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蘇聯牽制日本，為此南京政府與蘇聯的關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軍事力量消滅共產黨為主的方針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幟，以極苛刻的條件同共產黨談判，以達到“溶共”的目的。所以，從1935年冬開始，國民黨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國共產黨人接觸。

1936年2月，董健吾(化名周繼吾，中共秘密黨員，公開身份為牧師)受宋慶齡的派遣，帶著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與赴陜北向中共中央匯報同南京談判情況的共產黨員張子華一起，到達陜北瓦窯堡，向中央遞交密信，匯報情況。中共中央對此十分重視。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在致博古并轉董健吾的電報中，提出同國民黨談判的五條意見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這五條意見是：(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上述意見，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聯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礎。同月，劉長勝帶著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和《八一宣言》等文件，從蘇聯回國到達陜北。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晉西會議專門討論了同南京政府談判的問題。4月9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首次公開把國民黨列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對象。5月5日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其為蔣介石氏。這實際上是公開宣布黨的抗日反蔣政策已開始向逼蔣抗日政策轉變。

這時，由于蔣介石沒有聯共抗日的誠意，所以國共兩黨雖然進行了秘密接觸，但談判并沒有結果。

1936年上半年，蔣介石仍集聚重兵企圖“圍剿”陜甘根據地和紅軍。但在日本侵略勢力步步深入華北，支持偽蒙軍向綏東、綏北逼進的形勢下，國民黨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來越發展，英國、美國同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擴大。國民黨內親英美派和親日派之間的裂痕逐漸增大。對于中日外交談判，蔣介石不再親自參與，而交由外交部長張群辦理，并且主張在談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蔣介石不放棄同日本談判，固然表明他還沒有抗日的決心，但日本畢竟沒有能從這個談判中得到任何它想要得到的東西。日本要求南京政府簽訂承認“滿洲國”的協定，也被擱延下來。

1936年6月，發生了兩廣事變。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廣州召開會議，發表通電，并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蔣。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其北上抗日的要求，并派共產黨員與之聯系訂立抗日救國協定問題；同時，提出和平解決兩廣事變，以利抗日救國的建議。6月初，兩廣事變的發動者聯合出兵湖南。蔣介石收買陳濟棠的部下余漢謀、李漢魂，迫使陳濟棠于9月下臺。李宗仁、白崇禧繼續與南京對抗，其后由于蔣介石同意桂方的和平方案，才停止了行動。這個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已經進一步影響到國民黨的內部關系，如果蔣介石不在對日政策上改弦更張，國民黨營壘內部將發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7月10日，為解決兩廣事變引起的問題，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表示：“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后犧牲的時候”。這個講話比1935年11月他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中所說的“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已有所前進。

從1936年8月初開始，日本指使它在內蒙古制造的傀儡軍政府先后出兵進攻綏東和綏北地區。國民黨軍隊將領傅作義率部進行抵抗，擊潰日、偽軍的進犯，11月、12月先后收復百靈廟和大廟等地。這對全國人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全國各地掀起援綏抗日的熱潮。毛澤東、朱德致電傅作義，對于他“孤軍抗日，迭獲勝利”表示祝賀和聲援。

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實際上已經不可能繼續執行他幾年來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如果繼續那樣做，既不符合他所依附的英、美等國的要求，也不能阻止國民黨內某些派系利用抗日的旗幟來反對他的統治，他和廣大人民的對立也將會越來越尖銳。從保存自己的統治地位著想，他不得不改變幾年來對日的妥協政策。對于共產黨和紅軍，蔣介石雖然仍堅持“剿滅”的政策，但同時又繼續進行秘密談判。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后，南京政府很快提出新的國共談判的四個條件，即：軍隊統一編制、統一指揮，取消工農紅軍名義；政權統一，取消蘇維埃政府名義；容納各派，集中全國人才；共產黨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政策。

與此同時，由蘇聯回國的潘漢年到達保安，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匯報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不同意把反蔣、抗日口號并提的意見，以及他回國后在上海、南京同國民黨聯絡的情況。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我們愿意與南京談判，現在還是這個方針。在今天應該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承認統一指揮、統一編制。在許多策略方面有所改變，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實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現在已不合適，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

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指出：“我們認為，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論是不對的。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要真正武裝抗日，還必須有蔣介石或他的絕大部分軍隊參加”。為此，應采取的方針是：“停止紅軍與蔣介石軍隊間的軍事行動，同蔣軍達成聯合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具體協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首長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立即開始停戰談判和簽定共同對日作戰協定的建議。”

根據形勢的變化，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并轉全體國民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信中強調：“只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

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當前全國全民族淪亡慘禍的絕大危險之所以迫在眼前，完全是由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的錯誤政策所招來的。信中承認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對于“和平的絕望時期”和“犧牲的最后關頭”的解釋“較之過去是有了若干進步”，并表示“誠懇的歡迎這種進步”；同時也坦率地指出，蔣介石的這種解釋依然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他還是認為現在尚未到最后關頭，因而“依然不愿提出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任務，依然拒絕了立即發動神圣的抗日戰爭”。

這封信說明，中國共產黨確認集中與統一全國的救國力量是完全必要的，并且指出，全國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救國的集中統一，而不是媚外殘民的集中統一。信中鄭重申明：“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信中表示：我們“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并愿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

在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信發出以后，毛澤東于9月間分別致書宋慶齡、蔡元培、邵力子、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蔣光鼐、蔡廷鍇等，請他們閱覽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信，并希望他們利用各自的資望和地位，積極響應和推動統一戰線的組成。周恩來也先后致書曾養甫、陳果夫、陳立夫、蔣介石、胡宗南、陳誠、湯恩伯等，反復陳述“大敵在前，亟應團結御侮”的道理，望蔣介石等“從過去之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這時，國民黨內忠于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宋慶齡、何香凝等，向國民黨領導人提議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國共合作問題。許多國民黨上層人物也表示贊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為了使全黨了解放棄反蔣口號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黨內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指示中明確提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決議指出：“國民黨南京政府內外政策的搖擺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與其各派間關于抗日問題上的爭論，明顯的表示出他現在是在動搖的中間。”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繼續進攻，抗日救亡運動繼續發展，國際形勢發生新的變動等條件之下，“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縮小以至結束其動搖地位，而轉向參加抗日運動的可能”。因此，“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是實行全國性大規模的嚴重的抗日武裝斗爭之必要條件”。同時，決議也指出：“在目前說來‘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依然是澈底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主要的危險。”

中共中央的上述兩個文件提醒全黨，為了逼蔣抗日，推動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還必須進行艱苦的斗爭。為此，必須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妥協、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絕不應放松對他們的一切違反民族利益的錯誤政策的嚴厲批評和斗爭。在進行上層統一戰線的時候，必須吸收千百萬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群眾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以形成抗日救國的雄厚力量，否則，不能推動與逼迫其上層分子和當政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擴大與鞏固共產黨，保障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和內部的團結一致性，則是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得到徹底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